第十七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3）
第十七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3）
岁月留痕
我何尝每天按时起床？天晴天阴
于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了时间岂不是正合吾意吗？那么当然是因为骤然离别了一个亲切的伴侣了。但是我向来对失落任何东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皱眉，何以对这嘀嗒不休的闹钟倒会眷恋起来呢？聚散之理自觉早已勘破，然而在实际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极细微的人之常情，智慧者也就不仅是可悲的玩物，简直真是烦恼之根了。
学读书
教我读书识字的开蒙老师是大嫂，实际上教我读没写成文字的书的还是我的两位母亲。
大妈识字，大概不多。她手捧一本木版印的线装书看一会儿，这是极其稀罕的事。她看的书也是弹词。多半时间是半躺在床上，常要我给她捶背。或者自己坐在桌前玩骨牌，“过五关，斩六将”，看“酒、色、财、气”，一玩一上午。身体精神特别好时，她会叫我坐在她腿上，用两手拉着我的两手，轻轻慢慢一句一句说出一首儿歌。是说出或者念出，不是唱出，那不能算唱，太单调了。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小妞，抱猫来，叽里咕噜滚下来。”
我跟着一句一句学。什么意思，她不讲，我也不问。
妈看到大妈这样喜欢我，很高兴。在我跟着她睡的自己房间里，她也轻轻慢慢半说半唱教我。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她不认识字，怎么会背这首古诗？是我父亲教她的？还是她听来自己学会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只是跟着她像说话一样说会了这四句诗，也不知道这叫做诗。
大嫂教我《三字经》时，她不看着书，和大妈、妈妈一样随口念出，用同说话一样的腔调，要我跟着学。我以为书本就是这样说话的，不同的只是要同时认识代表每一个音的字。这有什么难？大嫂用手按住教的两句，只露出指缝间一个字，问是什么。我答对了。不久，她又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了许多张方块纸片，一面是楷书大字，另一面是图。这是“看图识字”，都是实物，也有动作，正好补充《三字经》所缺少的。像“人之初”的“之”字画不出来，好像是没有，也许是有字没有画，记不得了。
每天上午大嫂在房里非常仔细地做自己的美容工作，我坐在桌边读书认字，看着她对镜子一丝不苟地整理头发，还刷上一点“刨花水”，使头发光得发亮。还用小粉扑在脸上轻轻扑上点粉，再轻轻抹匀，使本来就白的脸更显得白。那时大哥还在北方，不在家里，她又不出门，打扮给谁看？是自然习惯吧？她已经满四十岁了吧？她是大哥的继室，自己只生过一个女儿，七岁上死了。是不是她把小弟弟当做自己的孩子教，排除寂寞？
我把《三字经》和那些方块字都念完了。觉得大妈、妈妈、大嫂的说话都不一样，还有书上的，口头的，“小老鼠”“黄莺儿”“人之初”也不一样，都很自然。她们说的话我都懂，不论音调、用词、造句有什么不同。书上文字写的就不全懂，我想，长大了就会懂的。她们不讲，我也不问，只当做都是说话。
这时三哥中学毕业，天天留在家里了。那时中学是四年制。
他上的是省立第一中学，是全省最高学府。全国的大学，除外国人办的不算，只有戊戌变法时办的一所“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中学毕业好比从前中了举人，还有人送来木版印刷的“捷报”贴在门口。大哥是秀才，在山西、陕西、河南什么“武备学堂”当过“督监”。二哥和三哥本来在家塾请一位老师教念古书。大概父亲后来受到维新变法思潮影响（这从家里书中可以看出来），送二哥进了什么“陆军测绘学堂”，三哥进了中学。二哥成为高度近视，戴着金丝眼镜回老家结婚没出来。
三哥念完了中学，成绩优秀，是家中的新派人物。
有一天，大嫂在午饭桌上向全家宣布，从今以后，四弟归三弟教了。第二天我就被三哥带到他的房间里。室内情况和大嫂的大不相同。有一台小风琴和一对哑铃。桌上放的书也是洋装的。有些书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数学》，我认识书面上的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正在惊奇和兴奋中，三哥教我坐在桌边，说以后我陪他念书，给我面前摊开了一本书。
又说：“你念完了《三字经》，照说应当接下去念《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也就是三、百、千、千。那些书你以后可以自己念。现在跟我念这一本。”这是第一代的中国“国文教科书”吧？比开头是“人、手、足、刀、尺”的教科书还早一代，大概是戊戌变法以后，维新志士张元济，也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之一，发起编订由“商务”出版的。
这书的开头第一课便是一篇小文章，当然是文言的，不过很容易，和说话差不多。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别，先让我自己看，有哪个字不认识就问他。文章是用圈点断句的。我差不多字字认识。随后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着念。他的读法和说话一样。
念完了，问我懂得多少。我初看时凭认的字知道一点意思，跟着他用说话口气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说了大意。三哥又问了几个难字难句要我讲。讲不出或是讲得不对，他再讲解，纠正。末了是教我自己念，念熟了背给他听，这一课便结束了。
他自己用功写大字，念英文、古文，我一概不懂，也不问。有时他弹风琴，偶尔还唱歌。我也看到过他两手拿着哑铃做体操。
这是我在家里正式上学了。这本教科书的内容现在记不得了。书中浅显如同口语的文言更使我觉得熟悉了书本的说话。
现在回想，书中有两课讲的故事和画的插图又出现了。是不是在第一册里，记不准。
一课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文中对话平易而生动。三哥问我，双方对衔着怎么还有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我答不上来。他便说，这是“寓言”。对话是作文章的人代拟的。以后读的书中这类话多得很，不可都当真。这是假做动物说人话，说的是人，重要的是意思，是讲给人听的。
另一课是“卞庄子刺虎”。“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时再去杀虎，两虎都不能抵抗了，还是第三者得利。意思和那一课一样，只是文中老虎没有说人话。忘了这是我提出来的，还是三哥讲的。
在争斗之中，双方都是相持不下，宁可让第三者得利彼此同归于尽，也不肯自己让步吃亏便宜对方。让渔翁和卞庄子得利的事不会断绝的。
小老鼠怕猫，黄莺儿唱歌挨打，鹬蚌、两虎相争，宁可让别人得利，这些便是我学读书的“开口奶”。这类故事虽有趣，那教训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也许还是对思想有伤害而不利于处世的。到40年代初，我曾作两句诗，说不定是从这幼年所受无形影响结合后来见闻才会有的：“世事原知鹿是马，人情惯见友成仇。”
1996年
学说话
人一出生就要学习，也就是在这世界上、宇宙中，探路，一直探到这一生的终点。
一出世就大声啼哭，这是学习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动手动脚试探活动，睁开眼看光和影，用耳朵听声音，学习分别事物，于是接触到了母亲的奶头，用口和舌试探吮吸，学会了做人要活下去的第一要义：吃。这大概是一切人共同上的第一课。
真正算得上学习的是学说话。这不仅是探路而且是走出第一步的路了。这一课好像是人人一样，其实是各个不同。学说话可以影响到人的一生。也可以说，人的一生都在学说话，学表现自己，与外界沟通，一直到不能再说话。
我现在快到不再说话的时候了，探路也快到终点了，这时才想起走过的路，想想是怎么一路探索过来的，也就是怎么学习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种种人，一直到夜间仰望星空探索宇宙。
想想路上的碰壁和滑坡，幻想和真实。心里想：是自己对自己说话。写下来，是对别人说话。想到自己，讲到自己，不能不从学说话讲起。
第一课的课堂是家，第一位教师是母亲，这就不是人人一样了。各人有各人的母亲。
第一个对我说话的，也就是教我说话的，尽管我记不得，也知道一定是我的母亲。可是我小时候有两个母亲，正式说是有五位母亲，我见过的只是两个。生我的是生母，还有一位嫡母，是我父亲的继室。从父亲的“神主”或说牌位上看，父亲有原配和两位继室先去世了。父亲突然去世时我名为两岁，实际只有八个月。他留下一位多病的妻子和准备继任而未能如愿的我的生母。她原来的任务是服侍那位继母，后来生了我，地位一再提高，原来的不好听的身份也就不再提了。
我父亲是淮河流域的八公山下人，大概说的是家乡话，和我的三个哥哥一样。给我学说话“开蒙”的两位母亲说的话都和我父亲不同。
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一直到七十五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那位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安庆话，杂七杂八。回到老家后，邻居，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需要我翻译。她自己告诉我，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杂。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谓“标准”说话，可是我口头说的话已经无法标准化，我也不想模仿标准了。
举例说，我应该叫嫡母做妈。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在前面加了一个大字，叫大妈。自己的生母也该叫妈。我想一定是她自己教我的土音土话，妈前面加的那个音很特别，我不知道汉字怎么写，也不知道汉语拼音中该用什么平常不用的字母。我的小名也是自己起的。原来大家只用一般叫小孩的叫法。
到我三岁时，大侄儿生了一个小男孩，算是我的侄孙。我成了爷爷。家里人说，两个娃娃怎么分别。我便抢着说，我是老的。
于是我不满三足岁便成为叔祖父，自称老了，别人也就叫我老什么，一直到我上小学才改为“小老四”，因为我有三个哥哥，另有三个姐姐不算。可是我的两个妈妈在没有外人时仍旧叫我的小名。
严格说，正式教我说话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大嫂。我不满三足岁，她给我“发蒙”，教我认字，念书，实际上是教我说话。她不是有意教，我也不是有意学，不过现在看起来，那不是教念书而是教说话。这以后八十几年我一直在学说话的路上探索，或者说是对语言有兴趣，可以说都是从学大嫂说话开始的。
关于大嫂的说话，我现在才能总结出来。她说话的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除了演讲、教课、办外交以外，我很少听到人在随便谈话时像大嫂那样说话。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她会写账，打算盘，但不会写信。她读的书主要是几部弹词：《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义妖传》（《白蛇传》）等等，会唱昆曲，会吹箫，有《缀白裘》、《六也曲谱》，会下围棋，有《桃花泉》、《弈理指归》。她教我的是《三字经》。她梳头，让我看着书，她自己不看，背出两句，叫我跟着一字字念，念熟以后背给她听。
过了将近三十年，我在印度乡下，佛教圣地鹿野苑，请法喜老居士教我念梵文诗时，开头他也是让我看书，他背诵，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作解说，和中国与印度古书中的注释一模一样，说出来的就是散文，吟出来的是诗。我恍然觉得和大嫂当年教《三字经》和唱念弹词给大家听完全相仿。我竟不知大嫂是从哪里学来的。她是河南人，讲的不是河南土话，是正宗的“中原音韵”吧。她七十岁左右，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诉苦，仍然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讲她的仿佛从书上学来的话。
人的一生是同外界对话的全过程。有两种表现：一是刺激——反应，仿佛是被动的，无意识的。一是观察——思考——表达，仿佛是主动的，有意识的。表达一是言语，二是行动，都是探索外界的反应。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不过大家平常注意到学习的多是表达，用有声音的言语符号，或者是用有形象的文字符号，用音乐或是用图画。
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人”和第一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说话的底子是我的生母打下的。
当她教我叫她那个写不出来的符号时，她是教我说话和对她做思想交流。到大嫂教我时，我觉得学读书和学说话一样。怎么发展下去的，那就要“下回分解”了。
学英文
1931年9月18日，现在是属于上一个世纪了。那年我虚岁20，十足年龄19，住在那时叫北平，现在叫北京的一家小公寓里，没钱，没学历、没职业，还做着上大学的梦。我能上的大学只有宣武门里，头发胡同的市立图书馆。在那里看书，不要钱，也不问学历，资格。我在那里读了将近一年的书。
这一天，忽然看见石驸马大街的《世界日报》阅报栏前拥挤着无数的人，我就挤上前去，看见头号标题的大字《日军昨突占我沈阳》，还没看内容，就立刻觉得从头顶“轰”的一声：“完了，我还上什么学，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要亡国了，怎么办？”我只好在街头走来走去，图书馆也不上了。随后几天，全城都轰动了，无数大学生开会、游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刻对日本宣战，出兵收复东北失地，我也跟在游行队伍里跑来跑去。后来有许多人到车站，要求上车南下，到南京去，找政府提出要求，说是请愿，我没有去，可是就在这杂乱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会里面，我听到无数激昂慷慨的演讲，在这些会里头，也就认识了几个人，他们都是西城几个私立大学的学生，我也跟着他们去在那些大学的各种各样的会里头，听那些抗日的演说，觉得这些大学生都不上学了，都不念书了，我还上什么学！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怎么去抗日。
这时候认识的几个人就成为朋友了。几个月以后，风浪平息了，政府也没有出兵。学生仍旧上学，我仍旧跑图书馆。风暴过了，我们也不见面了。忽然有一天，正是冬天，我在街头碰见了姓沈的一个大学生。他一把拉住我，说：“你还上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有什么书要看？现在要读革命理论书，那图书馆里哪有啊！现在西单商场书摊上正摆了一本新影印出来的英文书，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者是考斯基，这本书是学革命理论的基本入门书。我们有几个朋友正想自己来学这本书。你要参加，明天晚上到我住的公寓来，好不好。”我一听，可以跟着他们学英文，又学了什么“经济学说”，这倒是好事，这也不要钱，于是答应了，就到书摊上去买了一本书，影印的，很便宜。
买了以后，第二天晚上，我去找他了。结果，他说的几个人，原来不过是他和另一个男的，我都认识，还加了一个女的，说是他们同学，但不在一个大学里。每人拿着一本考斯基的书，就说：“每人念一句，翻译，不懂的大家讨论。”于是，第一个就让我念，我翻开一看，在家里看过，也没来得及查字典，就念了第一句，题目，是《whatiscommodity》，我一念，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我这个英文是在家里跟哥哥学的，我的发音虽然也不是太错，可是第三个字“商品”我根本不认识，我把两个“O”都念成“O”，他们哈哈大笑，于是姓沈的立刻纠正，他说：“不是你这个念法。”于是他念了一下。噢，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照着字典拼音念的根本不是真正外国人口头上的英文。从什么是商品，然后接着什么劳动啊，价值啊这些字我全不认识。
于是我只好在家里查了字典，然后再去跟他们一起学习。每天晚上也只不过念个几句。
他们的英文，两个男的都是教会中学毕业，都是美国人教的。所以他们的一嘴美国发音跟英文会话都很流利。但是他们对读书可不如我。他们念得很好，字也认识，但他们不懂讲的是什么，尽管他们是大学生。我也不懂讲的是什么，可是呢，我有一点底子，他们没有，我也没说。因为开头的英文字我虽然不认识，但什么是商品我倒是知道。什么价值啊，劳动啊。
因为我看过翻译的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工资、劳动和资本》。虽然不懂，可糊里糊涂也看过这两本小册子。所以比他们还有一点底，他们没有。因此英文是我跟他们学，可是内容，他们有时还要问我。这样一来，就能够继续下去了，大概没有一个月，也没有念到一章，那个女的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这三人读书会也就不容易维持下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算是我在这方面读书的入门吧，而实际上我受到的教育却是英文，特别是英文发音以及英文的口语式的读法。这是我在这个时候的第一点收获。想不到的还有第二点收获，那是我第一次得到职业。也是从三个人中间的第三位，姓宋的那里得来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三人读书会虽然没有了，可是他们还借给我另外一本英文书，说是从一位教授那里借来的，他们现在要考试，没有工夫看，我可以先看。可是一个月以内必须还他们。这本书是曾任第三国际主席、《真理报》主笔的布哈林写的，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时布哈林好像已经免职了，可是苏联清党还没有清掉他，所以不知怎么，那时中国忽然出了这书的几个译本，同时出现，所以有点名气。
我把这本书拿回来一看，又和考斯基的书不一样，不是英文不一样，而是内容不一样，也是一大厚本，我翻来一字一字看，很难懂，主要是第一，我学的文法没有用，我能把词型变化、句子构造都弄清楚了，还是不懂讲的是什么。第二呢，我的那本字典是《英华合解词汇》，英文中文合著，但不是为读这种书用的，所以许多字查不到，查到的意思也对不上。有这两点困难。我也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讲的是什么。所以呀，忙了一天，也没读了几页，晚上我就赶忙跑到西单商场，到书摊子上找到一本这书的中文译本，翻开一看，噢，原来全书章节是这么些东西。再看看头几页，噢，我感觉困难的从中文译本里解决了，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了。于是几分钟，赶快把书放下。又跑到另外一个书摊找另外一个人的译本，翻开看看，这样一来，全书大意以及很难的查不到的字也知道了。于是跑回来，再翻看读过的那几页，就容易得多了，我就用这种办法，图书馆也不去了，就在家里，整天啃这本难读的理论书。读了把难点，查不到的字心里记住，晚上跑到书摊子上去找译本对照。这一来，居然读下去了，半懂半不懂的，很难的地方就跳过去，只知道大意就行，有些句子是很明白了。就这样糊里糊涂，糊里糊涂，不到一个月，居然把这一本书翻阅得差不多了。
有些地方读得细，有些地方就是糊里糊涂地过去。
居然把这本书还给他们了，他们问我看过没有，我说翻看了一下，他们很惊奇，说是还有一本书，你也可以看，我们借的是两本。于是他们把那本书又给我看，但是限期还是一个月。
这是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名字叫里亚扎诺夫，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以为是两个人的传记，拿回来一看，哪知道不是光讲生平，主要还是叙述他们两个人的学说，这一来，包罗的内容更多了。英文倒是基本差不多，可是内容不一样，关于他们生平，我也不大懂那时欧洲历史，所以也是半懂半不懂，至于学说就更难了，这书还没有中文译本，所以也没法子用我那个特殊办法，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啃。懂的就懂，不懂就不懂。什么《反杜林论》，什么《费尔巴哈论》，中文都没有翻译，好像有本《反杜林论》的翻译，我也没看过，至于马克思的那些书，只有那两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的译本好像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也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看了，觉得比那两本理论书还容易些。难的就是它把那些重要学说都做的是提要，我没有基础，它不是通俗的解说，所以也是半懂半不懂。
然而不到一个月，我又把书还他们了，他们很惊异，说你居然把这么难的书都能看了？我说，难是难，我看是看了，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他们就忙着毕业，找职业等等，我们就不见面了。以后我也不再读这一类的革命书。可是，布哈林讲的那个辩证法和另外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布哈林用的那个什么“平衡”“均衡”，英文字很长，很难念又很难记，那两本书根本不用。布哈林说什么均衡、扰乱、再均衡，我想这不是中国的“一治一乱”
吗？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吗？这就是辩证法？那黑格尔的正反合也太容易懂了。所以这到底留下了一个疑问。但是我的目的是学英文，并不是学理论，所以也就不管这个问题，一直到1949年。
我仍旧天天跑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书，混日子。学校也上不成了，家也回不去了，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可是到了冬天，忽然收到一封信，是那个姓宋的寄来的，说他现在在山东德州，一个师范讲习所里当教务主任。这个学校新改造，需要一个国文教员，问我肯不肯去。我觉得这是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的喜讯，马上回信说我立刻就去。于是到了德州。哪知一到德州，赶上要放寒假。这位教务主任就给我找了学校的一间房子住。但是现在不能开伙，寒假伙食团不开伙，他就带我到他家里去，见了他的夫人和他不满一岁的小孩，让我在他家里吃饭，住在学校里。以后他就匆匆忙忙，一放假就跑到济南去了。
他留下一份报纸给我，他说他为了学英文，订了一份天津出版的英文报，是外国人办的，叫《华北明星》。他说，寄来了，你可以看。
他到济南去了，我在学校里住着没事，就从早到晚读那份报纸。一读报纸，又大开眼界，原来报纸上的英文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但和我小时候学的英文不一样，而且跟我读的那三本很难的理论书也大不相同。于是我看了前面的新闻以及社论、广告，还有些杂耍，简直是莫名其妙，跟中国的报纸很不一样。好在学校里还有一份公订报纸，忘了是天津的什么报。
我就看那中文报纸上的一些新闻，然后再到英文报纸上去找同样的新闻，这一来就容易懂了，还是知道了它讲的是什么，这就好办了，然后慢慢琢磨。先看中文报，然后再到英文报上去找，找新闻。慢慢我知道它的新闻体例跟文章做法了，于是就再读其他新闻，慢慢，慢慢，第一版的新闻我基本上都能看看了。然后就看看比较长的文章，社论有时懂，有时不懂。有点长的新闻我觉得好像很乱，怎么外国人头脑不清楚，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还老是重复，觉得挺奇怪。后来才明白过来，原来外国人的报纸和中国那个时候的报纸不一样，中国的报纸是自己做文章，外国报纸是写给读者看的，所以它的重要新闻，一看题目就知道主要是什么，没有兴趣你就不用往下看，要有点兴趣呢，就可以看头一段或头两三段，那么它完整的提要就有了，你就可以不往下看了，如果你还有兴趣，那么就再往下看，于是底下它就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一番，如果你看到事情完了，可是还很有兴趣，那么它末尾还可以添两句杂耍，闲谈，所以这样就是一条新闻，分成好几段落，随便你读者从哪儿看，你愿意光看标题也可以，只看头几句也可以，一直看到底也可以，但整个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很多篇。这一明白，我就知道了，它非常简略的时候，简略得简直尽是些简化字，它要非常详细时，里头很多啰唆话。可是啰唆了一遍又啰唆一遍，原来是为你可以看少的也可以看多的，只看你的兴趣怎么样。所以它是为读者而写的，为读者方便而登载的。啊，这样一来，就觉得原来不是外国人头脑糊涂，而是我们不懂它的文体。然后就看看读者来信，随后就看后头的几版。它只有一张，四版。
我都能看了。最困难的是它后头有一些经济新闻，跟我学的那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沾边，就有什么股票行情之类的，那些字，字典上也查不到。还有就是体育新闻，我只知道一点足球，它几乎天天都登足球，登的都是一些外国球队踢，这个我也不怎么明白，很难看懂。再有一条呢，就是大概是美国人办的，所以它不但登了很多美国那些教会的活动，而且还登美国在天津的教会活动，还有美国本国的有些事情它也登，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华盛顿、纽约发生的事情与天津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样一来，许多条条看不懂。可是很多能看懂了。最难懂的是广告，因为这广告好像跟我学的语法挑战，里头许多话都是半半截截的，许多话都非常奇怪，用的那些词也是非常奇怪，靠字典完全不行。只能靠它画的图、照片以及它要卖的是什么东西，这样能猜到一点。但这样呢，我学了一个月，从早到晚，一直就是念报纸。报纸星期天休息，所以一星期只有六张，我就每天从头到尾这么看。有的靠字典，有的也不靠字典，就靠猜。主要就是慢慢地知道外国的事情以及外国人关心的是些什么。我们中国人看了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他们讲得津津有味，可是我们认为很大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在东北怎么样、马占山怎么抗日，它几乎一字不提，有时只有很短一句话，说“东三省还有战事”，就完了。我才知道，这个跟那理论书完全两回事，而且文章、文体也不一样，用字也不一样，甚至于我看连文法都不大一样。我才明白，跟中国一样，我当年看《聊斋》，看《史记》，看《三国演义》，再看《水浒传》、《红楼梦》，语言都不一样，可我们自己并不觉得。这样一来，我一瞧，才知道了，难道中国的报纸也不一样？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是一个样，天津的《大公报》又是一样，北京的《世界日报》又是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这时发现了两样：一样呢，光靠文法和字典懂不了语言，要懂得内容以后再看语言，那就比较容易。但怎么能先知道内容呢？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不是简单能讲的了。总之呢，不懂内容，光看语言不行。第二呢，就是语言跟文体有大关系，你要是分辨不出文体，你也就不容易懂得那个语言，或者看不惯，或者看得有气。
我这时已经有这么一点了解了，就回头看我带去的一本《威克菲牧师传》。这本书我哥哥在中学时念过。我到北京来，听说大学也在教这个。我也看了，一看开头，不知它怎么讲话，看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一看头一句，啊，原来外国人讲话是这样的。19世纪英国人喜欢幽默，它是模仿一个牧师的口气，用讲道的话来讲，所以它头一句说：“我一向认为，一个结了婚的人比单身汉对社会更有贡献，所以我就结婚了，还生了三个女儿。”我从小时候看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唆，这完全是废话，讲这么多干什么，结婚就结婚，有三个女儿，我想直接就说我有三个女儿就完了。他怎么这么讲话，现在因为看了那些理论书，又看了报纸，特别是报纸上的各种题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这样讲话是模仿那个牧师讲道的口气，是一种幽默，带点讽刺，所以这就叫作好英文了，不是普通文章，绝不是新闻，新闻这句话完全不要，而是文学。这一来我就有兴趣了，知道外国文学，英文也有这种文体，也有它的特殊趣味。
所以它不是像新闻一样，光讲事儿，而新闻讲事儿呢，也有它的一套。这样一来，我就看下去了。看下去就越看越有意思，因为不但看了故事，而且还多少能够欣赏一点它那种英文。我才知道，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好像很简单的故事怎么能成为名著呢？而且中国人还老当做英文课本来念。原来不只是念每句的意思，而是每句后面都含了一种趣味，就是另外有一种意思在后头，不是仅讲故事。这一点跟中国有相同也不相同。这样一来，我就居然把这本小说也看了。
这时我每天到宋家去吃饭，和宋夫人也熟了。她就跟我说，宋到济南去，是去活动官费补助留学，说他一心就想去外国，家里事也不管，这个学校新改组，找他负责教务，教育局长自兼校长，也不来。他请了几个教员，安排了课，就想诸事不管，准备出国。跟我说，他一定想要把自己的课都推给你，然后自己可以空闲下来，搞他的活动，这个家他根本不管，这个孩子他也没有兴趣，没有感情。我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寒假一完，果然宋回来了。“唉，”他说，“这个月的英文报白订了，我一张都没有看。”我就说：“我倒每张都看了，还学了英文。”他说，那好，还不是白订。不过下个月起，我不订了。讲到讲课，他说，本来三年级的课就都交给我教，另外还有一个教育学，一个儿童心理学，没办法，只有教务主任自己教。他也没学过，他请来的两个朋友，一个学经济，一个学法律。他说，这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我看看书，我来教吧。他说，好。于是果然不错，他不教课了，他的课不知是什么。他把重要的课都推给我了。我因为听他夫人说过，所以心里有底，知道这个职业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还有一件万万想不到的事情，是我从读理论到读报纸，尤其是这一个多月把天津出的英文报从头到尾，从新闻、社论到广告，都过细地学过，虽然是半通不通，但是对外国报纸比较有些了解。没想到，几年以后，我在香港走投无路的时候，居然跑进了报馆，靠翻译外电或编辑国际新闻混饭吃，过了一年。
这是第二第三，又一次职业靠无意中学英文得来的。
总而言之，我的学英文从来没有规规矩矩学过。那个时候学英文哪有现在这样种种的便利，现在学英文的条件是那时想也想不到的。所以呀，我这个学英文讲出来成了一个笑话。讲了也不过给大家听听，作为闲谈，希望不要见笑。
最后一句话，就是常有人问我，说你教这么些外文，到底你的外国文外国话是怎么学来的？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别人都以为我是托词，大概有些人很想从我这里取一点学习外文的经验。我实在是无可奉告，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学的。
就拿我最早学的英文来说吧，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不知道怎么学的。从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刚刚有注音字母，我的哥哥一边教我1、2、3、4的算数，又教我多、来、米、发，1、2、3、4念成了音阶。然后又教我波、坡、墨、佛，汉语拼音，注音字母，又教我英文的ABCD字母。我也就糊里糊涂的，像跟大嫂学围棋一样，不知道怎么就学了。我还从我那个大侄从日本带回来的什么东瀛课本，看到日文有什么啊、依、呜、欸，我也知道了字母。就这样，开头就不知道怎么学的。后来也没有什么正式课本，也没有正式的老师，也没有那么些什么听课呀，什么作业呀，这些都没有。要说我没有老师，那可不是，我的老师可特别地多。像前面说的那两位教会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就是我第一校正发音的老师。我的别的外文也是如此，没有一样是正规学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的。但是呢，我知道一样，我哪样外国文也没学会，也没学好，就是要用的时候一着急，我就可以用一下，真正不用了我也就忘了。这也是真奇怪。就像中文一样，我也会写点文言，我也会写点白话，但是说我会中文，我可不敢说。我这个中文也不知怎么学的。
至于我那套怎么读理论书，我想来想去，我用的就是我小学四年级，跟我那位老师学国文学来的。因为他每课都要我做作业，作业第一条，段落大意，第二条，难字难句，这两条必须自己每课都写。所以我想起来我去读什么理论书，或者什么报纸，也就是这个办法，先搞段落大意，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怎么得想办法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这就因人而解了。那么第二呢，就是难字难句，讲的是什么知道了，可还有些东西挡在那里，这就是难字难句，也得想办法把它打破，这说起来也实在太可笑了。所以我的经验就是我在小学里头学汉文的经验，实在是说出来又是一个笑话。我讲的都是真话，可是都像笑话，所以我也就不便再多说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学英文》，只能算京华随笔。
2000年1月
（金木要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曾连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9日、26日，12月3日）学拳
小时候看到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又找到一本《潭腿》，有图有解说，于是自己练起来。伸拳踢腿，自觉似模似样。后来知道要练“寸腿”，踢出去的脚离地不能超过一尺。这就难了，不如飞起腿来容易。踢对了，站不住；站稳了，踢不出；下身用力，上身倾斜；上身稳定，下身摇晃。这才知道“寸腿”是要全身力量配合发挥的。侠客不好当，废然作罢了。
过了十来年，住到北京的北海附近，每天早晨出去绕景山墙外散步。忽然看到有家门口挂着武术社的招牌。进去一看，大院子里有十来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蹦蹦跳跳俨然是在练拳脚。
旁边有位中年男子站着看。他既不是文质彬彬，也不是赳赳武夫，披着长袍，腰杆笔直，脸色红润。我过去一请教，才知他就是武术社，武术社就是他。三言两语讲好了，每天早晨我来学拳半小时左右。每月学费大洋一元（那时我每月饭费不过七元）。他收下钱，我们就结成临时师徒关系了。
一开始，他什么开场白也没有，就教我握拳。要求五指尖撮起来好像鸟嘴。握了半天才算勉强及格。接着是起手式，和潭腿完全不同（我当然没告诉他我私自从书上学过拳）。第二天复习后，再教下一式。我问这是什么拳。他说是燕拳。我一天只练这半小时，回去也不练，对谁也不说。同住的几人只知我出去散步，一直不知道我学武术。
一套燕形拳居然学完了。那些小师弟也认识我了，都喊我大师兄。我大有入了义和团之感。师傅又教我握拳，学另一套。
这次不照燕形拳那样握了，打法也换了样子，难得多。练了几式以后，我想自己成为大弟子，不能不知道师傅门派，便问这是什么派的拳。他简单说了两个字：“形意”。这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从小说中知道这很难的高级拳法。不好再问，继续学下去，居然也能一式一式照样练，还每天先打一套燕形拳复习。
这时我才发现那些师弟没像我这样学套子，只是各练各的功，不断重复。师傅也不当着我面教他们。
又一天，我再问到师傅门派。他仍只说两个字：“通臂”。
我又一惊。这不是猴拳吗？便问：通臂是不是两臂相通？他答：不是。不过能长一点罢了。说完叫我平伸右臂，他伸出一臂搭上。两人臂都伸直了。他一声“小心了”，猛然一股力传到我肩部。真像是他的臂向前伸长了不少，身子却一点未动。我受这一推，连退几步，几乎撞到墙上。他说：“我没有用上力，怕你受伤。这就是通臂。”
他教我一套又一套花样，不教我练功；让我学一个又一个门派，不说他自己的门派。他认定我是来游戏，不是真学拳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他没有收我做门徒，我也不是大弟子，大师兄。这样学下去也只是花拳绣腿打给外行看。我不属于他这一行，不是学拳的料。这也不是学拳的门路。我的拳打出去只怕连窗户纸也打不破。
从此我不再妄想学武，也怀疑自己能否学文，怕哪一行也进不去。我只学到一条：这样学什么也学不到，真要学什么，必须找到门道，入行。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还在墙外，白费劲。
1991年
四十三年前……
四十三年前，一九四二年春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晚间。
印度加尔各答的一间小房里，窗帘拉得严严的，因为日本飞机已经到过这里上空，所以实行灯火管制了。
房里是半印度式的布置:一张像炕一样的大木榻，旁边有一把椅子，对面还有一张沙发背窗放着，前面有一张矮桌子，上面有水杯、水瓶和一盘印度小点心，地面上铺满地毯，一盏电灯悬在中间。
不过十几个人，却把屋子挤满了。多数是印度青年人，席地而坐。椅上坐着一位身穿英国空军军服的中年人，军帽摘下来了，有点秃顶。榻上坐着一位印度中年人，陪着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中年，一个是青年。
中年印度诗人起身走过，坐上沙发，面向大家，说了一些孟加拉语，以后用英语说:
“今晚我们很高兴，来参加的有英国诗人哈罗德?艾克敦先生。他在中国北京大学教过书，译过中国现代诗。还有中国的温源宁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的英文杂志《天下》的主编。《天下》上刊登过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想必都读过。还有一位中国青年朋友，是新来加尔各答不到一年的。”
他随即半吟半诵一首孟加拉语的诗。没有诗稿，也不译成英语，大概是自己的新作。吟完了，用英语请艾克敦先生。艾克敦先生不吟诗，只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自己现在穿上军服，成了武人，不好吟诗了。是可诅咒的战争毁坏了诗。原来他是被征入伍，紧急动员，飞来这里的。
主人又请温源宁先生。温源宁先生没有推辞，到沙发上一坐，用英语对大家谈了几句话。声音很低、很柔和，态度温文尔雅。他个子不高，虽穿西服，仍有中国文人气派，和那位英国诗人恰成对照。他说完引子，便一字一句诵出一首中文绝句，原来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道是无情却有情”。诵完，用英语略说大意，站了起来，仍回榻上坐。
主人又请那位中国青年。他听主人介绍客人时有点吃惊，想起了在北京大学红楼听过艾克敦先生大声朗诵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想起他的朋友，同艾克敦合作译《中国现代诗选》的陈世骧，等等。他还在半出神时，经主人一拉，不由自主坐上了沙发。他一着急，想出了一个救急药方，跟温先生学。用英语说了几句客气话后，说自己也只能像温先生一样诵一首古人的诗，用中国的传统吟诗调子。随即吟出了杜甫的《秋兴》八首之一。
印度主人笑着说，听来很像印度人吟唱《吠陀》古诗。接着他宣布，青年诗人毗湿奴?德朗诵自己的新作。这位青年后来成为孟加拉语的一位进步诗人。当时他站起身来，高高的，瘦瘦的，手里拿着几张纸，却不看，也不去沙发那边，只用英语说了一句:“我的诗题是《南京》。”稍停一停便高声朗诵，抑扬顿挫，慷慨激昂。诗很长，是孟加拉语的，大概是以南京沦陷和日寇大屠杀为主题吧？诗诵完，全场活跃。其余几个人不用请就站起来在原地朗诵，全是孟加拉语的。吟诗的间隙中夹杂着谈话。
中国的宵年和温源宁说了几句话，知道他是路过，第二天就飞去伦敦。叶公超不久会来。青年又去同艾克敦先生说了几句。这位英国人本来沉默不语，一脸严肃，这时忽而睁大眼睛，问起陈世骧。青年回答说已去美国了。不料他接着问:“卞之琳、何其芳有什么新作？”青年回答: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这三位合写《汉园集》的汉花园（沙滩）诗人听说都去延安了。他刚好收到一本卞之琳的新出版的诗集。是在前线写的，名《慰劳信集》。话未说完，英国诗人立刻说:“你拿来我看。
我们马上动手翻译。陈世骧不在这里，你来合作。我住大东酒店。”他说了房间号码，约定第二天就去，因为他不知道能在这里过几天。
在艾克敦的房间里，青年给他译卞之琳的给前线士兵的一首诗。诗中有个“准星”，他不知英文叫什么，随口照字面译出来。不料这使听的人大为兴奋。“什么？这是什么？我知道，一下子说不出。你看我这个军人。你说得好，瞄准的星星。哈哈！”他记下了诗意，又闲谈几句，约定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青年看到他时，他正在房间里乱转。地上放着一口箱子。他非常愤慨地对青年说:“我接到命令，马上飞锡兰（斯里兰卡）。战争啊！战争啊！这也好，我可以离开这地方。我不愿留在这里。可是我们的译诗完结了。只好等战后了，我想念那些中国青年诗人。中国的一切我都喜欢。”于是他对青年大发一通自己的牢骚。青年默然听着，好像听他讲课，不过是坐在旅馆房间的沙发里，喝着汽水。从此一别，没有再见。
他记下这件小事时已经是过了七十岁的老人了。
1985年
文丐生涯
“Estuverkisto！”世界语者杨景梅送我到他住的公寓房间门外时这样说，这句用世界语说的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作家吧。
当作家，就是靠卖文吃饭，谈何容易。清末民初的上海文人中有人自嘲为文丐，看来不过是开玩笑，真正穷到那样地步的只怕不多。外国有站在街头拉小提琴或奏什么乐器的，表面上似乎自得其乐，实际上是指望路上行人在他面前帽子里放下一点钱。那可以叫做艺丐吧。他的生活大约和文丐的一样难受。
杨君劝我当作家，也就是文丐，本是好意，无奈我不是不当而是当不起。我有过一段文丐生涯。此时回首当年，真有啼笑皆非之感。
写点东西给人拿去使用并不难，但要靠这个得钱维持生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三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头两年家里还接济，后来哥哥一死，生活来源便断绝了。幸亏有朋友介绍我到德州教了半年书，没有挨饿。这时一位朋友当报纸副刊编辑，把我的一些习作拿去发表。我一文钱稿费也没得到。我算是给朋友帮忙，为那家报馆尽义务了。我写了几首新诗寄给《现代》杂志。发表了，可是诗没有稿费，据说是文人遣兴作诗，给钱便俗了。我从此知道，诗文不是可以和金钱交换的商品。卖文的不是做买卖，是讨饭，当文丐，凭老板赏几文是几文，不赏也没法。我这时进学校没钱，没文凭，找职业没学历，做工当兵没体力，只有手中一支笔，不当文丐又干什么。所以杨君才那样说。
不料天无绝人之路，那位编辑朋友居然说服报馆老板，让我和朋友黄力在副刊地盘上编一个文学周刊，每月四次，没稿费，给编辑费六元。黄君是大学毕业，有资格。我发表过诗文，有能力。黄君还没找到职业，他父亲继续供给生活费。他邀我同住，不要我出房钱。这六元他也不要，全归我。我们住在北京大学附近。东斋宿舍对面有一家饭铺，专做学生的生意。可以先交一元立个小折子记账，以后随时交钱，透支几顿饭也可以。我一顿吃半斤炒饼或烩饼，一小碗酸辣汤，约合一角钱不到。这样，一天两顿饭只要两毛钱。一月有六元收入，我勉强饿不死了。可是每月两三万字稿子，要分为许多篇，篇篇形式内容不一样，要求不低。写出各种各样文体，署上形形色色笔名，可不是玩的。没有外稿，有也不能用，没稿费。全靠我们俩人自己一字一字写出来。开头不难。黄君有了用武之地，大展鸿才，一篇又一篇。我又写又译。俩人大过写作发表瘾。几期以后不行了，字数不容易凑满了。我说黄君是“江郎才尽”，他还不服，说是很快就有杰作出来。果然，他没有食言，写出了长篇小说的开头。
黄君的小说题是《五丈原的秋风》，写诸葛亮之死。主题悲壮，文笔细腻，用诗的语言烘托出秋日荒原两军对峙的氛围，预兆悲剧即将到来。
“真不平常。”我说。他听了很得意。
连载几期之后，他愁眉苦脸了。我知道是遇上了困难，也不好问。
我们这间房的窗外，房东栽了丝瓜和扁豆。棚上的绿叶遮得室内一片清凉。黄君便取室名为瓜豆寄庐。他胖，是瓜。
我瘦，是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时已是秋天，开始落叶，稀疏的阳光射进室内。我望了望窗外，说:“瓜豆寄庐要改名了。”
他好像突然惊醒，开口便问:“你说，诸葛亮临死时是什么心情？”
“我怎么能知道？你打算怎么写？”
“我本来想写的是，他这位丞相的死和卧龙岗上农夫的死没什么两样。可是现在写下去就必须是英雄的死了。怎么办？”
“小说中人物往往是不随作者意图发展的。”
俩人都不说话了，各做各的事。到晚上，我提醒他，明天必须交卷。后天报馆工人一早来取稿。他没答复。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黄君已经出去了。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写的是:“对不起，你自己填空吧。”这害得我忙了一天才补齐了稿子。
工人取稿时带来一封信，是那位编辑朋友王君写的。原来王君有妻有子，报馆给的钱太少，从下月起他辞职转业去汉口了。当然我的六元钱也告一段落了。黄君也不必为写诸葛亮的死发愁了。小说有头无尾不要紧，我的饭钱又没着落了。
更糟糕的是，黄君也要搬走了。他的父亲不让他长久闲住，逼他结婚，给他一笔钱，叫夫妇一同去日本留学。这样，我的住房也成为问题了。
绝处逢生，比我小一岁的张益珊自愿和我同住，房钱当然由他出。我不必搬家了。
一位东北朋友找我合作写一篇论世界经济与“九一八”的大文章。我跑了一星期北京图书馆，查抄外国杂志，拼凑出来，由他加上头尾，居然换来几十元。正当饭铺掌柜开口讨账时，我一次交他三元，对他的笑脸望也不望一眼就昂然出门。
辛辛苦苦伤脑筋的创作只值两角钱一千字，东抄西抄的论文倒值两块钱一千字，价值和价格的比例不知是怎么算的。
照这样当文丐，那几年我是活不下来的。居然活下来仍然是靠卖文，不过不是自己的文，是翻译洋人的文。洋人总比土人值钱，翻译是土洋结合，仗着洋人大名，文就比较好卖，这是我那几年文丐生涯的经验。至于怎么发现翻译的路，那就说来话长，要另起炉灶了。
1997年11月
译匠天缘
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今在何方？
已如吹啸着的风
风去茫茫！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的一首诗中的一节，是从世界语译出的，30年代初发表在北平一家报纸的副刊上。那是北师大一个学生编的周刊，当然没有稿费。以后我和黄力给另一家报纸编了几期文学周刊，只有每月六元编辑费，没有稿费。为了凑数，我从世界语译出了两篇短篇小说，《海滨别墅》和《公墓》。两位世界语者，蔡方选、张佩苍，办起了只有名义没有门面的“北平世界语书店”，出版了两小本《世汉对昭小丛书》，一是蔡方选编的《会话》，一是我译的这两篇小说。我得到一部世界语译本《法老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为报酬。这算是我的翻译学徒时代，没有拿工作换钱。
我在蔡方选那里看到一篇《世界语文学三十年》，是用世界语写的文章，介绍本世纪的世界语的翻译和创作。我借回翻译出来寄给《现代》，发表了，第一次得到了稿费。接着又从蔡先生处借来英国人麦谦特用世界语创作的幽默小说《三英人国外旅行记》，译出来寄给《旅行杂志》，又发表了，又得到了一笔更多的稿费。这算是我学翻译“出师”了，进入译匠时期。匠，就是技术工人。我这一辈子正是教书匠兼翻译匠兼作文匠，不过大概只能评上二级，属于二流。
1931年南方江淮大水成灾。政府收银圆，禁止流通，发行纸票子“法币”，将白银存入美国换外汇，得到棉麦贷款。灾民遍地。大城市里报纸宣传捐款救灾。我写了一封信给《大公报》副刊，说我亲身经历过的淮河水灾惨状，无钱，以稿费作捐款，署名何如。刊登出来，编者徐凌霄加上题目《何如君血泪一封书》，还写了《编者按》。信不到千字，稿费最多不过一元。不知是否捐出，反正我没得到。
偶然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谈天文，说观星，署名“沙玄”。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当然是没有稿费的。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题为《秋之星》，署名赵辜怀。
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
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不难懂，引人入胜。于是我照着这书和其他书上的星图夜观天象。很快就认识了许多星座和明星。兴趣越来越大，还传染别人。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着看狮子座流星雨。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他劝我翻译秦斯的书。我没把握，没胆量，没敢答应他。
我认识了读过教会中学又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曾君。他从英译本译出苏联小说《布鲁斯基》，要我给他看中文。我对照着读了一遍，觉得这样的译文水平我也能达到。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稿子很快转回来，有陈先生的两条口信，一是标星名的希腊字母不要译，二是快送商务印书馆，因为天文台也有人译同一本书。我仍没勇气直接寄去，把稿子寄给上海的曹未风，请他代办。他立刻去商务。可惜还是晚了。答复是已经收了别人的译稿了。他马上去中华书局，很快得到答复，出两百元收买版权。他代我做主办了手续。
我第一次卖出译稿得了钱，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
实际上，商务出书后，开明书店接着出版另一译本。过了两三年，中华才出版我的译本。一本通俗科学书同时有三个人译，陆续出版，可见竞争激烈，但我没注意。三本书名不同，商务出的是《闲话星空》，开明的是《宇宙之大》，译者侯硕之，后来和我成为朋友，他译得最好。
此时我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每月工资40元。我想，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够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何必还要坐班？忘了求职业的艰难，想不到译书卖稿的困苦，突然从自卑变成心高气傲，立刻辞职去杭州，在西湖边上孤山一角租房住下，到浙江图书馆找到一本《通俗天文学》，一面看，一面从上海买来新的书。看完就从头译起，自命不凡，以为当上译匠生活无忧了。
书译出来，再托曹未风去卖给商务，又得一笔钱。回北京后，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凡是我这个科学水平低下的人能看懂而且感兴趣的书，我就译出来给和我同样的人看。外国有些大科学家肯写又会写这类书，内容新而深，表达浅而显。
严复译的《天演论》不是赫胥黎的通俗讲演吗？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来稿费。
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我的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就要实现了，好不开心。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时是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我1928年离开家当小学教员，到此时已有十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条件，哪知仍是泡影。
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从此我告别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
抗战时期我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只有在从缅甸到印度的轮船上，过孟加拉湾时，站在甲板上望着下临大海的群星灿烂的夜空，回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的观星之夜，怀着满腔惆怅之情了。
在印度，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门。
在浦那郊区，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又是战时，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悬想星空，唯有叹息。
1970年前后，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
白天可以仰望广阔的天空，看不见星。夜里不能独自出门，一来是夜夜有会，二来是容易引起什么嫌疑。
80年代起，城市楼房越多越高，天越来越小，星越来越少，眼睛越来越模糊。现在90年代过了一多半了。我离地下更近，离天上更远了。
从1937年起，做不成译匠，望不见星空，算来已有整整60年了。
1997年11月
时间
五年前到北平时，为了要上课，配了一副眼镜，买了一座闹钟。五年来，人是流转了几个地方，却终于回到北平；闹钟也经了几个朋友的手，但最后仍回到故主身边来了。同来北平的朋友，甚至连好些来北平后才认识的，都星散了，眼镜也早另换了一副，有时望望这硕果仅存的闹钟竟不禁会发一点沧桑之感呢。
而且我这闹钟又有个特点，那是几乎所有我的熟朋友都知道的，便是永远快。朋友来找我，在屋里等了很久不见归来，便留字而去，字上的时间一定注明是“你的钟”若干时。因为“我的钟”既这样不同寻常，我也便建设了我的理论，说：人有过快钟的，有过慢钟的，为了共同遵守时间就必须各人照自己需要把钟拨得快慢不同。譬如宴会，有人好早到，有人好迟到，有人性急，有人性缓，若大家的钟全一样，大家的时间反不一样了；因为同是五点钟，在这些人心中等于五点半，在另一些人心中却又当做四点多的。然而，我自己却是个性急的人，所以这理论还是不能做我要把钟拨快的辩解的。
不过近来这钟却老而反常，竟需要我天天往回拨了。本来是永远快半点至一点半的，现在竟至少快到两点以上了。似乎将要到了赛跑的终点，几根针竟用上加速度了。起先，我还很高兴，以为这毕竟是我的钟；但后来它异乎寻常地疯了起来，连我也摸不着头脑了。有天正午十二点，我出去吃饭，饭铺里只有我一个客人，饭还没有蒸熟。又一天明明听到一声午炮，回头一看短针正指三点。如果任其自然，结果是很容易算出来的。第一天照常快一点钟，第二天快两点，第五天不快不慢刚差六点，第六天开始慢起来，一直到第十天恢复准确后又重新开始快下去。
于是算了一算，便不得不咬咬牙关破例把针往回拨了。但仍要维持原来的快钟，所以规定一天往回拨半点钟。但是它跑是加速度，我赶是等速度，两者依然不成比例。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本来是好事，但对我的钟而言，却是不大方便的。
因此，某日黄昏，把这位老友送去治病了。因为他照这样急于前进，结果一定会疯狂自杀的。
晚间回来后，进屋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忽然阒若无人了。
一想，很奇怪，岂不是天天也这样没有人陪伴吗，何以今晚才感觉出来呢？一人坐在椅上，越过越觉得寂寥得很。听到街巷中的汽车呜呜，更感到自己像突然埋在深谷之底听谷上的风水声了。凑到电灯下，想翻开一本书来看，却总是发呆，不能看书。起来走几步，在室内绕了两个圈子，又到院中望了望星，还是不能驱除这突然袭来的孤独之感。打算睡了，照例一望那边柜子，想照例去上钟，才恍然于这位嘀嗒不息的朋友今天倦勤休息了。
怪不得有的人出门要拿手杖，进屋要含烟斗呢。连这发挥单调的教训的老学究也不是能马上分离而不怅然的。“一个老朋友便是两个好朋友”。我擅自编改谚语了。
于是全神贯注回想嘀嗒的声音。奇怪，这嘀嗒的声音竟是那样亲切了。它亲切得像我母亲的絮语，听时那样厌烦，以后回想又是那样甜蜜。从母亲的絮语想到嫂嫂每晚灯下读弹词的歌音。那真是家庭幸福的最高点：一盏煤油灯，三五个缝衣妇，低而有抑扬的歌音缕缕叙出古时想象的女英雄的胜迹。这歌音对她们驱睡，对我却催眠：我是永远听不完故事就伏在母亲膝上睡熟的。
从迷茫的梦中回转来，微笑了笑，想该是上床睡的时候了。
其实我是没有上床的准时候的，从晚八点以至次晨两点都是我上床去睡的时候。但这晚上却不然，竟想到是几点钟了该不该睡的问题。于是又起了无钟的怅惘。幸而还认得天上的钟，便打个呵欠起来到院中去看星。院子里多树，利于纳凉，却不利于观天。望了一会儿，把几颗明星略认定了位置，估量总有十点钟了，才进来准备睡。
上床以后更加想念这位老友的亲切的谈话了。因此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反复不能入梦。有什么办法呢？已经觉到了的缺陷是越来越觉其为缺陷的。
醒来时望望窗外，天是亮了，却好像没有太阳。究竟太早或是有云，在屋内当然看不出，于是去望永远对着床头的钟，然而不见。无名的怅惘又来了。
我何尝每天按时起床？天晴天阴于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了时间岂不是正合吾意吗？那么当然是因为骤然离别了一个亲切的伴侣了。但是我向来对失落任何东西都只微笑而不肯皱眉，何以对这嘀嗒不休的闹钟倒会眷恋起来呢？聚散之理自觉早已勘破，然而在实际人生中仍不能排除极细微的人之常情，智慧者也就不仅是可悲的玩物，简直真是烦恼之根了。
年纪轻轻正该念念《雅歌》，叫叫妹子和新妇，却连《约伯记》也不感兴味，竟咀嚼起《传道书》来，难道是正常的现象吗？敬老人，爱儿童，恶人类，惧女子，种种奇特的不该有的感情每天从心中过来过去，而实际生活中却连一座闹钟也流连不舍，这又是何等不调和呢？
人世不易住，因为存了住的心。若根本不觉得自己的住，又何来好坏与难易呢？但自己的客观自觉和对于他人的设身处地只是一件事，以主观观客、以客观观主而已。这当然是智慧的起始，可不也便是烦恼的根源吗？人类原只是能造出自己达不到的理想的一种动物。
又一觉醒来，居然红日满窗了。
这一天跑了好几位朋友处，畅谈了一整天。黄昏时忙去取出闹钟，提了回来。
骤然失去嘀嗒的老伴侣因而感到孤独；现在却因觉察出嘀嗒声的亲切而更感到寂寞了。中年丧妻者的悲哀我固然从此能体会到较深的地方，但续弦之夜的新郎居然也会有要哭的感情，却是我这一次的重大发现了。
然而，坐对着这新交的老友，我心中还有个问题：到底是我又有了时间，还是时间中又有了我呢？
1936年
联话
小时候到私塾上学，塾师陈夫子给我两个厚厚的本子，都是他自己选抄的，叫我自抄自读，作为背诵经书以外的功课。
一本是《九家七言近体录》，选七言律诗，从杜甫、李商隐到吴伟业、黄景仁。另一本是对联，大体分类排次序，从祝寿、哀挽到殿堂、寺庙，附有一些带诙谐性的非正规的作品，如骂袁世凯的对联之类（“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骂袁世凯当民国总统）。老师告诉我，联语盛于清朝，有两大家，前是纪晓岚（昀），后是俞曲园（樾），都是大学者。这两位的联语在本子里选抄了不少，当时我用心念，以后都忘了。只记得纪昀给乾隆皇帝八十岁作的寿联的残句：“……八元进，八恺升，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上联重复“八”，点八十岁：下联重复“五”，点乾隆五十五年。该记的记不住，不该记的反而忘不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有几副现在还背得出。为尊重老师，先引他自己作的挽联。挽的是和他齐名的另一处私塾的塾师，以能言善辩出名，又不像我的老师那么规行矩步。联云：口讲指画授文辞，方从矩，圆从规，赢今朝丹荔黄蕉，雪涕同悲柳子厚。
妙语清言霏玉屑，出乎类，拔乎萃，叹此后红灯绿酒，风流谁嗣贾君房。
联中有自对、互对，暗示韩愈祭柳宗元，而且以借用的“雪”对借用的“风”，将“贾君房语妙天下”配上“红灯绿酒”，应是得意之作。作抄进选本，我也居然记了下来。
不雅之联有一副是民国时期兵匪横行中的牢骚，作者不知何人。
阳多匪，阴多鬼，我亦尘埃同靡靡。其呼我为马牛乎？
唯唯！
醉里卧，梦里歌，尔胡冠带犹峨峨？行将尔作牺牲矣。
呵呵！
有一副是该打下地狱的，偏偏记住了。那是一个鸦片烟鬼的作品。说是五十岁的烟馆主人娶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可能是欠烟债的以女抵偿，不知是续弦还是做妾。这位吸毒者瘾过足了，代表众烟鬼作对联一副致贺。联云：十五新娘，五十新郎，天数五，地数五，他年五子登科，定卜枯杨占大过。
两三好友，三两好土，益者三，损者三，此夕三星在户，合将罂粟款同人。
“大过”、“同人”是《易》卦名。“枯杨生稊”，“天数五，地数五”，也是《易经》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见于《论语》。“三星在户”，出于《诗经》。以圣人经典语言和“罂粟”
鸦片烟土并列，真是该打。然而对仗工稳，措辞俏皮，以雅语说不雅事，正是古代文人的特长之一。老师抄在本子最后，大约是取其形式而弃其内容之意。我这个不长进的学生记不住圣贤语录，反而记得诙谐故事。由此可见，正面和反面教育往往效果不如预期，是值得研究的。
我的“偷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了。追本溯源，大战的开始并不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也不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袭击苏联，又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进攻波兰引起英、法对德宣战，实际上是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一九三一年沈阳的“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五个年头了。提起“九?一八”，我不禁大有感慨。大事不说，谈一件个人小事——是我的一次“偷袭”。
话说“九?一八”后的一九三三年，我流落北平，无学无业，物质生活困难，只有精神生活过得不错。在东城沙滩原北京大学附近一家不挂招牌的公寓里，有一个和我同年龄的朋友租了一间房，约我陪伴他，不要我出房钱，他天天跳跳蹦蹦哼着歌曲去学英文和音乐，还准备考大学。我每天徒步走到北海旁边新建成的北平图书馆去看书。新到的杂志报纸和一些中外文参考书，都摆在各阅览室的架子上任人阅览。借书也只凭入门时领的凭证，不必花费一文钱，早餐吃豆浆烧饼，几分钱，中午晚上一顿炸公面或炒饼之类，都不到一角钱，每月饭费不过六七元。可惜的是，我家中这时断了接济，连这最低的生活费也没有来源，手里的钱快要用完，实在是快到喝西北风的程度了。同住的朋友只靠他的父亲每月寄来二十元，除了免费招待我住房以外，无力相助。其他朋友也差不多，想打工也没处去，没人要。图书馆毕竟是只供精神食粮不管饿肚子的。
忽然一位东北籍朋友来找我，开口便说：“我要同你合伙做一笔生意，你不答应也不行。”
“我没有本钱，也不会做生惫，快要饿死了。你还开什么玩笑？”我有点生气。
“绝不是开玩笑，是正经话。你的头脑就是本钱，听我说，我们的东北老家丢了，张少帅（学良）不能不照管我们这些流亡的老乡。有几个人办了一份杂志，找他出钱，算是救济我们，也让他少挨几句骂。这刊物办得还不错。我有个朋友是这杂志的编辑，找到我，出了一个题目，说是主编迫切需要这篇稿子。他来找我约人写稿。题目是《世界经济和“九一八”》。
主编认为要赶在别的刊物前面发表这类文章，只是找不到人写。大学的专家教授不肯写，也不一定会写，要写也不给我们这流亡杂志。可是这杂志若能刊登这样又有学术又有政治既专门且通俗的论文就可以提高身价，找少帅要钱也就好张嘴了。
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作者有没有名气倒不要紧，署个笔名让人猜就是了。你说，这笔买卖送上门，哪能推出去？我一口答应找人合作。
“你不是正需要钱吗？弄一笔稿费可以混几个月。我是法律系学生，讲政治可以，论经济是外行。我可以写头尾的政治部分，主题的世界经济部分你来写。怎么样？为了吃饭，你答应下来吧。只是要快，不能等他找到别人。”
“我也不懂经济，不能无中生有哇。”我说。
“那我不管。你去大图书馆求救兵吧，过几天我来听你回话。”
晚上我对同住的朋友一说，他笑得止不住，急忙往床上一躺，哈哈了半天。
“说你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我都不奇怪，怎么会有人找你写文章论世界经济？那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哈哈哈！”
“你这样看不起我，我倒要写给你看看。”我说。
第二天我照例又去北平图书馆，直奔杂志室。先看要稿子的杂志什么样，心中有了底。再去翻新的中文外文综合性刊物，又借查当年的旧刊物。不用一天我就找到了。果然那位主编有眼光。中国杂志上除介绍经济恐慌的以外还不见这类文章，外国杂志上已经有了，也不多。尽管不是这样的“截搭题”，不提“九?一八”，可是关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两年来已有了几篇。新的文章已经提到了德国的希特勒趁机给“纳粹”捞到一笔政治资本，准备上台。统计数字和图表都有，而且好像并不难懂，那些都不是专门经济学的刊物。于是我就一篇篇排起次序读了下去，随读随作笔记，抄下可用的资料，仔细想文中讲的理论和事实。不到一星期我就开笔写草稿。
东北朋友来了，一见我手中的一处笔记和草稿，大大开心。
同住的朋友也把大拇指一竖，说:“真有你的！我认输，向你道歉，致敬。我真心服你了。’
“免礼！免礼！惭愧得很。我不过是当了一次小偷，偷人家的，抄袭人家的。干偷袭的鸡鸣狗盗之徒，何足道哉！”我嘴里这样说，心里是高兴的，不过不踏实。
“这样的文，杂志会要吗？”我问。
“十有八九。我马上去要他开订单。想不到你能这样快。他找不到别人，就得用我们的。不用，我要他赔偿损失。我们不能白干。”
“什么损失？不过是坐着不动抄资料编排成文章的工夫罢了。”我说。
又一个星期，我们两人把文章拼凑出来了。从维也纳银行倒闭引起纽约股市风潮说起，讲到欧洲政治变化，再从欧洲“纳粹”的危险行动讲到亚洲日本的趁火打劫，还特别着重指出，中国的吃大亏在于不注意了解世界经济动向，不重视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密切关系，所以必须对国人加强这种新知识的宣传，顺带暗中吹嘘了本刊的远见。文中的理论和资料都是人家的，只有文章是我们自己写的，特别是说了“九?一八”。
朋友拿去稿子，过了一个星期还不见下文。我想，这下子白忙了一阵子，下个月就要没饭钱了。同屋的朋友又想开口嘲笑，又有些不忍心，我看得出他的古怪神气。
终于东北朋友来了。一见面就掏出几张钞票，一共三十元，给我二十元，自己留下十元。
“真倒霉！文章卖掉了，稿费也预支来了。据说主编很欣赏，那朋友算是立了一功。为了赶时间，把刚发出的下期稿子换下来一篇。那篇只有六千字，于是把我们的将近一万字的删成六千字，还说是统计数字太多，删去不要紧。特别把两块钱一千字的稿费提高到三块钱一千字。我不答应，说一定得照原来一万字给稿费，还得比千字三元更高。那位朋友说，我们都没有专家教授头衔，无论如何不能拿到四元五元一千字。三元已是特别照顾了。说好说歹，拿了他三十元，多少还有救济我这个流亡同乡学生的意思。本来可以都给你，不料我忽有急用，只好拿下三分之一。”
我说:“怎么？你没说文章的背后有好几位洋专家，说不定还是中国教授的老师呢。十块钱一千字也不多，反正有少帅出钱。”
“得了，偷袭成功就不错了，还想夸口露馅吗？恭喜你，又有两三个月不愁吃饭了。”
过了六十多年，我交代这次“偷袭”，不怕追究知识产权。
教书，作文，不这样“偷袭”的只怕少有。论文哪能都像文学创作那样处处自出心裁？大家多少都得“偷袭”，只看谁的手段巧妙花样翻新罢了。
凭这样的明偷暗袭拿到一千字二元的稿费，我居然在北平活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才匆忙搭最后一班火车，离开了那里。
北大图书馆长谱
北京大学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百年校庆。这是一举三得。庆祝本校一百周岁是一。纪念1898“戊戌维新”光绪皇帝下诏办“京师大学堂”是二。以五月四日为生辰纪念1919“五四”是三。热闹中我来谈谈要求安静的图书馆，不说别的，只讲北大的几位馆长。他们和北大、“维新”、“五四”都有关系。
李大钊。列位馆长中现在最为赫赫有名的是这一位，不必介绍，也不容我多嘴。
章士钊。这是大学建馆以来的第一任馆长，可说是传奇人物。他是“维新”时期“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婿，李鸿章手下大将吴长庆（袁世凯的上级）的孙女婿，当时新派女子吴弱男的丈夫，孙中山的同盟会同志，民国初年（1912）议论政治的《甲寅》杂志的主编（笔名“秋桐”），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长，后来在上海当大律师，曾主动为他的朋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陈独秀出庭辩护，晚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馆馆长，反对白话文，著作有《国文典》等书，在“文革”
中出版《柳文指要》。他先到日本，后去英国留学，刚好接受了严复回国后的欧洲思潮，可以算是学通中西，行兼新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有两个湖南人也许是集中表现了中国当时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一位是章行严（士钊），另一位是杨皙子（度）。两人都是文人、学者、政治人物，和许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杨度一生不得志。他本来和满清朝廷、维新派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都有关系，后来成为袁世凯当皇帝前“劝进”的名人之首，随后在上海隐居卖字，死后多年忽然被宣布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这两位可以加深了解清末以来现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不过恐怕外国人无此能力，中国人有种种不方便，这事只好委托21世纪后半的人，但又怕那时的人很难理解一百几十年前的政治文化人的思想行为，会有现在想不到的误解了。
毛子水（毛淮）。他和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许德珩等人同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留学英、德，兼习文、理，回国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是当时唯一在文学院、理学院开跨院课程的人。三十年代初期北大课程表上我看见有他开的“历学”
课，是历史系和数学系的学生都可以选修的。讲这门课需要懂得天文、历法、数学、中外历史。我偶然认识一位选这门课的数学系四年级学生。据他说，他上这“历学”课，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没学到什么数学。学生的“口碑”是，毛先生在文学院是数学最好的，在理学院是史学最好的。在蒋梦麟主持北大时，他兼任图书馆馆长。到台湾后不知他教什么。抗战时他在西南联大。我经昆明出国，他托人替我办了去缅甸的签证。
我去看他，他胃痛，躺在床上。问他需要什么，他说：“给我买一本莎士比亚吧。”后来我从印度托人带了一本剑桥大学版的小字单本《莎士比亚全集》给他，也不知带到了没有。那时他不算老，还没有结婚。他没有著作，听说到台湾后把《论语》译成了白话，不过我没有见到。
严文郁。他是主任，不是馆长。蔡元培当校长时定下的，馆长由教授兼任，参加学校领导，地位和院长、系主任相仿。
比主任低一级，只管图书馆。1935年北大在沙滩红楼后面为图书馆盖了新楼。毛子水辞职不兼馆长，主任一职，请在美国学图书馆学的严文郁担任。和我一同听法文课的沙鸥女士本是学图书馆学的，由严主任请去当阅览股股长。她出主意，请法国人邵可侣教授向严主任推荐我，她再加工，让我当上她的股员。
于是我得到机会“博览群书”。她讲话是“中英合璧”，还会说日文，又学法文。她还逼我学英文打字，用她的打字机，照打字课本学。中午休息时把我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出去吃饭，半小时后回来考察我的作业，放我走。可惜我年轻不懂事，大半年后便离开了北大，辜负了她培养我的一片好心。严主任是专家。我在布置新馆时见他又指挥，又动手，回答疑问时常说，外国图书馆都是这样的。沙女士听到就对我挤挤眼。从此时到抗战开始，这两年可算是专家治馆代替教授治馆时期。可是严主任对从京师大学堂传下来的核心，中文旧书库，动也不能动。
架上的线装书仍旧照只有管库人才懂的特殊次序排列。那位拖着辫子没剪的老馆员照旧在库中踱着方步。还有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物偶尔来到库中看善本书，名义据说是顾问，身份是我听来的，靠不住，不便说了。
向达。他是1952年北大和燕京大学等校合并以后的第一任馆长，史学家。有一次我去图书馆，见他正为将要买到一些旧田契之类文献而高兴，说，这些都是从废品堆里搜寻出来的。
大概这也是1957年他受批判的一条罪行。他属湘西少数民族，为人很耿直，可能是带有自己的民族性格。
梁思庄。她是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负责人，职称可能是馆长或主任，与北大合并后成为副馆长。她是梁启超的女儿，在美国和加拿大学图书馆学，得学位后回国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终身在图书馆工作。她对我说过，有一件痛心事是她辛苦编出的关于东方的中外书目连卡片都在“文革”中失落了，还要批判她，她不明白这是犯了什么罪，现在无法恢复了。七十年代我和她住得较近，常见面。初见时，没说几句话，不留意提起她父亲，我看她好像要照当时习惯给父亲“戴帽子”，连忙说，我的新学识的开口奶是《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历史人物是属于历史的。很快我们就可以不拘形迹谈话了。她是我所见过的人中一位热爱图书馆，热爱工作，天真无邪的人，老了还像个孩子。
以上是我想起来的几位馆长、主任，所说纯属闲谈，不是史传。
1998年1月，丁丑年终
教师应考
我在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应过正规考试，但当教师却一次又一次应考，不过都是在我毫无准备甚至并未觉察下进行的。
我开始教书是教乡下小学。一间大殿是唯一的教室，初小四个年级全在里面上课。这要用所谓复式教学法，轮流上课。
不上课的学生做作业。一个小时要教几门课。我在教课前由校长指点并代我计划安排，随后就去上课。我还没满十七岁，比高班学生大不了多少。好在农村孩子比较老实，不和老师捣乱，只是不安心做作业，在座位上有种种活动。一个照顾不周，就可能出现打闹。我没有表，心里不断计算时间，非常紧张，好歹把一堂课勉强照计划教下来了。下课后，校长笑嘻嘻对我说，可以，以后就这样教。我才知道，实际上我是考了一次怎么当教师。这是我从家庭到社会的第一课，过了从小学学生到小学教师的第一道关。怎么过来的，自己也不知道。
我教初中那年是二十一岁。教国文，没有课本，选文章教，也不都是我选的，许多是前任留下来的。有一次正在教课时进来一位中年人，站在门口几分钟就走了。我也没在意。下课后才知道那是县视学。他给我四个字的评语:不会教书。又过一些天，上课时进来了一位西装笔挺很神气的人物，由校长和教导主任陪着，在门口站了好半天才走。我下课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省视学大驾光临。他给我的评语是，还没听到过这样讲课的。这话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教导主任是我的朋友，对我说，“放心好了，他向我打听你是不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怎么来这里教书，可见是欣赏不是鄙薄。”果然后来这位上级在教育局的会上提到我，夸奖了几句，什么生动活泼有创造性云云。
其实我教书是一样，不过是他们两人的评价标准大不相同就是了。一个要求依照固定模式。一个讲效率，可以不拘一格。我的价值也就随之改变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只是不知道有教案等等规定而已。
后来我居然教大学了。出面介绍的是以后到美国当教授的陈世骧。那是抗战初期，他在湖南大学教英文，随学校搬到湘西。他先介绍我到一个中学教英文，包下从初中一到高中一的四个班的英文课，每周每班三小时，共十二小时。过不多久，大学迫切需要法文教员。他又推荐我，其实心里没把握。我想是还有别的朋友在后面支持吧。大概学校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只好请我，仿佛有试聘来暂时应急之意。陈本来以为前任留下的课本是我帮助法国人邵可侣教授编的那本，哪知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更加不放心了。我却一点不知道，平平安安一课一课教下来。以后有一次闲谈，他笑着说，“你上头一堂课，我在外面听了半天。”我无形中又应了一次考。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文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连我也不信。然而这是事实。
学生也没提意见。不过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说来话长，就不啰唆了。总之，我由小学教到中学又教到大学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因缘凑巧，又怎么一次一次能通过考试。也许这就是所谓运气吧。
上面说的考官实际都不是主考。真正的裁判长是学生。他们有权决定要不要你当老师。不赶走你，心里不服，甚至当面不说而背后说难听的话，仍是不承认你是老师。小学、中学的不说，我教过的大学生中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后来有人表现在我之上。我只是在一个小小方面做了一点初步的开路工作，讲一些粗浅知识而已，说不上真是老师。
最后得说一说那次“考教授”。说真不真，说假不假，北京大学确实举行过一次“考试”，对象是教授。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突然袭击，正在大学恢复考试入学，不靠保送，而知识分子仍在受种种方式的批判之时。报上大力宣传一个人交白卷进大学的革命事迹。一天夜里我得到通知要立刻去一个教室。
到后一看，坐在学生位置上的全是教授，黑压压一大片。门里有几个人站着，也不知是代表什么方面的。过一会儿，好像是快坐满了，走进来一个年纪不小的人在教师位子上一站。我以为他要做报告或是传达什么指示，哪知他嘴里咕唧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随即有人拿着一卷纸走过来散发。我一看纸上油印的字，都是数理化考题，才恍然大悟，是一场考试。考卷发完，那老人又开口说了一句话。这回我注意听出来了，是，“周培源今晚有外事活动，不能参加。”原来如此。周培源教授曾经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大学教育要重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
这是对付他的。那又何必把所有教授都拉来陪绑呢？这时在座列位表情不一，我也无心看别人。忽然门口出现一位白发老人，我认识他，是曹靖华教授。他住在城里，要用小汽车接来，所以迟到吧。他进门站住对大家望了望。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句话，递给他考卷。他不接，不看，一言不发，面无表情，转身就走。
这时有些人在看，有些人在写，有些人站起来，走过去，交卷就走。我自然也要学习交白卷的革命行动，何况那些题目我也不懂，便心安理得交卷走了。后来听说这次突击不止北大一处。
究竟是谁出的主意，谁下的命令，为了达到什么目的，结果如何，报刊没有宣传，我也不知道。交白卷既然能进大学，理所当然我照旧当我的“臭老九”，拿我的生活费，活下去。
我现在是退休教师，再也不会应考了，至少是我这样希望。
1998年2月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我一九三〇年来北平（北京），无业在这古都漂泊。只有过一次短期就业，那便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和一位同事对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以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老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那时学生少，借书的人不多；许多书只准馆内阅览，多半借到阅览室去看，办借出手续的人很少。
高潮一过，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瞭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书库内的同事请教。当时是新建的楼，在沙滩红楼后面。书库有四层。下层是西文书，近便，去得多些。中间两层是中文书，也常去。最上一层是善本，等闲不敢去，去时总要向那里的老先生讲几句话，才敢翻书并请他指点一二。当时理科书另在一处，不少系自有图书室，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的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我也熟悉了他们，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一时的风气，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以至于有些人的癖好。有的人和我互相认识了。更多的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些读书导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的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他还介绍给我几本外文的入门书。可是我只当作常识，没有学习，辜负了他的好意。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
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教授们很少亲自来借书。有一次进来一位神气有点落拓的穿旧长袍的老先生。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署名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我连忙请他稍候，不把书单交给平时取书的人，自己快步跑上四楼书库。库内老先生一看就皱眉，说，他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还是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后来才想出一个主意。我去对他恭恭敬敬地说，这些书我们无权出借。现在某馆长已换了某主任，请他到办公室去找主任批下来才好出借。他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我望到他的背影出门，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去找善本书库中人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又一次来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女生借书，手拿一叠稿子向借书台上一放。她借的是一些旧杂志。我让取书人入库寻找，同时向那部稿子瞥了一眼。封面上题目是关于新诗的历史的，作者是当时在报刊上发表新诗的女诗人，导师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我大约免不了一呆。她看出我的注意方向，也许是有点得意，便把稿子递给我看。我受宠若惊，连忙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其中差不多全是我知道的。望望引的名字和材料，再看几行作者的评论，就知道了大意。大约她见我又像看又像没看，就在我匆匆翻完后不吝赐教。她说，这是导师出的题目，还没有人作过，现在是来照导师意见找材料核对并补充。她还怕我不明白，又耐心说明全文结构，并将得意的精彩之处指给我看。
旧杂志不好找，所以等的时间长。她是以我为工具打发时间吧？
不过她瞧得起我，仍使我感动。我由此又学到了一点。原来大学毕业论文是有一定规格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近事也能作为学术论文的内容。
我当时这样的行为纯粹出于少年好奇，连求知欲都算不上，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决不允许我立什么远大目标。我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至于我居然也会进入这一行列，滥竽充数，那是出于后来的机缘，并不是当时在北大想到的。可是种因确实是在北大。
我的好奇心是在上小学时养出来的，是小学的老师和环境给我塑成的。这一时期，不论进不进学校，是谁也跳越不过去的，而且定型以后是再也难改的。大学教师，无论是怎样高明的“灵魂工程师”，也只能就原有的加以增删，无法进行根本改造。大学只是楼的高层而不是底层。中学、小学的底子不好，后来再补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不顾基础，只修大屋顶。若是中文、外文、古文、初等数学、思维方式、艺术情趣、体育、人品的底子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没打好，只怕大学和研究院是修建在真正的“沙滩”上，而不是至今未倒的“沙滩”的红楼。北京大学现在有幼儿园、附小、附中，正是一个全系统教育结构。只管上层不管基础是不行的。北京大学到一九九八年一百周年时，也就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时，又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三十周年时，将成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合成的一个教育系统工程的全新工地。北大应当在当前已开始出现的全世界教育大变革浪潮中处于前列，到二十一世纪发挥国际性的作用，无愧于我们的伟大祖国。这是我的真诚的希望。
1988年
忆昔流星雨
报载:今年（一九九八）十一月十八日狮子座流星雨又要来了。我好像忽然听人说到老朋友，不免唠叨几句。
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北京）见到报上说，这一阵特大的流星雨就要来了，过三十三年才有一次，如何壮观又难见。
当时我开始对天文发生兴趣，一心想看，可是住在公寓里，是个大杂院，不便深夜一人独自在院中徘徊，便和友人喻君谈起。
他邀我到他那里去看，因为他租的一间房是独院，房东住后院。
院子不小，没有树，正好观天。可是两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干什么，他又提议，翻译那本世界语注解世界语的字典，可以断断续续，与观星互不妨碍。当晚就做实验。哪知一试之下有了新发现。
原来世界语的基本词汇不到一千，全靠加词头、词尾变化出无数新词。若要靠本身语言注解。又容易，又明白，必须有巧妙思路。例如，一、是、有、来、美，好这类字，怎么解释才能不比所注的字难懂？那本字典的编者是波兰人，笔名Kabe，真有办法，不但解得巧而好，还加上一些他从其他语言翻译成世界语的谚语作为例子，自然而生动，往往使我们拍案叫绝。但欣赏之余发生了翻译问题。译文怎么才能配得上原文？又如“一石双鸟”要不要改译成“一箭双雕”？于是又有了讨论、争辩，常常相持不下。反正无人肯出版这种书，不必着急，就东译一字，西找一字，先自己试作解释，再与原文比较，进行辩论，消磨时间。一转眼，两三个钟头过去了。第二夜接着来。我花几个铜圆买了一包“半空”花生带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炉上，开水壶旁，放了从房东借来的小锅，问我，猜猜锅里是什么。我猜不着。他说，是珍珠。我不信，揭开锅盖一看，真是一粒粒圆的，白的，像豆子样的粮食。我明白了，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薏苡，被人诬告说是珍珠，以后就有了用“薏苡明珠”暗示诬告的典故，所以他说是珍珠。他是从中药店里买来的，是为观星时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辩论翻译，吃“半空”和薏苡仁粥，真是这两个刚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好福气。
可惜的是，这一年狮子座流星雨误了期，没出现，但我们也不是白白熬夜，我们过了非常愉快的几个夜晚，不过字典没有译成。
一九六六年又是这群流星朋友降临之年。赶上了我们正在创造“史无前例”的历史。那年十一月里还没有正式“牛棚’，有的只能算是预备班。我夹在一些修字号的书记和资字号的权威中间，到一个农村去白日劳动，晚间接受批判。那时只能低头认罪，哪敢抬头望天，都忘了头上有青天了。现在才知道，这一年老朋友们来了，但只到西半球，没来中国，即使恭候，也是白等，因此并无遗憾。
万没想到我又赶上了一百年来的第三次，可是没法亲自欢迎了。怕冷，眼花，久不出门，而且周围高楼丛起，夜间灯火通明，纵使能出去观赏满天花雨，也恐怕望得见的仅有稀稀落落了，何况说不定他们又会像六十五年前那样不肯露面呢？祝愿跨世纪的人们有福气欣赏这次的天女散花。看不到也不要紧，还有下一次。我都遇上了三次。下次你们可能有人登上航天飞机去看，可是别碰上了，那不是好玩的。
诗曰:忆昔流星雨，抬头苦望天。三逢皆未见，一笑叹无缘。
199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