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4）
第十八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4）
似是故人来
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这四位
教师模样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这些人说疯不疯，似狂非狂，是些什么人？
珞珈山下四人行
四十八年前，一九四六年，武汉大学战后复员回到武昌珞珈山。山上仿布达拉宫外形建造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依然无恙，另外的山前山后上上下下的旧房虽然还在却已残破了。
秋天傍晚，山下大路上常有人散步。有四个人在路上碰面时就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还嘻嘻哈哈发出笑声，有点引人注目，但谁也不以为意，仿佛大学里就应当这样无拘无束，更何况是在田野之中，东湖之滨。
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这四位教师模样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这些人说疯不疯，似狂非狂，是些什么人？
原来这是新结识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四人都是“不名一家”，周研究外国文学，但他是世家子弟，又熟悉中国古典。
唐由家学懂得书画文物，又因家庭关系早年就得读刘氏嘉业堂所藏古书。他还曾从名演员华传浩学昆曲，又会唱弹词，后来在上海进了不止一所大学的不止一个系，得到史学大家吕思勉指引后才专重中国史学，但还译出《富兰克林自传》和赛珍珠的小说。他是为草创《孽海花》的金松岑代授课才开始教大学的。金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杂货摊。程专精中国古典文学，但上大学时读外文，作新诗，所从的业师是几位著名宿儒，自己又是名门之后，却兼好新学。程的夫人是以填词出名的诗人沈祖棻，也写过新诗和小说。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来散步，但常参加四人闲谈。
当时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复员后文化教育各方都想有所作为，谁也料想不到一年后烽烟再起，两年后全国情况大变，需要从头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那时大学都还照老一套办事，想重振学风，勇攀高峰，参加世界学术之林。武汉大学校长周颁生雄心勃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新教师。他要把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都办成第一流。单说文科，便有刘永济任文学院长，吴宓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刘绩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新从美国回来的吴于度任历史系主任，已在病中随后中年早逝的万卓恒任哲学系主任。万以后洪谦继任。全校各系都请了一些新的教授，真是不拘一格聘人才。谁能想得到不过一年以后便出现一九四七年的“六?一”惨案？学生宿舍突然深夜被军队包围，开枪打死三个学生，捕去五位教授:工学院机械系的刘颖，外文系的缪朗山、朱君允（女），历史系的梁园东，哲学系的金克木。
周煦良教了一年便离校回上海了（一九八三年底他病故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年后，一九四八年，金克木到了北京大学。程千帆多年脱离教学，“文革”后离武大，接受南京大学之聘。沈祖棻退休后一九七七年在武汉因车祸故去。上面提到的人大多已先辞世，此刻在世的只有南京的程千帆和北京的金克木，都已经年过八十了。
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于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唐长孺多年不读《红楼梦》而对红楼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数家珍，不下于爱讲“红学”的吴宓。周煦良从上海带来两本英文小本子小说。他在战后地摊上买了专为美国兵印的许多同一版式的小书，想知道战时美国军人的读书生活。他说，古典的不论，通俗的只有这两本可看。一是他后来译出的《珍妮的画像》，一是讲外星人来地球在爱中以“心波”不自知而杀人的荒诞故事。他还带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说是当时上海最风行的小说，写了西南少数民族，有些“法宝”是大战前想不到的。金克木还曾到租书铺租来《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还珠楼主的小说。四人都对武侠流行而爱情落后议论纷纷，觉得好像是社会日新而人心有“返祖”
之势。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
其实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习惯。直到那时，在许多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这并不是希罕事，不足为奇。大学本来是“所学者大”，没有“小家子气”和“行会习气”的意思吧？当然这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古话，时过境迁，也不必惋惜或者责备了。
四人之外的沈祖棻以诗词名家。她由车祸不幸辞世以后，程千帆将她的著作整理出版。在《涉江诗》的最初油印本上，当时八十二岁的朱光潜题了两首诗。一首以李清照相比:易安而后见斯人，
骨秀神清自不群。
身经离乱多忧患，
古今一例以诗鸣。
沈的诗中有一些《岁暮怀人诗》。忆周煦良云:论文难忘山中夜，
访旧曾寻海上居。
如饮醇醪人自醉，
周郎交谊未应疏。
忆金克木云:
月黑挑灯偏说鬼，
酒阑挥麈更谈玄。
斯人一去风流歇，
寂寞空山廿五年。
一九八八年初，也就是旧历丁卯年除夕，唐长孺作一首七律诗寄给金克木，当时唐目已近盲。
负鼓盲翁百事虚，
更无才力应时需。
乾坤次第开新貌，
日月缠绵到岁除。
广座杯盘人散后，
山城爆竹梦回初。
商量七十余年事，
乞向书丛问蠧鱼。
金步原韵和诗一首:
七七春秋付子虚，
微躯此日尚何需。
少年衣食马牛走，
老境盲聋岁月除。
愧对文坛陪座末，
甘离教席赋《遂初》。
衰翁千里犹酬唱，
应笑执筌未得鱼。
唐得和诗后又步前韵作一首。金诗衰飒，唐再和诗似有劝慰之意。
扶衰却病事全虚。
那有神方应急需？
偶为谈玄开卷帙，
欣看新绿上阶除。
门前山色风吹去，
帘外桃花梦觉初。
海阔天空春浩荡，
忘情飞鸟与潜鱼。
沈祖棻《岁暮怀人诗》有序，其中云:“磋乎！九泉不作，论心已绝于今生。千里非遥，执手方期于来日。远书宜达，天末长吟。逝者何堪，秋坟咽唱。”
如今唐长孺又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溘然长逝。上述诸人仅余程、金，一南，一北。周煦良谢世后，金有一诗寄程，述在珞珈山时事。诗中“幻波池”见《蜀山剑侠传》，“漱玉”
借李清照词集指沈祖棻。录下兼送唐长孺之行。
倾盖论交忆珞珈，
西装道服并袈裟。
蟹行贝叶同宜读，
断简残编共叹嗟。
池号“幻波”波有梦，
集成《漱玉》玉无瑕。
剧怜摇落秋风后，
又向天涯送海槎。
送指路人
邓恭三（邓广铭）比我年长五岁，是我结交六十多年的老友，又是让我知道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他走了，我在随他去以前理当说几句话为他送行。
1935年我进北大图书馆当职员，管借书还书。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这个某某人的名字我没听清，不知道是谁。他以为我知道，我也就没问。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我感到奇怪，我只有发表不多的新诗和翻译署这个名字，乱七八糟的文多半用笔名，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无名报刊上的。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怎么会知道，而且告诉他我在这里？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他。他也不会想到有这种问题。从此以后，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
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陈亮传》。这是第二次我见到同类清稿。第一次是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徐芳女士，新诗人，她的论文是《中国新诗史》，也是胡适指导的，她有意无意把论文放在柜台上让我看见，由此互相认识。那不奇怪，我明白，她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才女。
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的。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真是走上了学术正路。后来有一次他在我下班时来，一同走出馆外，走向红楼，在10年后有“民主广场”之名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北大操场上边走边谈。他谈起怎么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那时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报告，他便交上这篇文，得到文学院长胡适赏识并鼓励他继续研究宋史。于是他写出《陈亮传》。现在发现宋史情况复杂，资料太多，问题不少，主要是对从东北南下的辽、金的和、战问题。
他决心毕业后有条件就继续研究，不过一生也未必能解决多少问题。穿过红楼到了校门口分别时，我说，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宋朝，彼此苦笑而别。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河北省已有一部分变相沦陷，几个月后就扩大到华北。“一二?九”学生运动由此爆发，再一年多全面抗战开始了。现代毕竟不是宋朝。但我们那时怎么能够预料到，不过10年（1935—1945）全世界就有翻天覆地大变化呢？从此我知道了邓不仅专心学术而且是爱国志士。
又有一次，他拿来一本装订成册的铅印的讲义给我看。原来是傅斯年讲的中国文学史。我说，傅是五四运动的《新潮》派，怎么留学回来成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你先看这本书，看他有没有学问。”我拿回一看，不像讲义，是一篇篇讲演稿或笔记。开头讲《诗经》的“四始”，说法很新，但我觉得有点靠不住。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虽然仍有霸气，但并非空谈，是确有见地，值得思索。现在隔了大半个世纪，内容几乎完全忘了，但还记得读他比较唐宋诗那一段时的兴奋。真想不到能这样直截了当要言不烦说明那么范围广大的问题，能从诗看出作诗人的心情、思想、人品，再推到社会地位、风气变迁，然后显出时代特征，作概括论断。尽管过于简单化，不免武断，霸气袭人，但确是抓住了要害，启发思索。
举出例证仅有两首七律，一首是唐代温庭筠的，末句是“欲将书剑学从军。”另一首是宋代黄庭坚的，末句是“暮窗归了读残书。”单从这两句就可以看出明显是两个时代两种文人的心声。
这是精心挑选的典型例子。我由此联想晚唐李、杜，盛唐李、杜，初唐王勃，想到宋代苏东坡、陆放翁，回想这些人的诗，再加上两代的文，韩、柳、欧、苏，从记忆中寻找同例、异例，发现双方虽有交叉，而差别显然。又想到以前翻看过的顾亭林的《日知录》，才知道，举例何必多，再多也全不了，靠的是读者自己去思索，去查对。知者可以举一反三，不知者多举例也无用，重要的是顾所谓采山之铜，不重复别人。我还发现傅的比较法并非泛泛，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会有发现，若没有发现，那研究什么。科学的比较不是任意拉扯猜测，看来容易，其实极难。费大力研究的结果可能只需几句话就讲出了要点。我只在幼年读过旧书，那几年只读洋书，但凭记忆所及就觉得傅的说法虽未必是结论，但确实是独具只眼，能引起人思考问题。于是觉得，学术研究不能要求到我为止，认为我所说的就是最后定论。切实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出新，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盘推翻旧的。研究学术问题好像是没有终点，看来是终点的实在是新的起点。记得我那晚边看边想竟忘了照例的读外文小说。可是我还书时两人只有这样两句话：“有学问？”“有学问。”接着他又谈他的计划，打算申请“庚款”资助，专心研究辛弃疾的词和生平事迹，说起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和困难等等。
这时他已毕业留校，属于文科研究所，但还没有交出学生宿舍房间，所以有一次邀我晚上到他住处去畅谈。我去时一看，室内还有两人，都是他的同班同学。一是傅乐焕，一是张政。
经他介绍后，他们好像跟我早已熟识，继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谈。不知怎么忽然说到地理，我插话问起现代的地图画法，怎么把球面改成平面，怎么画出经纬度。傅一听就在桌上书堆里翻出两本书递给我，说：“这是投影问题。这两本小书简单明了，容易懂，你看过就明白了。”我接过一看，是德文的，里面有数学公式和一些图，当然我看不懂，翻翻就还他。也没人问我什么，大家仍接着原来的话题谈。我发现他们虽然同班上课四年，所学却大不相同，都不是照着老师教的图形描画而是自辟道路。张熟悉古董古书。傅通晓中外史地。邓专心于中国中古史。可是彼此互相通气，并不隔绝。古典、外文，随口出来，全是原文，不需要解释，仿佛都是常识。他们对我毫不见外。
明摆着我不懂德文和数学，也无人在意，好像认为会是当然，不会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不久就要各自西东，所以大家谈得很热闹。我不觉拘束，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学识远不如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青年学者的风度不是随时、随地、随人都能见到的。恭三这时已经结婚，在宿舍只是挂名。他回家，我也一同走了。那一晚我见到三个不通人情世故不懂追名逐利的青年，以后这三人果然都成为学者。十分可惜的是，我听说，傅乐焕留学回国后在50年代由不幸遭遇而自动离开世界。邓如今又去世，三人行此刻仅有张君了。
这段时间我和恭三经常见面，不是仅仅空谈，也有实际作为。从一开始他就对我说，天津《益世报》有个《读书周刊》，由历史系教授毛子水主编，实际上是四个四年级学生每周轮流编辑。他是其中之一，每月轮到一次，要我写文章。他不想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也不习惯写这类报纸文体，最好我能给他帮忙，经常供给稿子。我说，我现在只看外国书。他说，谈洋书也行，不过报纸是天主教办的，别沾宗教，莫论政治，小小冒犯政府不要紧。于是我写了一些长长短短与书有关的文，每篇署上不同笔名。我随时交，他随时登，也不修改，还说是我帮助他省下不少写稿约稿时间。记得我写过短文，据英译本介绍俄国史诗《伊戈耳远征》，谈俄国无政府主义女革命家的《薇娜自传》（近年才有巴金译本）。还引过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通报》上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话，发挥几句。他说郭有中国学者所缺少的“科学的想象”，这指的是什么？我借此把当时被通缉逃往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的名字点出来。现在的人不会感觉到，以上说的这些在那时都是犯忌讳的，许多报刊不会登出的。我也写文对名人提过意见，评过邓认识的人的书，自然用的都是笔名。被评的人不知道，不注意。毛主编说过什么没有，邓没说，我也不问。只有一次不同，不妨多说几句：“周作人讲演，邓恭三笔记”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周提出“言志”和“载道”对立，提倡晚明小品。这不仅产生争论，而且引出大量古典小品纷纷上市。我对邓说，这是你闯的祸。他说与他无关，他不过整理笔记给讲演者看过，出版者出书赚钱，他得稿费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如此而已。文坛上风波怎么能涉及他？我说，不错。梁漱溟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罗常培笔记的，罗不讲哲学，笔记者不对书的内容负责。你没有提倡那种小品文，也不写，可是如今这种小品成为大潮了。其实依我看，“言志”仍是“载道”，不过是以此道对彼道而已，实际是兄弟之争。他叫我写成文章看看。我知道他又借此约稿，便说，写也是白费力，你能登？他说：“你写，我就发，只看你怎么写。”于是我写出了《为载道辩》，将近万言，没署笔名，交给他。话虽说得婉转，对周仍是有点不敬，以为不会发表。可是全文登出来了，一字未改，占了整整一期。我没问他，毛子水主编和周作人对此文有什么意见。后来见面时他笑着说：“朱自清以为那篇文是毛子水写的。
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编辑费请客，四个编辑也参加。朱来了，对毛说，他猜出了那个笔名，五行金生水，所以金就是水。当然毛作了解释，说那不是笔名，是一个年轻人。”
这样，由于恭三，我为《读书周刊》写文，又常听他的议论，多少沾上了一点学术的边。他使我望见了所谓学术道路和学者的基本功夫，不过我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学者，那太难了，我知道自己不行。恭三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他给我指路。
我好像没有真正走上去，走的不像是他指的路。现在他休息了，我就讲这指路故事为他送行。
1998年7月
叹逝
“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这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陆机《叹逝赋》中的句子。不错，河中流水永远是新来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有谁能永留成为旧人而不逝去？
近年来故旧逝世的已经不少，但接二连三来讣告却是最近一两个月。先是诗人陈敬容，接着是北大三教授：徐继曾、杨周翰、王瑶。他们年纪比我小些，身体比我好些，比我有才学，有成就，对生活的信心又比我强，为什么都先我而去，留下我还在世上呢？
当卢沟桥炮声乍响时，极少人能料到一贯退让的政府竟能全面抗战。因此，我仍去中山公园赴邓恭三（广铭）的约会，去见诗人曹葆华。他来时身后跟着一位女郎，看来不到二十岁，戴一顶大草帽，穿一件“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原来她就是新近在报刊上发表诗的陈敬容。过了将近四十年，我才知道她在《世界文学》工作。那是“文革”末期，我去看朱海观，偶然提到陈敬容。朱说他们是同事，住家不远，便拉我去看她。这时她正在房门口走廊上炒菜。屋里有一个几岁的娃娃，她的外孙女。她头发白了一半。又过一些年，《九叶集》出版，她和几位诗人到我家来过。以后她又寄一本《陈敬容选集》给我。前年，她忽来我家，说是七十岁满了。带来她的外孙女，是她初见我时的年纪吧？怎么能想得到只过两年这位故人竟和海观一样成为故去的人呢？
二十年前我和一些“牛鬼蛇神”同去郊区劳动改造。有一天清晨，我在仅有芦席围着的露天厕所里发现一个人手拿一张撕下的外文书页在看。我正在极力忘掉学过的外文而怕忘不掉，怎么还有人怕忘掉呢？这人就是徐继曾。几年前，他送我一本他译的卢梭《漫步遐想录》。不到一百天以前，他见到我在一篇文中说，不知卢梭《忏悔录》译全了没有，便送来了一部全译本。前半是他校过的，后半是他译的。怎能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卢梭在世间一直是孤独的。我曾为他译的书名省去了“孤独者”而感遗憾。现在有他去陪，卢梭又有一位中国朋友了。
“一二?九”前夕，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旁边，有七八个学生租了一间房子，自己起火做饭吃，取名“窝头饭团”。我不是学生，也被邀参加，我猜想那间房子是另有用途的，不过打出“饭团”牌子掩人耳目。这几个人都是学外语的。一位在抗战时打游击牺牲了。其余的人，除两人当教师以外，解放后都在不低的岗位上工作。两个教师，一是我，一是杨周翰。他在饭团没有多久便到欧洲和外国人合作编书去了。他从瑞典寄来一封长信，述说初到时对欧洲的人和文明的观感。记得他说在接触欧洲普通人时感觉到了平静中的危机。那时希特勒上台已两三年了。
王瑶是我在五十年代才认识的。三十年前“拔白旗”时我在市场书摊上见到批判北大几教授的文集，他也在内，不过被“拔”的人不知道有这本书。也不过是两个月以前吧，我在学校的一次会上见到他，依旧不停地含着那支烟斗。我曾劝他戒烟，说，在“劳改大院”中不是不抽烟吗？他笑了笑，说，现在不是不“劳改”了吗？他兴致勃勃周游全国，还到东京和巴黎，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呢？
二十年前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劳动时，外语系科的人合组一个连。由于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到大学进行“上、管、改”，领导说，学外语的人可以重捡起外语了。有一次，恰巧杨周翰、殷葆书和我对坐在草棚中相距不过一米的双层床的下铺上，偶然提到了翻译。我问，“倚老卖老”在英文中有没有对应的话。
大家想不出来。我说，我们把“封、资、修”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三人都不由得笑了起来。各人笑得不一样。但都是真正开心的笑，可见还是没有忘记老本行，一讲外文翻译，仍然兴趣浓厚。杨周翰想出了一句英国话，仍旧不大贴切。难在“倚老卖老”可以是对别人的讽刺，也可以是给自己的貌似自谦的挡箭牌，可以是轻松的谈笑，也可以是严厉的讥嘲。这类话是汉语中有文化思想背景的多年凝结的习惯语，可以随语境而变化语气，是很不容易在其他语言中有对应的，在汉文中用得不好也会出岔子。和王瑶的从中国中古文学转入现代文学类似，杨周翰也是从英语古典文学以及拉丁文学转入现代新学科比较文学的。大概古今中外新旧文学原本是互相通气而又彼此不能完全通气的吧？执一端而以为天下之学尽在此，恐怕是不大行的。我说这话是不是也有点“倚老卖老”了呢？
悼念这四位新去世的朋友，感到知人真不容易，对今人和对古人，对生人和对熟人，都一样。我对他们所知不多，自不能“谬托知己”，只能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点共同之处是我实在赶不上的，那便是对“真”的追求和执着与确信。陈敬容是以诗文追求情感的“真”，另三位都一直在大学教书，是在学术上追求“真”。他们很谦虚、又很骄傲。对自己真正知道的很骄傲，对自己所不知道或不大知道的很谦虚。知道学问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确实知道一点的，也不能说是全知道，也会有不足。我从未听到他们鄙薄别人，除非是“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但对这种人也不出恶声，不过笑笑而已。陈是诗人，徐、杨、王是学者，所以有点诗人和学者的气派，但不是虚架子，不是笑嘻嘻点头敷衍的面孔，也不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记得五十多年前曾见钱钟书有诗句云：“拼将壮悔题全集，争说文章老更成。”非常欣赏。这才是学者兼诗人的境界。我是学不到了。
还是再抄几句《叹逝赋》吧。
“亲落落而日稀，
友靡靡而愈索。”
“托末契于后生，
余将老而为客。”
1989年岁阑
三笑记
人生下来就大哭，过些天又会开口笑。婴儿自己不知道，这是哭，这是笑，是从大人的反应中知道效果的。于是哭笑不仅是发自内心，而且是有求于外，是含有预期得到效应的有意识的生理行为了。
开怀大笑，不知道为什么，两人同时开口，无因无由无求无欲，这才难得。我有过这样的笑，值得庆幸。
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之交，大学里如同开锅，热闹非凡。
不知怎么冷清的时候，有的地方会忽然平静无事，人都不知集中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天，我正在和一些“牛鬼蛇神”搬运石头，从屋边拣起大小石块放在筐内抬过一片开阔地，卸在当年洋人修的燕京大学围墙下面。和我同抬一筐的是化学系的傅鹰教授。两人不发一言，全心全意劳动。来回抬了几趟，不知怎么，突然寂无人声。在墙下卸完石头，抬头一看，只剩我们两个人。其他人不知哪里去了。竟没人给我们打招呼。我们也没有抬头看过周围的人，只低头劳动，入于人我两忘的高级禅境。这时猛然发现如在荒原，只有两个老头，对着一堆石头，一只筐，一根扁担，一堵墙，一片空地。
傅鹰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在“大跃进”中，科学研究也上马大干。要他发表对千军万马协同作战研究科学的体会时，他背诵两句唐诗：“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因此挨了一顿批判。可是好像批与被批双方都不知批的是什么，为什么批。有人问我。我说，古诗和大事同样难懂。以不懂为妙。
何必不懂装懂？他的夫人也是化学教授。两人都已故去了。既已安息，就不必多说话打扰他们了。
又一次大笑是在这以后不到一年。我一直坚持劳动，但是同劳动的人却常常更换。有一天，留在空空一座大楼里劳动的只有三个人。我，教日文的刘振瀛和一位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她取的中国的姓是李。我们的任务是擦窗户。我初见李时，她好像是二十岁上下的美丽活泼的小姑娘，此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知何时她当了职员，也不知为什么陪我们一起劳动。这个女的，据说当学生时在战后日本做过各种劳动，继承战时的“奉仕”（服务），不过是为自己生活不是为“圣战”了。她会操持家务，所以比两位老教授都“懂行”。她教我们怎么先用旧报纸，再用干布，然后用湿布，又重复用干布，从点到面擦玻璃。两个老学生随着她的示范倒也学得不慢。
后来要站上窗台去清除上层积垢，两个老头都面有难色。虽是二楼，摔下去也不是玩的。还是她，自告奋勇，一跳便站上去。
我给她递工具。窗子是开着的。她站得很坚定。我还是担心不稳。不一会，任务完成，她一回身便往下跳。我出于本能，不自量力，伸手去保护。哪知她心里也不踏实，跳下时怕往外倒，竟向内侧着，一见我伸手，转身一躲，反而维持不住平衡，一下子靠在我的手臂上。我本是无心举臂，并未用力，也跟着一歪。幸而她不到三十岁，我也不过五十岁，脚跟还站得稳，都没跌倒。旁边的刘出于意外吓了一跳。三人定过神来，不由自主同声哈哈一笑。我笑得最响。她也失去少女风度，张开大嘴。
刘反笑得庄严，不失留学日本时受的“喜怒不形于色”的磨炼。
这一阵笑声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和着回声仿佛突如其来的音乐，像有的交响乐的“曲终奏雅”，轰然巨响，真是难得。当然，这事除我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位大约随后便忘了。
只有我记到现在，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次老来开心大笑。
现在刘已成为古人，李也回日本去了。三人余一，忽然想起这次三人大笑，接着又想起那次二人大笑，不由得又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强迫哭比强迫笑容易。我老而不死也有好处，比别人多些时间回忆。记得笑比记得哭好。我的记忆中几乎都是一些可笑的事，都是我自己做下的。记不得生下来的哭。大约十岁以后就不哭了。二十岁时，哥哥突然去世。我艰难困苦回到家，见到老母忍不住伏在她膝上哭了一场。此外再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哭过。那次哭后不久，我又离家外出，举目无亲，飘零各地，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会哭，要哭也没有眼泪。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
还有第三次的笑，那一定是在我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但不会有人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了。所以预先在这里记下一笔。是为“三笑记”。记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癸酉闰三月前夕。
诗人的再生
诗人徐迟匆忙走了，像一枚爆竹，跃入太空，便无影无踪，只剩下音响。
有两类诗人，都是迷诗，爱诗，作诗，以诗为命。然而一类诗人还另有散文生活思想，而另一类的则把生活也要求诗化，化不成就无比痛苦，只好用诗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一类诗人中，最早的是屈原，后来又有李白，两人都消逝于水中。现代有徐志摩，他“想飞”，就飞上天，不回来了。如今又有了徐迟。这些诗人都到诗的世界再生去了。
一九八五年初，徐迟夫人陈松女士离开世界后，我写了一首绝句寄给正在悼亡中的徐迟:
南浔、香港、莫干山，忽漫相逢五十年。
泥上偶然留爪印，莫言天上与人间。
一九三六年春天，诗人戴望舒到杭州西湖孤山俞楼来，看到我正在翻译《通俗天文学》，回上海后写了一首诗寄给我。这便是那首《赠克木》（以后改题为《赠友人》）。我随即答了一首诗寄给他。不久他来信说，我那首《答望舒》被诗人路易士要去登在他和徐迟合编的《诗志》上了。这杂志只在当年十一月出了一期。我也没有留稿。直到大约八十年代初，老朋友喻君才在上海徐家汇的图书馆藏书楼中找到，抄下一份给我。现在我再抄在此处，隔了六十年重新发表，也算是对这些往生诗的世界的朋友们的一种纪念吧。
世人羡慕天上的星辰，
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
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
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
它们顷刻之间运动千百万里，
千百万年来还是没有大差异。
这样迟缓又这样匆忙，
这是既真实又虚伪的大梦一场。
宇宙原是个有限的无穷。
人类恰好是现实的虚空。
只有那无端的数学法则，
才统治了自己又统治了一切。
黑暗中的生物害怕光明，
因为光明中有奇异的寒冷。
光明他不能统治，黑暗也并不可爱，然而在黑暗中他忘了自己的存在。
“一切皆数！”第一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从此传染了光明的悲哀。
小儿才不怕水没顶，不怕火伤手，他不知道必然，他有自由。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分子、原子、电子、量子、中子、正子，愈析愈微，愈难分彼此。
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几度的空间，从方回开始，到不方也不圆。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见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见其少。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知与不知，士各有志。
因为人生只有生殖与生存，
理智从来无用，意志又无根，
艺术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无非是逢场作戏。
于是有了看戏人的快乐，
他自以为置身戏外，不知结果如何。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又在后，
又演又看的人才有彻骨的哀愁。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涂的聪明人都是如此。
这样的人才有无比的痛苦，
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时担负。
婴儿出世时要有一阵哭声，
从此便有了生，有了痛苦，有了光明。
这样的道理还有谁会不相信，
请看那为光明而烧灼流泪的天上流星。
此诗是一九三六年作，原答望舒，今悼徐迟。二诗友去世，我乃独存，是以不才得终天年吧。
1997年
殉名记
现在常听人说，学术著作不易出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术著作容易出版。
从前我在北京有一位忘年交。那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不多，他顶多年纪比我大一倍，可是头发和牙齿已经开始脱落，显得很老，却又有一股孩子气，和我两人常常相对大笑。两人都没有学历和职业，互相不谈私事，谈的都是外国文和外国书，两人又都没有去过外国。我只知他孤身一人住在哥哥家。租的是后院，前院归房东，但没人住，所以每次我见他总是在房东的客厅里。他从不找我。这样有往无来过了几年。
我们最容易动感情的话题是日本的书业。例如东京的丸善书店，一张明信片寄去，不论要什么外国书，一星期后就必定收到邮局的C.0.D.（代收货款）通知，便可去邮局交款取书。
没有书也必有答复，说明已绝版，尚未出版，暂时缺货以后寄之类。日本人吹嘘，世界上不论什么地方出了有价值的书，不出半年必有日文译本，再过一两个月，书摊上就会出现有人看过卖出的旧书廉价出售。德国也是一样的翻译大国。单是一套英文原文的德国版小本子廉价丛书就有四千种以上。日本人在东单开的东亚公司只有小小一间门面，一边卖杂货，从服装到玩具，另一边是书架。有一架是三省堂、白水社等的各种词典、新书。有一架是岩波文库之类小丛书，印得又好，价钱又便宜。
世界名著日译本多极了。高高在架上的是一部三大卷日译本《资本论》。那时中国还没出译本，还在为本文第一句话的一个字是“商品的什么”而争吵不休。中国人学俄文还只有用日本人八杉贞利的《露和词典》，仗汉字猜意思。更可恨的是那位日本老板娘，不但任人翻阅书，而且有问必答，一说话仿佛就要三鞠躬，好像存心要比我们这个三千年礼仪之邦更讲礼貌。这时日本已占领中国东北，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各自吹嘘是优等民族，把中国人比作犹太人，又聪明又有古文明，可是不会建国，所以是劣等民族。德、日两个文明国被两群野蛮人统治，真是气死人。我们两人认为这是无神论的证明。倘若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什么不叫德国、日本打败仗亡国也尝尝被外国人统治的滋味？真是老天没眼。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的事。
有一次我去见他，发现他忽然面貌一新，简直是年轻了十岁。原来他偶然见到一位名流，顺便说起自己在编一部《中国山水词典》。那位名流大感兴趣，立刻写名片介绍他去找一位学术权威。那位权威一听他的设计更为兴奋，立刻介绍他去找一个学术机构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一谈之下，一口答应给他一个位置，名义和待遇很低，不过工作只是编他自己的词典，在借书查找资料等方面都尽力给方便。他立刻答应，认为这比在卧房里床前小桌上编书好多了，何况还给饭费、车费、零花钱。
他第一次有了职业，哥哥全家也都高兴。
他有了工作，我很久没去找他。再见到他时大吃一惊，好像比以前还老了十岁。见面后他一言不发，过些时突然一拍桌子，接着又长叹一口气。随后我才听明白，原来他辞职了。过程是: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作出了几张样品。负责人拿去给权威一看，大受赞赏，认为很有学术价值。负责人对他说，他若按计划一两年内完成这部词典，还可以留下来继续进行自己的其他著作。不过首先要让这部书出版。他们无力出书，只有介绍给大书店。书店不看书只看人，有权威题签写序推荐还不够。
为了保证出版，最好他能委屈迁就一下，同意作为权威的助手工作，书的作者署上权威的名字……他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站起来说:“我的书可以不出版，我的名字不能出卖。”收拾起稿子就走，也不再听负责人一句话。他许多天都在家里生气。连哥哥全家也不原谅，说，一个名字有什么要紧？先当一次助手，出书以后渐渐自己就会有名声，何不忍耐一时。我听明白了也无法安慰他，只好走了。不料以后发生“七七”抗战，我匆匆南下，再也没有见到他。
直到战事结束后三年我才又到北京来，再去访这位忘年老友。门庭依旧，还是那拉到后院去的门铃。想不到出来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还未开口，她先笑着叫道:“你是我叔叔的那位朋友吗？没怎么变。还是那副眼镜。只是长袍换了西服。我认得你。我叔叔也一直记得你。他只有你一个朋友来找。”
我才想起来，从前每次出门见我的是他的侄女儿，那时不过十来岁，转眼十年过去，自然大变样了。连忙问她叔叔好吗。她不笑了，说，“早已去世了。”原来他受了那次打击，精神便开始失常。日本占领北京后，他更是反常。家里怕出事，不放他出门。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不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我问到他有没有遗稿，心里还想为老友出点力。大姑娘答道:“都烧了。叔叔临去世前忽然明白过来，叫我把所有稿子都在他床面前火炉里一张张烧成灰。他躺在床上瞪着眼望。烧完了，通向外面的烟囱不冒烟了，他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
我忍不住了。眼泪顺着脸直往下流。我转身就走。大姑娘在后面大声说了几句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耳边只有五个字回旋激荡:
“焚稿断痴情。”
这时我已经知道，他遇到的是极平常的事情。外国同样有。
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位名教授就曾要求一位印度籍教授将著作署他的名字以便出版。那位印度教授连标明合作共同署名都不肯同意，拂袖而去。为了书名上著者名字定不下来，已经排校完毕的学术著作不能付印。美国教授和印度教授先后故去，这书也不知下文了。
名啊！名啊！真的这么重要吗？
忘了的名人
《傅斯年选集》有出版的消息了。作者本来是个名人，后来变得无名了，被淡忘了。现在他又出场，与我何干？不免说一小段因缘。
我从小学跳到大学。转折点是在我教小学时认识了三位大学生同事。我是教书匠，居然有时也想敲敲学术研究的大门，转折点是在于见到一次这位傅孟真先生。这话得从头讲起。
三十年代初期，我和杨景梅在北平沙滩北京大学附近一家豆浆铺里用世界语谈话，被沈仲章误认为讲意大利语，从此我认识了沈。
沈认识一个新疆人正在穷困中，便为他组织了一个夜班，借北大红楼一间教室，请他教新疆话，邀我参加凑数。于是我学会了阿拉伯字母和很难发的几个深喉音。这位穆先生不大会讲汉语。他编印讲义，教语法和会话，还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可笑我还没弄清学的是什么语。当时以为是维吾尔语，以后才知道也许还是哈萨克语，或则竟是另外什么语。这个夜班维持没多久，老师就回新疆了。有一位罗常培教授也参加学习。他是音韵学家，北大中文系主任，支援这个班可能是为了调查研究语音，结果是认识了我，但并无来往。
一九三九年我以意外机缘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期到昆明时便去访罗先生。他知道我竟能教大学，很高兴，在我临走时给我一张名片，介绍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没问。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开门见山”，没几句便说到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
我打断他，提出一位教授。他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我才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他接着讲一通希腊、罗马，忽然问我：“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我连忙推辞，说我的德文程度还不够用做工具去学另一种语文。用英文、法文还勉强可以，只是湖南大学没有这类书。他接着闲谈，不是说历史，就是说语言，总之是中国人不研究外国语言、历史，不懂得世界，不行。过些时，他又说要送我学希腊文的德文书，极力鼓吹如何好，又被我拒绝。我说正在读吉本的罗马史。他说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我钻空子把他说过的两句英文合在一起复述，意思是说，要追究原始，直读原文，又要保持和当前文献的接触。他点点头，叭嗒两下无烟的烟斗，也许还在想法子把那部书塞给我。
忽然布幔掀开，出来一个人，手里也拿着烟斗。傅先生站起来给我介绍：“这是李济先生。”随即走出门去。我乍见这位主持安阳甲骨文献发掘的考古学家，发现和我只隔着一层白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也不问我是什么人。我想，难怪傅先生说话那么低声，原来是怕扰乱了布幔那边的大学者。谈话太久，他出来干涉了。傅回屋来，向桌上放一本书，说：“送你一本书吧。”李一看，立即笑了，说：“这是二年级念的。”我拿起书道谢并告辞。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注的《高卢战纪》。不学希腊，就学拉丁，总是非学不可。这也许就是傅的著名的霸道吧。我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那么长的“间接引语”，颠倒错乱而又自然的句子，把自己当做别人客观叙述，冷若冰霜。仿佛听到恺撒大将军的三个词的战争报告：“我来到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全世界都直引原文，真是译不出来。
读时每告一段落，我便写信给傅，证明没有白白得到他的赠书，并收到复信。
这本拉丁文书，在我和书本“彻底决裂”时送给了一位女学生。到我和书本恢复关系时她又还了我。如今这本书还在书架上，使我忘不了送书的傅先生。
写下这篇小文好像还了一笔债，但并不感觉轻松。不知道柏拉图怎么说话，到底是缺憾。胖子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叭嗒着那不冒烟的烟斗，没有表情。
1996年6月
悼子冈
我认识彭子冈很早，但她认识我很晚。
子冈的成名是作为女记者，但她的出色在于她有一支文笔。
至于她的更出色处则是她的为人。不过，若就她对现代中国的贡献而言，还应当说她是第一批中的，甚至是第一个，当成了新闻记者而且一直当到底的女孩子，一个从向往革命到投身革命而对革命却充满热情而理解不足的天真的女性。
30年代初期，我在申报《自由谈》看到署名子冈的一篇小文，文中提到她住在北平西城一家女子宿舍，捎带了一笔那个宿舍的房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学生》杂志征文中第一名的那个子冈，而这宿舍无疑是我的朋友曹未风新开的秋城女子寄宿舍。于是我去看这位决心花20年时间译莎士比亚的朋友曹未风。他告诉我，子冈本名彭雪珍，是中国大学英文系的一年级学生。我立刻想到那是《中学生》上发表作文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学生，大概是叶圣陶先生的弟子。恰在我们谈话时，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女孩子陪着另一位进了院子。同子冈在那篇文中说的一样，她把自行车向墙上一靠，便和她的朋友站在对面廊下谈起话来。曹未风说这就是子冈。隔着窗帘我认识了她。随后我知道她进大公报当了记者。当时有女作家、女编辑，还没有女记者，至少没有能长期正式当大报记者的女孩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想象得出50年前当记者多么不容易，女性对这种职业更是多么难以适应。有勇气的未必有能力，有文笔的又不见得能过忙忙碌碌在各种各样场合会见各种各样人物的记者生涯，受不了几乎天天会碰上的，从报馆内到报馆外，从政治界到文化界，种种方面射过来的责难和闲气。无本领的人，老板不愿用；有本领的人，老板不敢用。可是子冈居然闯开了这一关口，她仗的本身的条件还不是那支笔。会写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我至今也难明白，她怎么能那么相信人，她仿佛想不到世界上居然会有坏人。她不会伤害人，受到伤害时也只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坏人不防备她，也伤害不了她，因为她不懂人为什么要伤害。她受了气也不会去恼恨别人。她的文并不能完全表现她的人。当然左翼新闻界是另一种情形。抗战初年我在长沙和桂林认识了年纪很轻的高灏和高汾姊妹。她们进了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当记者。那时范长江办的国际新闻社和陈农菲主持的青年记者协会都在桂林。高灏很快成为真正的女记者。可是皖南事变发生，救亡日报关门，她又当不成记者了。终于英年早逝，深可惋惜。女记者的人才到处有，可是能用又敢用而不会被封闭的报馆难找啊。高汾后来到重庆，也成为大公报的女记者。这时子冈已经闯开门路，女记者不稀罕了，但也还不是愉快的职业。太平洋战争时，我在印度认识了在赴美途中的杨刚。我知道她曾用杨缤的名字翻译《傲慢与偏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她是作为大公报驻美记者出国的，我在大公报驻印记者郭史翼的办事处见到她。那真是一见如故。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看得起我。我后来才觉得真有点对不起她的好意，我对她说：“你改名为刚，可并不是真刚强。你的傲慢与偏见太多了。你真能忘记自己是女性吗？还是不要那么刚强吧。”坦率的谈话，从世界大势到生活小事。真不知两人怎么会谈得来的。后来我和子冈见面后，立刻发现她和杨刚大不相同。她天真得不知有险，所以能“履险如夷”；而杨刚不行，过不去悬崖峭壁。在郑振铎先生追悼会上我见到杨刚，她说是遇了车祸，神态黯然。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我隐隐感到，像郑先生那样正直豪爽的人会在空中遇难，杨刚这样的强者也在平地上撞车，恐怕她会去追随郑先生。果然不久她便向世界告别了。子冈却像是个大孩子，一直到去世前几年还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她的天真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直到1948年，我在北平先认识了徐盈，那是由于我的老朋友郑伯彬，也就是杨刚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丈夫的弟弟。我们在一起谈的是战时和战后的华北经济。我还没有去见和徐在一起的子冈。我随即结婚，才被带到大公报办事处去拜望我的伴侣的振华老同学子冈。大家谈起《中学生》、《自由谈》、大公报，我才发现文实不如其人。子冈和杨刚不同。杨是文学家、诗人，同时是政治人物；而子冈虽是革命者，却不是政治人物。她和我认识或见过的所有女性几乎都不相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波涛汹涌的政治和文化界当那么多年记者呢？也许是我错了。唯有她这样的人才能以一叶扁舟踏过风浪而感觉不到什么惊险。
杨刚向我提到过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我在桂林见到她时，她还只能算是个大孩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打毛衣。到昆明见到时，她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上海又见时，她成为一个婴儿的母亲。从此没有再见，但她给我的印象却不可磨灭。
她有子冈的天真，又有杨刚的自信。这是难得的“二难并”，可惜并不是好事。她虽过了杨刚过不去的第一关，却过不了更高大的第二关。反而子冈都能过去，可以说是生于天真，没于天真，给她的友人留下一个无法描述也无可描述的印象。这没有她留给国家社会的文字永久，却更深刻也更生动。
对我来说，这世界是有点奇特的。有一些人见面很少，谈话不多；有的人几十年的交情不过是通信，对面谈话微乎其微；有的人仅仅是一般朋友的见面，甚至还不大见面；可是这些人却都留给我淡化不下去的影像。子冈属于最后这一种。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尽管在宇宙中仅仅是一闪而过，然而这道闪光是永存的。
1988年
送俞敏教授
北师大的俞敏教授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两人不是同学、同事、同行、同乡。一九三五年认识以后，不久便分离，到一九九五年，六十年间才见面一次，通信一次，几乎是互相不通信息。我们由围棋结交，但彼此从来没有对局下棋。关系如此简单，然而我们决不仅是点头之交。
一九九五年六月下旬，他的儿子，在美国讲授美国文学的俞宁，回来参加关于女性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要来北大，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要来看我。我知道他虽然比我小三四岁，但身体不好，就劝他慎重。我住在三楼，连自己都很少下楼，怕他上下不便。我住的北大的一个宿舍园就是他住过的燕京大学的那个宿舍园。不过他住的平房早拆了，改成楼房有几十年了。只有荷花池塘和未名湖依旧。他若想访旧，可以乘车来转一通，我下楼去见他。过了一天，俞宁来，带来他送我的《俞敏语言学论文集》，说是他父亲腿痛不能来了，他在北大参加那个国际会议以后就回美国。不料七月初俞敏教授就去世了。我到七月中旬才从报上看见消息，随即收到迟来的讣文。
尽管我让俞宁带去我送他的几本书，然而从一九三五年相交，只七十年代末他到我家见一次面，谈一次话，实在是太疏远了。
特别是在重翻看他送我的两本论文集时，忽然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在学术上谈不拢而又相通的原因。好比一个说英语，一个说法语，或者是一个说广州话，一个说上海话，又好像一个人说的魔鬼撒旦原来就是另一个人讲的堕落的天使，说来说去，似通非通。一旦知道两人讲的话的同和异，那就豁然贯通，由不通而通了。可惜此时已是人天相隔无从对话，只好仍然不通了。
说起相识的机缘，那是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管借书的时候。他是一年级学生，来借《海昌二妙集》。我一看借书条便问:“你下围棋？”他便立刻对我有了兴趣。于是海宁的范西屏、施襄夏两位清朝大国手成为我们的介绍人。他每来借书，我们必定隔着柜台谈话。他是围棋迷，据说下得还不错，不知相当于什么业余段位。我是十七岁以前下过棋，和人一起摆过清朝棋谱，随后“暂停”到七十岁以后才又独自摆棋谱，从来不下棋，实在是不会下。小时候下的摆的都是中国旧式有座子的棋。老了“打谱”才学到日本式的棋。十几年也没懂棋。刚刚敢谈几句棋，我的这位真正会下棋而没有同我下过棋的棋友竟永别了，再也没有和他谈棋的可能了。
七十年代末期，他忽然给我一封信，问到与梵文有关的问题。我去图书馆查到资料抄译给他并提了意见。于是他来找我谈话了。他研究梵汉对音。那是钢和泰提出，汪荣宝首先应用于一篇著名论文中的。我对他谈了我的想法。最近我才知道德国人研究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献的消息，联想到欧洲人研究梵文文献以及中外许多专家研究中国古韵，才恍然悟到我说的对他们全是外行话。专家的构拟古音系除中国传统外还是欧洲古文献学的十九世纪以来的传统，而我所谈的是另一条道上的语文学。彼此都对，因为不是一回事。再想到我曾对不少大学者闲谈过我对他们专业的小意见。在他们听来，我说的全是外行话。这就是说，我是从他们的行外提出看法。他们都是从事本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对外行或行外的意见有兴趣听取考虑作为“他山之石”。此刻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俞敏和我恐怕也正是这样，因意见不一致而为朋友。这才符合古人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思。全都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可惜现在他们都不可能再听我谈了。
俞敏对我说。他过去下棋太多，误了不少学术研究。他在日本出版的书我没见到，就这两本论文集说，已是不少了，尽管照他的路数说是不曾完工的。他不仅通晓许多外语和方言，而且对梵语、藏语更为注意，对北京话不是“大都话”有自己见解。这些都是为了对古今汉语的研究。他有许多独特见解，不是凭空大胆假设，而是观察细微，见缝生疑，又尽力广搜实例，追查究竟，论证真伪。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对汉藏语言关系以及西方羌族藏语和东方姜族齐语的同源相通的研究。他费大力编《汉藏同源字谱》，姜子牙和松赞干布可以直接对话竟不需要翻译。看来这是十九世纪印欧语系研究的方法，他用来构建汉藏语系。我对这种文献学的构拟确实是外行，但是见到《公羊传》中有那么多“齐语”，可见古书中有不少文言白话夹杂的词句。楚语已有人研究。齐语有没有人研究？《孟子》里不是说到这两大方言吗？那么，可能和西戎有关的秦语，可能和北狄有关的晋语呢？中原通行的书面语规范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是不是学“外交辞令”？学“官话”？中国古文献中的规范语言和方言问题，印度及中亚语中的通行梵语规范和方言问题，两者是不是可以互相参照？这当然是文献语言学的行以外的想法。
俞宁来时，我只和他谈到古典修辞学的传统和当代新趋向，此时想到他父亲的研究以及我们隔行而相通的种种，已经无法托他传达了。
于是我不得不写出这篇送行文，如同刘孝标“重答刘秣陵”
的“悬剑空垅”了。
何容教授
何容（谈易）教授在抗战时曾以“老谈”之名与“老向”
（王向宸）、“老舍”（舒舍予）并称通俗文艺“三老”。今年七月间他在台湾逝世了。我在九月中《文艺报》上一见到这条消息，便想到要为他写点什么，可是过了这些天，竟不知道要写些什么。
何容原是他的笔名，不是在北京大学时的“学名”。他的第一本书《政治工作大纲》署了这个名字。书的扉页后有一张照片，是作者的半身军装像，军帽、武装带俱全，还题着几句诗。末两句是:“这是从前的我，莫作现在的看。”又印着一方图章:“何容谈易”。姓何名容字谈易，也可读作“谈何容易”。
这照片证明，他确实是北伐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员。
书是正正经经写的，不是开玩笑的。书名像教科书，其实不是，是记录一九二七年北伐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可是说来奇怪，读者一看这书，不由得就要笑，也不知笑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笑。例如他分析标语的类别，有“软标语”、“硬标语”，其实就是写在纸上的和写在木板或墙上的。这有什么可笑？可是一看他的说法就想笑。这本北伐纪事的书被当时提倡幽默的林语堂看中了。在他编的《论语》杂志上当作幽默作品用幽默笔调一介绍，何容这名字顿时成为幽默作家。也许这真是“幽默”
一词的本意吧？带着同情的微笑，或者含着眼泪的微笑，或毋宁说是引起思考的微笑。那时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还不到十年，见过北伐军的人记忆犹新。北伐军总政治部的正副主任邓演达、郭沫若声名显赫，尽管两人都在被通缉，后来邓演达还被捕“正法’。一位在军中做过政治工作的青年想记录这一段自己经历的史实，怎么写呢？只好出之幽默了。真亏他，怎么能那么正正经经讲正正经经的事而使人发笑，随着笑就又笑不出来，好像要流泪，可是泪也不会流出来。若不是那一时期的人，恐怕看那本书不见得会有那种感受。即使是经过那一时期的人，现在重看那书，也不一定会再有初看时的感受了。
我看到他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疑古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去找只有二十岁的世界语者周达甫的。已经快中午了。忽然从相邻的一间屋里开门探身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人，说:“你们谈什么这样起劲？把我吵醒了。昨晚看篇文章直到天亮才睡。原想睡到下午，现在睡不成了。”这人便是何容。
问他看的什么书这样吸引人。他回答说是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考》。那时不但《观堂集林》早已出版，《王忠悫公遗书》也出来了。但那些开辟学术新天地的文章还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而且认识其价值。我听了，还以为“幽默大师”说这话是把考古论文说得像小说，又是幽默呢。不久，他就到北京大学教起“国语语法’的课了。许多人见到他那副相貌，想起他的书上的军装照片，不笑也想笑，不管他讲的话多么正经、严肃。可见一个人要改变别人得到的初次印象，对也罢，错也罢，真是“谈何容易”。
再一次值得记的会见是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我到了武昌，听说何容和老向在编冯玉祥主办的《抗到底》杂志，便去找他。那可能是冯将军的临时官邸。他接见我是在一间不知是客厅还是门房的屋子里。他要我给那刊物写点宣传抗战的文章。随后，一九三八年，我由曹未风介绍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辑。知道《抗到底》还在重庆继续抗下去，曾寄去过两篇文，都登出来了。一篇是报导由朝鲜友人安偶生（化名王爱平）和匈牙利人布朗合办的世界语刊物《远东使者》所收到的外国人支援我国抗战的消息，题目大概是《正义的呼声和同情的反响》。另一篇记不清了，仿佛是记到了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的儿童和他们的老师，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的学生汪达之。
若没记错，后一篇应当是我一九三八年底回到桂林时写的。
一九四〇年我去重庆时赶上了大轰炸，是否还见到他，记不清了。那正是“三老”忙于抗战通俗文艺的时候。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学来，见到从台湾回来的魏建功教授，才知道“谈何容易”（这是我的叫法，北大熟人叫他的号何子祥）到台湾推行国语去了。几个月前遇见一位从台湾来的出版界的人，我问到何容教授是否还在台湾师大教书。他说，这位教授办的推广普通话的小报销路很广，很有影响，对“推行国语”贡献很大。不料此后不久，这位自号“谈何容易”的老兄已成为古人了。声音笑貌犹在眼前，其实半个世纪以前的见面已经是永久的相别了。
我认识的在台湾的人极少且久失音讯，有的恐已下世。知道依然健在的老人还有两位。一是吴克刚（吴养浩）教授。他去年还回上海看望老友巴金，据说身体很好，不像近九十岁的人。还有和我曾在武汉大学同事的苏雪林教授。听说她年将九十依然健在。我在此祝愿他们二位和在台湾的所有曾经相识的朋友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1990年9月
少年徐迟
徐迟比我小两岁，一看他的谈老年小文，觉得他仍是十八岁少年，和我初见他时一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都向《现代》杂志投新诗稿。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介绍，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从下午谈到晚上，还请我吃一顿饭。以后他南下回东吴大学，见面只此一次，做了几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会大学，西装革履，一派洋气，又年少气盛，一心骛新。我是蓝布长衫，不学无业，在古书底子上涂抹洋文，被朋友称为小老头。我们一谈话，处处是共同题目，共同兴趣，又处处是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从中国到外国，从现代到古代，从文学、科学到哲学、宗教，无所不谈，无处不是矛盾对立。正由于这一点，彼此都像发现了新天地，越谈越有相见恨晚之意。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他已是大学毕业教中学在家奉母了。于是拱宸桥下搭船，当天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老母亲一口南浔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也听不懂我的话。每天她去管理一所贫儿院。徐迟说，他父亲晚年得子，一高兴，用家产办了贫儿院，教贫苦儿童学艺。父亲去世，母亲继承，这就是他所承受的遗产。老伯母和我对讲彼此听不懂的话，猜错了，徐迟在旁大笑，好像看到错得可笑的翻译。他的大姐从上海来了，带来一个两岁多的小外甥，讲上海话，我依旧聋哑。小孩子拿我当朋友，不管我懂不懂，时常找我讲一通，夹着不少“金先生，阿是？”我很高兴，有了上海话老师，真学了几句。
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
他爱听音乐，有一些唱片。他对我的天文不感兴趣，我对一窍不通的外国音乐倒很想知道，他便滔滔不绝对我谈论。我仍然是不懂而好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又是互相对立的谈论。我说，我不懂天文，看书懂了一点便译出来给和我一样的人看。你懂音乐，何不把对我讲的这些写出来给我这样的人看。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他开始写介绍音乐的书。我们的书以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真是少年胆大，敢讲自己不懂的话，做自己不会的事，写自己也不知道明白不明白的文章和书。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增长了知识，磨炼了意志，这才能彼此都开心，也得益。这次我们两人各写了一封谈老年的信，两信又是大不相同。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八十岁够了。老年来得好。他说，恨不得把老年一拳打跑。徐迟永远十八岁。
有不同才能结合长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汤，索然无味了。朋友，情人，夫妇，不都是这样吗？我的谬论何其多也，徐迟看到又该笑了。
刘教授文典
刘叔雅（文典）教授的《三余札记》作为安徽近世古籍重新出版了。我在少年时见到的他的书的第一部不是古籍，而是翻译日本人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书是通俗读物。译文是传统白话文体，一点欧化或日文化的句子都没有，比文言的《天演论》好懂多了。我还听过关于他的一些传闻，也知道他以《淮南鸿烈集解》著名，有胡适作序。后来又有《庄子补正》，由陈寅恪作序。有一次清华大学入学试题中有对联，陈曾因此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说明。那时他是中文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人对他的书不如对他的人有兴趣。
他生于一八八九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民立报》的翻译，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起先在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当安徽大学教授兼校长，不久就被免职。据说这是因为他得罪了蒋介石。那时蒋掌大权不久，想提高声望。这位刘校长“不识抬举”，竟拒绝请蒋到校“训话”，又不肯让师生在蒋参观时“迎送如仪’。那时流传他的一句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这一来，他只好北上到清华园中讲古书，不再露面活动，生活也日益颓唐了。传说他曾住在白云观里读《道藏》，因私自吃荤被道士赶了出来。以后随校南下到昆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他没有北上，转到云南大学。五十年代初，他忽又出面，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当了第二届政协委员。
一九五八年去世。由他的一生可见尽管一遭挫折就意气消沉，又生活颓废，脾气古怪，但到晚年仍掩不住跟随孙中山和参加新文化运动时的少年豪气。在过去时代的文人学者中，这样的先例并不算少。今日看来的矛盾，当时人并不那么感觉而另有想法。这也是读古书所需要的常识吧？
这部《札记》是五六十年前出版过的。那时他已隐居清华了。书是照旧传统形式的零星考证，从诸子到《文选》。看来不过是古来学者习惯批在线装书“天头”上的资料和意见。例如考《韩非子》的就名为《简端记》。这书不仅纠正或证实前辈，提出新见，而且目光常不仅在字句考证。例如他引《宋史》说，“古人读书固极重标点。”还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陶渊明的《闲情赋》，“俗士不达斯义，颇致低诃。”（这一条很有启发，但其意见今日还可再推进一步。）书中不止一处引欧洲及日本的事和书为证。例如阐发沈括等人说《神女赋》中的“王”字和“玉”
字有误，应互换，梦见神女的是宋玉，并引日本人所说古本。
又述同善社的历史来源，说这种迷信组织“真国家之隐患，世道之大忧”，应当“诛其人，禁其术”。可见他不是隐士。
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开始的新风气。以政治大事件划界的“近代”和学术思想中的“近世”，二者年代稍有参差。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算起，经历道、咸、同、光、宣、中华民国到所谓“中华帝国”“洪宪”八十三天（一九一六），历六或七朝，正接上《新青年》改名出版（一九一六），由此再变。道光二年查禁鸦片。
三年起用林则徐。林的朋友龚自珍开创诗文新风格，讲《公羊传》。从此出现今文、古文学派。但这绝不是汉代的经学而是清代的重“经世”的学术，是接着汉学、宋学而起的。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前一个是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嘉庆时去世），是作总结的，结了清代学术前期。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熹“小学”的继承人。刘文典也不是。相似的是形式一面。
当然乾熹一脉并没有断。新的已兴起，旧的未灭绝。这是常例。不仅中国，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一样。这样看来，“红学”兴起绝非偶然，甚至《水经注》引起的争端也可另有一解。
这个“近世学术思想”问题，绝不是像我这样的浅学之人能在“千字文”中说明白的。妄提鄙见，不知博雅之士以为何如。
1991年
记徐祖正
“文革”末，我去北大图书馆，到编目室闲看，见到地上堆着许多外文书，捡起一看，都是日本印的英国文学书，老古董，想到这必是新故的徐祖正教授赠图书馆的遗书。随后翻看几本，不料有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纸。一望那写得满满的毛笔字就知道是周作人的手迹，不免匆匆偷阅一遍。开头是“耀辰兄”，末尾是“弟作人”，中间是借书。周作人早年译过日本的《狂言十番》，这信正是借《狂言》，还说到一些作者和版本，可惜我茫然没记住。我看信后既不敢“私下腰包”，也不敢告诉编目的朋友，恐怕一声张就会遭到销没，甚至于抄检书籍，影响到徐氏赠书的命运。于是悄悄夹回去，不露痕迹。现在不知埋葬在何处等待“有朝一日”发掘出来供人考证了。
我与徐先生忝为同事，却一直很少接触。我少年时就知道他的小说《兰生兄弟日记》，以为是写姐妹兄弟的事。后来见到，也没看懂，未留印象。他来北大没多久就划了右派。他自己不承认。“文革”末期，我从江西乡间回来，不再是“五七战士”，搬在他住的宿舍园子里，才在清晨园外散步时见到他。有一次，我对他提到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教英文的几位中外男女人士，他都熟悉。当年那些人在我的青年眼光和他的同辈眼光中都各有不同趣味。我一提到，彼此所知的人和事一样而所见所感不同，四顾无人，不禁两人同时哈哈大笑。那一笑，对我是久别，对徐先生是稀客。很可能认识徐先生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一向面无表情的老人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但我敢对天盟誓，这是真的。他的嘴咧得很大，声音很响。当然只有一次，而且他也没有失去绅士体统。
辛亥革命时，即我出生前一年，投笔从戎的少年，我认识的有两位，一是许德珩先生，一是徐祖正先生。徐家还收藏着退伍时的证书。“文革”初抄了出来，作为参加反动军队的证据。徐先生对我谈起，不懂对清朝皇帝造反怎么有罪？不是“造反有理”吗？他退伍后去了日本，学的英国文学。回国后起先教的也是英国文学。听说有一次他请周作人代课，周因为自己的英文发音是日本式的，竟上了一堂英文课而一个英文字不讲，书让学生念，他口头翻译，又提问题让学生讲，他修正补充。学生说英文，他说中文。这是上过这堂课的学生对我说的。
当时我们不由得又好笑，又佩服。
徐先生终身未娶，他的妹妹也终身未嫁。两人“相依为命”，去世也相差不久，妹先兄后。两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诚，在心里。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着一根西式手杖。我一见他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文革”
时剥夺了他的皮鞋和手杖。他在“勒令”之下无可奈何，不能西装革履持手杖打扫厕所。到“文革”末散步时恢复了旧装，只除去西服领带。听说抗战结束时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路人当作日本人遭到辱骂，不知挨打了没有。徐氏藏书还在书库，书主人及其好友也在旧书中安息了。不要扰乱他们罢。
陈寅恪遗札后记
唐长孺的小儿子唐刚卯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最近给我一封信，附有陈寅恪致唐长孺的信的复制件，内容如下：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
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借博一笑。专此复谢，敬颂著祉。寅恪敬启。九月十九日。（加标点及改写简化字是本文作者做的）
唐刚卯的信中说:
今寄上陈寅恪先生给我父亲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信封上的邮票是我童稚无知时剪下的，所以此信的时日成为有待考证之问题。大约应是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间。记得文革中，家中我父亲的信件，甚至有父亲眉批的书籍，都尽数由红卫兵拖一板车抄走（当时革命也是很艰苦的）。在抄走的家中旧信中，我清楚地记得有邓拓、吴晗、杨献珍的信件。因为当时他们都鼎鼎大名，我知道父亲与他们有书信往来，曾使我震惊不已。
但在文革后，退还的物资中，这些信件都已不知下落，而陈寅恪先生此信倒是原封退的。恐是当时红卫兵大学生，不是学历史的，并不知陈先生为何许人而遗漏。今见在北京所搜寻到的杨守敬的从日本带回的卷子中，有的钤有“浩劫之遗”朱印一方。这封信大约也可钤上此印。
从陈信的内容可见是收到唐的赠书及信的答复。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版）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
著者在八九月收到样书后即寄赠陈先生一册。陈信写明是九月十九日，当即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此时陈先生在中山大学讲课，著《论再生缘》，研究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事迹，以后出书即《柳如是别传》，与信中所说相符。随后运动频繁，“厚古薄今”逐步受批判，大约连此信所用的“荣宝斋摹古”信笺也不能用了。所以不必费事考证，可以定下此信年月。信封上住处也不错，见陈先生的《编年事辑》（蒋天枢著）。
这封信的字，一望字体笔迹，我就猜想大概是陈夫人唐晓莹（筼）女士的代笔。一对照她为陈先生的笺《秦妇吟》和《元白诗》的书所题的书名就可见其相似，当是出于一人之手。
信的内容不需要任何解释。不过信中提到了我和季雍，似乎我来作一点说明也非多余。
信的口气很客气，我想是因为我们和他的关系远。长孺一生没有见过陈先生，连“私淑”都怕不敢自认，更谈不上“亲炙”。照孟子说伯夷、柳下惠的话，“闻伯夷之风者……闻柳下惠之风者……莫不兴起也，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所以长孺告诉我，他写纪念陈先生百岁诞辰的诗的末句是“教外何妨有别传”。陈先生在此信中含蓄承认他是同行，大概可以说唐是闻风兴起者，够不上“亲炙”受教者。我虽然见过陈先生，也只有两面。我在一九三八年冬，到桂林的广西图书馆借出当时全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曾集中读过陈先生的文章，只能说是闻风而未兴起者。现在陈先生已享有“天下大名”（孔融语）。我这样说，想必是和二三十年前否认和“权威”有关系不一样吧？
至于我和陈先生见面的那两次，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眼前，不妨多说几句，提供背景材料，也算作个“交代”。
那是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从武汉到北平（因为内战激烈铁路不通，只有搭飞机）。见到老朋友邓广铭时，他非常高兴，引我在北大校长室里见到胡适校长，听他异常兴奋地对我谈他对中国佛教史的见解达半小时以上，因为另有约会才中断。
邓先生还说，他将借用胡校长的汽车去清华大学接陈寅恪先生进城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请季羡林先生作陪，也邀我参加以便认识他们两位。
那一天赶上了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陈先生并不是一点看不见，至少是能分辨光影形象。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中，我们四个人围坐一个桌子饮茶。陈先生兴致很好，谈了不少话。现在我只记得一条。他说的大意是人取名号也有时代风气。光（绪）宣（统）时期，一阵子取号都是什么“斋”，一阵子又换了什么“庵”。举的例子我忘了。但当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有两位本家的哥哥，一个号少斋，一个号幼斋，证明他们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斋。教我的一位小学教师的号是少庵。他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庵。恰好证明陈先生的话。现在想起来，这个传统并没有断绝。五十年代初期生的孩子常叫“志和”、“卫平”，六十年代后期生的常叫“卫东’，还往往不离一个“红”字。
这次见面临分别时，我向陈先生说，将到清华园登门拜访。
随后不久，我就和唐季雍女士结婚。婚后过了几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华，首先拜访陈寅恪先生并见到陈夫人唐晓莹（筼）女士。两人都一点也没有老态。我将唐长孺交我转呈的论文《白衣天子试释》奉上，说了武汉大学的一些人的近况。
其中自然有陈先生的弟弟陈登恪教授（他用陈春随笔名作小说《留西外史》嘲讽留欧学生）和他的好友吴雨僧（宓）及刘弘度（永济）等教授。不久，这些照例应有的话就谈完了。还有什么问答，全记不起来了。
陈夫人陪坐听着。我随口介绍了一句:唐家和嘉业堂是亲戚。陈先生立刻问季雍，对刘翰怡（承斡）“怎么称呼”。季雍回答了。不料陈夫人顿时面有笑容，本来是对面坐着，这时站起身，走过来，和季雍并坐，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我听向觉明（达）先生说过，唐晓莹（筼）的祖父是当年的台湾巡抚，甲午战后因不肯让日本占领台湾，曾自立为“台湾大总统”而失败，但不知那唐家和刘家有什么关系。想来只是她知道刘家属于前清遗老，所以就有话谈了。这时我心想，我家和江西义宁也有关系，但说出来有攀附之嫌，向来不说，这时对陈先生也是想说没说。
陈先生忽然也站起走过来。我连忙起身。他对我轻轻问，是不是念了Saddharmapundarika。他说这《妙法莲华经》的梵文名字慢而发音很准确。我回答，没有，但读过Māhābharata（大史诗）。本想接下去讲，《法华经》用的是通行语，不是规范梵文，印度学者不会教，而且佛教在印度灭亡已久，少数学者知道的佛教是巴利语的佛教，也不懂《法华经》。不过我想对陈先生说这些话岂非“江边卖水”，就没有说出口。
大概是季雍看到我们站起来以为是告辞了，便也站起来。
陈夫人也以为我们要走了。于是我说了以后有机会再到北平一定再来拜访请教一类的告别话。陈先生随手打开房门，当先大步走出。我没想到他会送，连“请留步”也来不及说。陈夫人也拉着季雍的手随着一同走出。陈先生已经走到小院的篱笆门外站着。我出来握手告别时，只想到内战不知还会打多久，我未必能从武汉再来了，想不到时局急转直下，这一次竟成永别。
假如能够预知永别，就会有不少闲话、旧话可以谈，说不定能多少安慰一下他们两位的晚年寂寞。然而那时他们还不见衰老，我也够不上有和他谈古话的程度。到汪筱南下请陈北上时，我和向觉明（达）私下谈话，都断言陈必不来，不来更好。
迎陈是应有之举而又是无益之事。汪回来后我见到，也没有提，不再像初认识他时那样谈陈先生了。人事变化倏忽无常，不料唐长孺还在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时和陈先生通过信。而且陈的回信居然能保存到现在。照老古话说，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数”了。照新话说，就是无形的传统不会在“彻底决裂”后灭亡。它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有可能起变化。
我想到陈先生不忘提起的《法华经》，再多说几句。什么时候会有人不照天台宗，也不照慈恩宗窥基的《玄赞》，又不照现代外国人一般的研究路数，而以一再发现的原文经为坐标轴，考察中亚新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及传播，从语言出发而不拘泥于章句之学，以说明亚洲古史呢？《法华》是一部“文丛”，但显然有一个中心思想，可能就是“一统”的思想。中亚正是连续出现大帝国的地方。今年百岁的已故考古人类学家李济在一九六一年宣布:根据考古发掘的硬性史料推论出，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还吸收了华南和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遥远的西亚的文化成分，河南“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古代中国文明》）以世界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国上古史已经逐渐出现了轮廓。同样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中古中国文化当然也会有结合实物（不仅是文物）和文献（不仅是书本）的科学考察，在复杂中呈现出新轮廓。后人可以比王国维更前进一步，加上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诠释”和“解释”。这将使世界认识中国是世界文化里的中国，而我们也更认识自己和外界的真实面貌，不至于动辄“感情用事”。起于中古（公元初）中亚而盛于中国的《法华经》，可能是代表一种既外来又本土的文化思想，在从公元后（东汉）直到今天的中国人思想习惯中，不断显现其作用。其形成轨迹见于《宋书?东志》和《梁书》的一些传中记载，及《文选》、《文心雕龙》、《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洞经书》等的同时期出现。到隋唐完成而开始新变化。这样的非拼盘式研究，像对安阳那样，到二十一世纪是一定会出现的。单单中国人，单单外国人，都是不能孤立进行这种工作的。不过，当然，不止是陈寅恪、唐长孺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只能在这里“画蛇添足”说空话了。
1996年11月
雪灯——悼吴组缃教授
我知道吴组缃的名字很早，认识他却是在“文革”中共同劳动时。后来两人搬家，成为“对门居”。这时才经常晤谈，照他的习惯乡谈是“熟得要命”。以后两人搬家，又在同一园子里，不难相见。然而随着年岁增长，见面次数成为反比例越来越少了。去年秋天在未名湖边长椅上我们还曾并坐闲谈。不料此别竟成隔世。好在他比我只大四岁，走早走晚也不过是一步之差。
回想三十年代初期，有位朋友忽到我处，大声嚷:“了不起！清华学生里要出大作家了，而且不止一个。看这篇《官官的补品》吧。”随手把一本《清华周刊》掷到我面前。这篇小说的署名正是吴组缃。以后《文学季刊》登出了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果然一举成名。两篇小说都是以冰冷笔调藏火热心情。作者佩服同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两吴的笔法是一路，好像我小时候玩的雪团中放蜡烛头点火的雪灯。现在有冰灯了，里面不是烛火而是电光，更强烈了。但这样的小说似乎还稀少。记得在那同一时期，我曾为了梅里美的《卡门》和《高龙巴》的“寒包火”风格和朋友争论了半夜，几乎提到了我们当时看过的所有古今中外好坏小说。最后他打出了一张牌是《三门街》。我没看过，只好听他说话，虽不甘拜下风，却也无法回嘴，讨论就此结束。
我和吴住对门时，彼此都已过花甲之年。他还留点少年火气，我已是烟消火灭。我们有时谈论小说，多少使我想起当年和朋友论雪灯风格时的豪情。在“文革”后期，他曾被指定写一篇论《金瓶梅》的文字，说是因为不准别人看这部书，所以只能由他来写。他拿稿子给我看。我随手在后面加了《圣叹外书》，说这是我所见过的，那时还很少的，对这部小说的古今评论中，从来未有的“大手笔”。这篇文稿后来不知何处去了。
我怕写当代名人，不拜寿也不追悼。即使是比较熟而应当写一点的，我也忍住不下笔。何必以微尘而附华岳？只有俞平伯先生逝世时我发表了悼诗和后记。那是由于我的脑中五十年代阴影犹存，错误估计，以为没多少人写他。哪知大谬不然。
吴先生上过俞先生的课，也论《红楼梦》，但没有落进批判旋涡，所以学生的名气不如老师的大。俞平伯、许宝驯伉俪情深，人所共知。吴组缃、沈菽园夫妇感情之笃也是生死不渝。我在悼俞文中说俞、许到另一世界仍是一双“如花美眷”，现在正好把这话再说一遍送给吴、沈二位。
正是:相逢不恨晚，此别惜匆匆。
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
侯硕之——这是我只见过两面而终身不忘的朋友。
“硕之性格孤僻，不好交际，没有多少朋友。他对我说过的朋友就是你。听说你们在清华园看星谈了一夜，你为什么不为他写点什么？”硕之的哥哥侯仁之对我说。
我也记得侯硕之。可是关于他，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我们总共只见面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园，他还是学生。第二次在昆明，他已经工作，只在茶馆里谈了不多的话。随后过了没有几年，我听到传说，他在去西北的路上遭遇土匪，不幸被害了。
五十年代初我见到仁之，才知道硕之在西北死得很惨，遇上的未必是土匪。这话大概是给他挑行李的人传出来的。他是个穷学生，孤身一人，说是去陕甘工作，怎么可能在西北荒原上有人对他谋财害命呢？究竟是谁害死了他？他究竟要去西北什么地方？要去做什么？谁也说不出。抗战时期的西北是会令人想到陕北的。难道这里面没有政治气味？
一个文科理科兼优而学工科的青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夭折了。他像一颗流星，一闪光就没了，但不是在天上，是在地上，在人世。流星可以留下含有特种金属的陨石。他留下的是什么？
是一本《宇宙之大》。
三十年代初期，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一本新书传到中国。
这书用通俗文笔描述天象又解释宇宙膨胀学说。不约而同有三个人翻译。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一是侯硕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第三个是我。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本来译出很快，因为初次译书没把握，托人送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陈遵妨先生审阅。陈先生退回稿时让人告诉我，要赶快送去商务，因为天文台也有人译了。
我不了解出版界情况，又将译稿托上海曹未风向商务接洽，已经晚了一步。幸而中华书局接受了，我不算白花工夫。我的译本是到抗战期间中华书局才出版的。
我的朋友沈元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两个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你们也作个谈天文的朋友吧。我来介绍。”
暑假刚开始，我收到清华大学侯硕之来信，约我去清华观星谈天。他住的宿舍是“五楼”。同屋的人回家了，我可以住一夜。英国天文学家的一本书使我们成为一见如故的朋友。人和人之间真像是有所谓缘分的。
在清华宿舍的在我看来很大的一间楼房里，我告诉他，我没学过数学物理。他笑了，说:“我现在学工程，在高中可是学文科的。仁之学的是理科。考大学时我们两人颠倒过来了。他进燕京历史系，我进清华电机系。你猜我入学考试高级数学得几分？两分。”他怕我不信，还把一个文件给我看，作为证明，忘了是录取通知书还是学校印的什么分数册。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学文科的不进一步学数学物理。他怎么能进清华电机系呢？
他解释道:“幸亏清华入学考试分两次计算。先算国文英文初级数学，我得了将近一百分。可是第二次照理工科要求考试计分，高级数学我全没学过，看卷老师开恩，没给零分，给了两分。
清华规定有一门零分就不算总分了。有两分还得算。结果是除这一门以外门门高分。取不取？决定不下来。工学院长交给系主任决定。他判断这是个文科学生改学工科，不取太可惜了。
进来再说，学工不成让他转系。这个学生一定要。就这样入了学。系主任告诉，头一年补习数学，有的课不能上，要多学一年。四年功课五年学，空闲多，所以翻译了那本书。”他还告诉我，他进的中学是教会办的，一直跟英国人学英文，有种种趣事。所以英文程度还可以，其他很普通，考试得高分算不了什么。他除国文课外一向是用英文作答卷写报告。他又说:“考大学时我想，得学点实用的东西。中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发展电力工业。没有电，什么都谈不到。只要不亡国，就要有电。
没有电，迟早还会亡国。不管清华电机系有多难考，我也要进。
临时赶了一下没学过的数学，考试居然得了两分。这也许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他笑了。真是个天真而有志气的人。他又为什么喜欢天文？
“我进工科，还是喜欢文科。理科中的文科就是天文。”我懂得，那时日本军阀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为了国，他放弃文而学工，但兴趣仍在文，那就是天文。
说着话，黄昏已到，他拉我下楼，介绍清华园几处“名胜”，终于到了一座塔形建筑边。他说:“这是气象台，算它是天文台吧。上不去，在天文台下观天象吧。你看，那颗明星出现了，是木星。金星此刻不在太阳这一边。”
于是我们进行谈“天”了。为观星，我选的是一个前大半夜无月的日子。记得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观察造父变星。真凑巧，赶上了它变化，看着它暗下去了。后来，七姊妹结成昴星团上来了。我们争着看谁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云。那是肉眼能见到的唯一的银河系外星云。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后来我乘船经过孟加拉湾时，在高层甲板边上扶栏听一位英国老太太对我絮絮叨叨，忽见南天的半人马座、南鱼座、南十字座一一显现，在地平线上毫无阻碍，在海阔天空中分外明亮。我立刻想起了侯硕之，不知他还在不在昆明，我经过那里没见到他。谁知他那时是不是已经在，或者快要在中国的西北方化为流星了呢？
那一夜，我们谈天说地讲电力，把莎士比亚诗句连上宇宙膨胀、相对论，谈中国和世界，宇宙和人生，文学和科学，梦想和现实，希望和失望，他不掩饰自己的抱负和缺憾。我的倾听表明我的佩服。他又说又笑，我真看不出他平时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那时我们只是在人生道路上偶尔相逢的两个过客，一无顾忌，放心，信口，谁也不笑谁。当时以为这一夜过去就忘了，哪里想到他久久不忘而我也记到了今天？
我在昆明再见他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工作了。那正是欧战爆发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华园时的兴高采烈的气概，一副严肃而有点暗淡的面容使我很吃惊。他说，天文不谈了。在西南开发水电也没什么指望了，不知怎么才能为抗战出点力。他对我能到大学教书并不感惊异。是不是他会想到当初弃文学工也未必正确呢？仁之沦陷在北平，但燕京大学还在，日本还没有进攻美国，仁之还在研究历史地理。这时学文学理学工的差别不大了，都有点用处，又都没有多大用处。
他透露出想到别处去，好像说过去西北可能有机会，我没有在意，我只觉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学生真是判若两人了。
在“宇宙之大”中，一颗流星的闪过，不论多么显耀，也是极其渺小的。在中国之大中，一个极有希望的青年中途夭折也是非常微末的。但是在逝者的亲人和好友的心中，不论流星的放光时间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它是永恒的，不会熄灭的。
1991年4月
吴公子保初
明末有四公子，清末也有四公子，其中谭嗣同声名显赫，陈三立以诗名家，另两位是丁惠康和吴保初，现在有些冷落了。
吴保初的《北山楼集》近收入《安徽古籍丛书》出版，恐怕能由此唤起记忆他的人也不会多，算来已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
吴保初（号彦复）何以能列名于四公子？他不过是一个大略相当于部中科员的小官，居然上书主张变法维新，在庚子年以后又上疏请慈禧太后归政权给光绪皇帝。他官卑职小不能直接上奏，被部里上司压下不予转呈，便辞官不做，因此也没有什么处分。然而他的奏疏在上海报纸上登出来了，以致出了大名。他又在上海苏报案中保护过入狱的章太炎，于是革命党也认他为朋友。他既维新，又革命，还和先维新后保皇的康有为有联系，又与毁了维新篡了清朝的袁世凯有过来往。这样一位出自名门的公子爷就非比寻常而进入四公子行列了。
《北山楼集》收进了有关的文献作为附录。他的墓志是康有为作的，墓表是章太炎作的。这两人互相敌对而在他的墓上墓下合作。唱和诗的有名僧八指头陀寄禅。当时是新小说家后来被谧为“鸳鸯蝴蝶派”的领袖人物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描述他。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有他的诗。汪辟疆《光宜诗坛点将录》点他为金眼彪施恩。他和袁世凯通信，对袁曾寄托希望。这就无怪乎袁当了总统又想做皇帝时，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他在上海大叫一声发泄胸中愤慨随即去世了。他只活了四十五岁。
吴保初之所以称为公子当然是由于他的父亲吴长庆。这是一员好文的武将，是淮军李鸿章重用的人物。袁世凯在他手下。
状元张謇在他幕中，还教过吴保初。这些关系加上本人的品格和才华当然使他不成为名公子而不可得也。
他的长女弱男是章士钊的夫人，次女亚男。有《示两女诗》，末云:“女勿学而（尔）父，而父徒空言。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要求女子效法为国为革命牺牲的贞德和罗兰夫人，这正是清末志士的口气。自题《批鳞草》诗有云:“谁为天下奇男子？臣本高阳旧酒徒。正则怀沙终为楚。子胃抉目欲存吴。”这里的汉、楚、吴当然是指清朝。上奏疏请变法维新归政正是为了维护清朝。清末维新志士的思想和心情同曹雪芹记的那个补天补不上的石头一样。《石头记》也可以作为理解和体会那一代文人的钥匙。也许是因此那时“红学”大盛。蔡元培也作《石头记索引》，王国维也论《红楼梦》，在相异之中似仍有一脉相通，都引雪芹为同道。
1991年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纪念向达先生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在吕叔湘先生住处初次认识向觉明（达）先生，但这次还谈不上缔交。向、吕都是吴雨僧（宓）先生的学生，那时我和吴先生见面不多却相知不浅，所以大家一见都很容易熟悉。
真正开始熟识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去印度，又经过昆明，汤锡予（用彤）先生去乡间，无缘得见，我便去访汤先生的学生向先生。他住金鸡巷五号，是一个小院子。他听说我要去印度，很高兴，对我热情接待。
在中间屋里挂着一幅横批，是裱好了的拓片，上面是印度古文。有墨笔跋语说这拓片经向先生一看，立即认出是印度阿育王石柱铭刻，“即以相赠”，有宝剑赠与英雄之意。赠者的姓名现已忘了。记得当时向先生还曾取出一本英文书的插图为证。
后来我在印度见到石柱原物，都已进入博物馆或用围栏保护起来，不能拓了。那张拓片大概是发现初期拓出供人研究的，相当珍贵。后来我们没有再提此事，不知这拓片到何处去了。这时我才深知向先生并不是仅仅钻研书本作文献考古。
第二次和向先生有了学术关系又是由于石刻。他在西北发现了一个经幢刻石，上有梵文刻字，拓了下来，将照片寄给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周达夫先生。周将照片寄给浦那的郭克雷教授，因为他既研佛学，又通汉文。郭克雷教授很快就判定是《缘生经》，字体是古婆罗谜体，时代可能在十一、十二世纪。
但是另几行汉文却读不成句。当我去浦那和他同校西藏收藏的《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梵本残卷的照片时，我们又研究那张残石照片。梵字和我们校的照片中的字体相去不远，只是字太小，又模糊，但很容易便可发现其中“缘生”字样。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题便是汉译的《大乘缘生论》，所以对这方面的经典很熟悉。奇怪的是下面的汉字。字体是楷书，容易认，但横竖左右都不成句，也不是佛经常用语，而且首尾残缺。后来我提出一个解释是左行横读，起头是“日在角一”，是记刻经幢的日期和人事的，但作为“角宿一”解仍旧不大通，不合中国记年月日习惯，也不是印度的习惯。郭克雷教授写出文章，将我的说法列入注中作为一种假说，并附原件照片，在加尔各答的师觉月教授主编的英文《中印研究》刊物上发表。我本有此刊全部，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失去，现在无从查考了。这一次使我对向先生的治学谨严，注重实物和文献印证，不尚空谈，深为佩服。
我们的第三次学术因缘又是由古物而起。一九四七年向先生发表一文，提到出土的“式”。我便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为天盘、地盘，以天盘在地盘之上旋转，加上日、时、干支，求得“四课”、“三传”，旧称为“大六壬”。古时有实物，但很早便以手指关节代替地盘而将天盘在心中默想，“三传”、“四课”等等全在心中。这便是所谓“袖占一课”。这种“掐指一算”的占卜法和由《周易》以来用蓍草（最后改为铜钱）排八卦的占卜法是中国的两大系统，和原始的甲骨占卜系统不同。这三大系统都和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处的“星命”是两个不同门类。中国以星占卦的是“奇门遁甲”，但又不仅占命。至于所谓“先天太乙神数”则徒有其名，还不如“奇门遁甲”有书为证。我在信中只说了“式’的意义和“六壬”占法。写信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夜间。那时我在武汉大学教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不料，只过了几个小时，六月一日天明前，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学，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一些学生和五位教授，造成惊动全国的“六一惨案”。五名被捕教授是:缪朗山、梁园东、刘颖、朱君允（女）和我。（目前只我一人尚在人间了！）这五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估计逮捕原因是我们应了学生邀请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另一同时演说的陈家芷教授，因为警觉，在军警临门时跳后窗逃避，没有被捕。这次惨案遭到全校以至全国人激烈反抗。当局不得不把逮捕的人都释放。我回家后才得将致向先生的信发出。向先生将信摘出在上海《大公报》的《文史》周刊上发表，加上标题《说式》，并作了按语，说明原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待学者和青年学生横加迫害凌辱。这一次我们两人不仅是学术交往也是道义上的朋友了。
向先生治学根底深厚。他校《蛮书》，我曾见到书眉上的蝇头小楷批注。他读书细心，一方面采用新式的卡片等方法，另一方面仍继承传统方法。古人大概从刘向、刘歆、扬雄在天禄阁校勘古籍以来就是用这种方法。记得幼年曾见到家中许多古书都是用朱和墨圈点批注过的。这是从前人的一种训练。先读《四书》、《五经》等基本读物。这些多是有圈点断句的。老师有时还代加圈点，在读音不同的字的右上角加一个小圈，重要句子在旁边加圈或点。读了这些以后，便要进读朱熹的《纲目》、司马光的《通鉴》和《史记》、《汉书》、杜（甫）诗、韩（愈）文，以及唐宋明清的笔记。这些都是没有点断句的，必须自己在上面加圈点、校注和表示自己意见的批语。老师检查学生的书本便知道学生的程度。书本都是用廉价的流行本，书中常有错字，需要自己发现改正。有的书要至少读两遍以上，第一次用朱笔点，第二次再加上墨笔点，并改正第一次读错的地方。古时的儿童和少年便是这样受严格的读书训练的。大约不用十年便可打好这个底子。这不是只在科举盛行以后的评阅法。
也许上自孔子读《易》、删《诗》、作《春秋》的传说起便从刀削竹简开始了。后来用在小说上便是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评点”了。向先生是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毕业的，是新式学校出身，又通晓外文，从事译述，可是同时继承了读书的古老传统。我一见到他批注的旧书便立刻记起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从幼失学以致对中国书和外国书全无扎实根底，没有学通，于是更对向先生的学兼新旧十分佩服了。
向先生还经历过难得的社会和自我训练。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商务传统要求很严，审阅和编译稿件是比一般读书作文难得多的。以后他又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工作。三十年代的这所图书馆远不如目前这样庞大，但已拥有一些难见的书籍和文献。当时的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招揽了一些有为青年进去，名为职员，实是从事整理文献的研究，又出版《北平图书馆馆刊》为他们发表成果。不几年便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到大学讲课，随后当了教授。其中著名的除向先生以外，有王重民、贺昌群、赵万里、孙楷第、谢国祯、于道泉等先生，后来继起的还有万斯年先生等。在编辑部和在图书馆都是极好的学术训练机会，但有条件:一是领导者懂行并给鼓励而不阻拦和斥责。二是本人肯钻研。第二点尤其重要。
若不然，历来受这两处锻炼的人何止千百，何以有人成材，有人就不行？若自己肯留心，善于利用条件，即使领导人不予理会也可有进步。机会随时都有，只看会不会用。向先生在这方面又是我所倾倒的一位。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时，便有职员郭松年先生自学成为学者。至今这传统还未全断。
一九四八年我到北京大学来，和向先生住同一宿舍，因此有机会常见面，更了解一些他的为人。向先生为人耿直，说话不多而中肯要。我曾在湘西住过约一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略有所知。我觉得向先生和沈从文先生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性。他们使我对中华民族构成的特性的理解开了一个窍。我以为若仅仅以所谓“炎黄子孙”的黄河流域中段上古时期的汉族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了民族的扩大和形成，即使“中原”也不是例外。若不改变古老的“蛮、夷”或“夷、狄”的陈旧观念，恐怕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人情。我从没有和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研究民族性问题，但从接触中自己体会到，不论中国或则外国，都不能那么单一概括以致无意或有意接受成见和偏见。这一点也是我从向先生学习到的，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我所学习到的就包括他本人在内。
一九六五年我的母亲病故时，向先生是唯一前来送葬的朋友。这使我不胜感念。这也表现了他的为人。因为无论照当时的情势或则他和我的私交，他都毫无必要这样做。但是他一闻讯便来了。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公谊，也不是出于私情，而是出于他的个性，只是要为他所认识的一位邻人老母送葬。总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中国学者。我现在提笔写出这些话，也同样不是由于为公或为私而是由于为了纪念我所认识的这样一位不应被人忘却的中国式学者。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