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投资机会的消亡

在当代讨论的背景上，这个问题的性质能最清楚地显示出来。当代的经济学家目睹的不但有特别严酷和长期的世界范围的萧条，并且还有随后陷入停滞和让人不满的复苏时期。对这些现象我已经提出了我自己的解释，并说明我为什么不认为它们肯定是表示资本主义进化趋势中断的原因。不过我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同行采取不同的观点是自然的。实际上他们正像1873年和1896年间他们的一些先辈所感到的一样，感到有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要降临在资本主义过程的头上，尽管当时这种意见主要限于欧洲大陆。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眼见的不但是因为反资本主义政策而加深的一次萧条及让人失望的复苏，并且是生命力永远丧失的症状，人们肯定预期它会继续下去，为资本主义交响曲没有完成的乐章提供占主要地位的主题。所以他们不能从资本主义机器的功能和资本主义过去的成就对以后做出推断。

就如第1章中所解释的，马克思曾预言过这样的事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真正瓦解之前会进入一个持久的危机阶段，尽管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有微弱上升或出现有利机会。事情还不仅这样，根据马克思观点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强调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对利润率的作用，以及强调通过利润率对投资机会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过程总是由大量现有投资开动的，因此即使投资的部分消失也完全能让预言资本主义过程行将受阻垮掉的议论听起来非常有道理。马克思主义论证中的这个意见当然不仅符合过去10年中失业、过多的储备、货币市场资金过剩、令人不满的利润边际、私人投资的停滞这样突出的事实，并且也符合几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然在马克思与凯恩斯之间不存在像马克思与马歇尔或威克赛尔之间那样的鸿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非马克思的理论都可以用正在消失的投资机会的理论，这一点我们将使用的、不言自明的短语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

应当注意，这个理论的确把3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提了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与本篇标题相类似的问题。既然在社会世界中所有东西都不是永远存在的，既然资本主义秩序本质上不但是经济过程的构架，而且也是社会变化过程的构架，因此答案也都是相同的。第二个问题是消失中投资机会理论提供的力量与机制是不是应该强调的力量与机制。在以后几章中，我将要提出另一个是什么将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不过有很多相似的问题将仍然存在。不过还有第三个问题，就算消失中的投资机会理论所强调的力量和机制本身完全能够证实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存在朝向最后僵局的长期趋势，但并不一定据此就能够推定过去10年的盛衰变化是因为这些力量与机制引起的（为了我们的目的，加上这一点很重要）。同样不能期望在今后40年中还会有相同的盛衰变化延续下去。

当前我们主要对第三个问题关心。不过在我将要说的很多话中也与第二个问题有关。人们据以证明对最近将来资本主义成就的悲观预测是正确的，以及据以否定资本主义先前成就能够再现的观念的那些因素可以分为3组。

第一是环境因素。这一点我曾经说过，也必然会被证实，资本主义过程产生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和一种社会心理态度，并由相应的政策表达出来。它们敌视这个过程，并有望积聚力量最后阻止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我准备暂时把这个现象搁置等以后再加以考虑。接着要说的话一定要和适当的附带条件一起谈。不过应当注意，那种态度和与它性质相同的因素对资产阶级利润经济本身的动力也有影响，所以那个附带条件涉及的范围超过人们初见时所能够想到的，不管怎样不仅仅是“政治”性的。

第二是资本主义机器本身。消失中投资机会的理论不是必然包括另一种理论的，不过事实上经常与它连接在一起，那个理论认为现代大型企业表现了僵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限制性的做法、价格刚性、唯独重视保存现有资本值等特色是自然地固有的。对于这点我上面已经论及。

最后，向新企业和新投资开放的机会被称为供资本主义机器滋养的“原料”。正在讨论的这个理论特别强调这一点，用它来证明我们给它贴上的标签是正确的。这个理论认为投资饱和、人口、新土地、技术上的可能性及许多现有投资机会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投资范围的环境等是给予私人企业和投资的机会正在消失的主要原因。

（1）对于人的需求和生产技术（从此词尽可能广泛的意义来理解）的任何一个给定状态来说，当然，对于任何—个实际工资率来说，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到了一定数量就会饱和。假如需求和生产方法永远固定在1800年的状态，那么饱和点早就达到了。不过，是否能够想象，到某个时候需求完全得到满足，以后长久冻结不动了呢？而与这种情况有牵连的一些问题也会立刻出现，但只要我们讨论的是今后40年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显然不必为这种可能性而费心。

假如这个想象变成现实，那么当前出生率的降低，尤其是人口的真正下降，就会真的变成除设备更新以外投资机会减少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每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或接近满足，那么按假设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将是增加需求的唯一主要来源。不过与那个可能性无关，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本身并不会对投资机会或人均总产量的增长率造成危害。我们只需对相反的一般论点简单地考察，就能轻易地彻底弄清楚这个道理。

一方面，人们总认为，因为总人口增长率的降低限制了需求的扩大，所以其会促使产量增长率的降低，并进而促使投资率的降低。事情并不是这样。需求和有效需求不是一回事，否则，最贫国家势必将是表现出最强有力需求的国家。实际上，由下降出生率解放出来的收入部分可以进入其他的渠道，在以希望扩大各种需求而作为不生孩子动机的事例中，收入非常容易转入其他渠道。强调以不断增加人口为特征的需求方向非常容易计算，从而提供非常可靠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确能够做出有一定道理的论证。不过在给定需要满足的状况下，提供各种可选择机会的愿望，也有同样类似的功能。当然，对一些个别生产部门，尤其对农业的预测，前景不很光明。不过这个预测与对总产量的预测一定不能相混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争辩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从供应方面限制产量。急剧的人口增加在过去常常是产量快速发展的一个条件，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做出结论说，劳动要素的日益稀缺，可以指望是一个限制因素。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这个议论，也很少把它看作充足的理由。美国制造业产量在1940年年初大约为1923—1925年平均数的120％，而工厂雇佣人数为同期平均数的100％，这个观察结果为能够预见的将来提供适当的回答。当前失业的程度；随着出生率下降，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性工作，另外，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生命中有用时期的延长；无穷尽地节省劳动的设施的诞生；与人口急剧增加情况相比，相对地降低使用劣质生产辅助要素的可能性（部分地挡住报酬渐减律的作用）。所有这些完全支持科林·克拉克先生的每人／小时产量在下一个时代还将上升的预期。

当然，通过高工资和短工时政策，以及通过从政治上干预劳动力纪律的办法，能够人为地制造劳动力稀缺。把美国和法国1933—1940年时期的经济成就与日本和德国同期的经济成就做比较，就知道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过这是属于环境因素一类的。

因为我很快还要对我的论点做个充分说明，对于正在讨论的现象我确实还远远没有讲清楚。在我看来正在降低的出生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有意义的特色。就算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我们也会看出，无论作为正在变动的动力的征兆，还是作为它的原因，它都是异常重要的。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里我们关心的仅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机制效果，这些效果必定不会支持对今后40年人均产量的发展做悲观主义的预测。从目前情况看来，那些以此为据预言资本主义“失败”的经济学家，简直就是在做不幸的经济学家过去始终喜欢做的事情：像他们一度用非常不充分的理由让公众担心要养活过多人口肯定会出现经济危机一样，现在他们又以同样不充分的理由让公众担忧人口不足会导致的经济危机。

（2）接着谈谈开发新土地这个永远不能再有的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就算为了辩论的原因，我们暂且承认人类的地理疆域的开拓已永远封闭，不过鉴于当前有一些沙漠地区，原先曾是沃野和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个客观实际，这个论断本身显然是不可靠的。就算我们进一步承认，对人类福利来说，所有东西能做的贡献都不如那些新土地生产的食物和原料那么大（这点说得比较有理），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在今后半个世纪中，人均总产量必然下降，或者仅有非常小的增长。假如19世纪中进入资本主义领域的土地一直被以报酬逐渐减小的方式利用，因为这个规律的作用，确实能够做这样的预言。不过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像刚才指出的那样，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让人们不再考虑这个念头，即大自然对人类努力的酬劳已经或者将立即变得不像过去那样慷慨。技术进步对所有这样的趋势都可以有效地扭转。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与原料的繁荣富饶之中是我们现在最可靠的一个预言。让总产量尽量扩大，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这点对矿物资源也是适用的。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尽管食物和原料人均现有产量不一定会降低，甚至还能增加，开发新地区工作提供的对企业以至对投资的巨大机会好像会随着工作的完成而消失，人们正推断由此造成的储蓄出路减少会造成各种不同的困难。为论证方便，我们再次假定，这些地区事实上已经开发完了，而不能适应出路减少的储蓄，除非出现新出路，可能引起麻烦和浪费，这两项假设当然非常不现实。不过我们不必对此加以追究，因为未来产量发展的结论却出乎意料地要根据没有一点儿理由的第三个假设，即不存在其他出路的假设。

这第三个假设因为完全缺乏想象力，是常常把历史解释错误地扭曲的例证。历史过程中让分析者有深刻印象的特征，在他心里往往会成为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特征有没有权利扮演这个角色。例如，一般称为资本主义兴起的东西，大致与白银从波托西银矿流入在同一时间，也与王公们习惯于使开支超出收入，从而不得不不断地借债的政治形势处于同一时期。很显然，这两桩事情以不同的方式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关联，甚至说农民暴动和宗教骚动与经济发展有联系也不是荒谬的。所以分析家特别容易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事物秩序的兴起与它们有因果关系，因为是它们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同类型因素，让封建世界转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不过事实上这是一个从表面上看没有根据的另一个命题。能够断言的只是，这是历史事件足迹经过的道路，但不能因此推断没有其他的道路。顺便说一下，在这种事例中，甚至不能断定那些因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尽管它们必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它们也显然在其他方面阻挠它的发展。

与此相同，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开发新地区为企业提供的机会当然是非常好的，不过这仅是从所有机会都是极好的这个意义上说的。无论假定“边疆的封闭”将引起真空还是假定进入真空地带的任何东西必然较不重要（从我们为此词选择的任何意义上说），都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一定不能混淆征服空间的重要性可能比过去征服印度的重要性更大这种地理上的边疆与经济上的边疆。

当一种类型的投资机会被另一种类型的投资机会替代时，国家或地区相对地位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或地区越小，它的命运与生产过程中一个特定要素结合得就越紧密，当这个要素消亡时，我们对今后储藏它便更会感到没有信心。所以，农业国家或地区或许会在竞争的，如人造丝、染料、合成橡胶等合成产品面前永远失败。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些国家或地区或许在总产量上有净收益，不过在这些产品上不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可能后果在经济世界分裂为敌对国家势力范围时可能更加严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最后，我们能够断言和肯定的是新国家发展引起的投资机会的消失（假如已在消失中）不一定产生必定影响总产量增长率的经济空白。我们不能断言，消失的机会事实上会由至少差不多的机会来替代，不过我们能够指出这样的事实，根据那种发展，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那些同一国家或别的国家出现。我们能够相信资本主义机器寻找或创造新机会的能力，因为这样才适合这个论题。不过这样考虑问题并不能让我们摆脱消极的结论，回想我们讨论这个主题的原因就足够了。

（3）一个类似的论点适用于技术进步已经迈出很大步伐，但只有很小的成就这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反映每次世界危机时期和以后（当时显然缺少特别重要的新鲜主张，这是每一次大萧条时期人们熟悉的模式的一部分）众多不同事态给予人们的印象，而且它还是比“人类边疆的封闭”更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学家是那么容易犯解释性错误的。我们目前正处于创造电厂、电器工业、电气化农场和家庭，以及汽车的伟大事业浪潮的退潮阶段。我们发觉全部的这些都是特别新奇的，在我们毕生中，我们不能看出差不多重要的机会将从何处而来。不过实际上，仅是化学工业传出的希望就比譬如说1880年时能够预期的机会大得多，更不要说提单是利用电气时代的成就和为群众建造现代住宅完全能够为将来很长一段时期提供的投资机会了。

技术可能性是没有经过探测的海洋。我们能够测量一个地理区域，并评估个别地块的相对肥沃程度，尽管只关系到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认定那种技术，不顾它未来的可能发展，那么我们或许会设想（从历史上看这样做是错误的），首先耕种最好的地块，第二批开垦次好的地块，依此类推。在这个过程的所有时刻，只有相对贫瘠的地块留着等以后开发。不过我们不能以这个方式推理对技术进步的将来可能性。不能由于某些技术比别的技术利用得早，就推定前者比后者有更大的生产能力。那些我们还茫然不知的技术，会比现在已被我们注意到的所有技术可能有较大，也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这点也只能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即让技术“进步”通过系统的、合理的研究和管理常常能够变得更加有效和可靠，不过消极结论没有能力变成积极结论。但是消极结论对我们足够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预期会出现因为技术可能性的耗竭而让产量增长率放慢。

（4）两个正在消失投资机会这个理论的变种有待评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到一定时候肯定会用必要的设备装备起来。他们争辩说，这点在19世纪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它在正在进行时不停地创造对资本货物的新需求，除去增加的，以后也永远存在更换性的需求。所以资本主义武装自己的时期被证明为是一段绝妙的插曲，资本主义经济尽最大努力来为自己创造必须补充的工具和机器是其特点，就这样，它为以现在不可能保持的速度生产更多产品的目标而装备起来。这是那个经济过程的真正惊人的图画。难道在18世纪时或者我们祖先住在洞穴里时没有生产设备吗？如果有生产设备，那么19世纪增添的设备会比过去增加设备更加饱和的原因是什么呢？另外，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增添的盔甲与先前存在的盔甲相竞争，它们毁灭掉后者的经济有用性，因此，提供设备的任务绝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不过替换品储备完全能够解决设备问题的情况（在没有技术变动时它能解决正常设备问题）成为例外。在新产业体现新生产方法的地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显然，汽车工业的资金不是从铁路折旧账户上提取的。

读者肯定能看到，纵然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论点的前提，也不一定会由此得出对有关总产量增长率的悲观预测。相反，读者或许能够得出具有不断更新能永远维持经济生命力的大批资本货物，如果能起作用就能促进总产量进一步增加这样相反的推论。如果他的推论是这样，那么他是非常正确的。这个论点的依据完全在于一种适合资本生产的经济在面临相应需求增长率减低时有望出现的骚动。不过这种骚动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十分容易被夸大。比如，钢铁工业从一个完全生产资本货物的产业转变为主要生产耐久消费品或生产制造耐久消费品的半成品的产业过程中没有经受特别大的困难。尽管每一个现存资本货物企业内部不可能全部得到补偿，不过在全部事例中牵涉的原则是一样的。

另一个变种是这样的。原先经常认为把繁荣的征兆洒遍全部经济机体的巨大经济活动的忽然兴旺，肯定总是与生产者开支的扩大相联系的。反过来开支扩大又与建造更多的工厂和设备相联系。如今有些经济学家发现或者他们认为已经发现，在当前，新技术方法的采用所需要的资本常常比过去需要的少，尤其是比铁路建设时代少。由此做出基本建设开支的相对重要性也因而减小的推论。因为这种情形反过来影响间歇的经济活动的忽然兴旺，就显然也能影响总产量可见的增长率。进一步的推论是，总产量增长率必然下降，特别是假如储蓄以原来的速度继续增加。

新技术变得让资本越来越节省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被充分证实。1929年前的统计数字（此后的数据此处不适用）指向相反的方向。这个理论提倡者提出的全部证据是一些或许与别的事例相反的孤立事例。不过即使让我们承认存在这个趋势，在我们前面还是有着让过去很多经济学家在节省劳动措施上发愁的相同形式的问题。无论这些措施对劳工利益有利还是不利，从整体上看它们有利于产量的扩大是没有人怀疑的。除了人们竞相夸大的储蓄—投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扰外，节省资本货物最终产品每单位费用的所有措施对产量扩大都有促进作用。实际上，说经济上可行的几乎所有新办法都能节省劳力和资本是基本正确的。运输同一数量的旅客和货物，使用铁路要比使用马车或货车节省资本。同样，用桑树和蚕生产丝或许要比生产相当数量的人造丝织物耗费更多的资本。这对已把资本投入前者的人或许都是比较郁闷的事。不过这并不代表着投资机会的减少。这当然也不代表产量扩展速度的降低。谁要是只是因为单位资本比以往更多地用于提高效率这个事实，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的毁灭，那他或许只能耐心地等待下去了。

（5）最后，既然希望公众懂得政府赤字开支必要性的经济学家一般研究这个主题肯定会出现另一个论点，这就是由国家企业投资剩余下来的投资机会要比由私人企业投资更为合适。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是正确的。首先，随着财富增长，从成本-利润计算不能进行的一些开支项目，如美化城市的开支、公众卫生的开支等也可能进行了。其次，规模越来越大的产业活动部门，如交通设施、码头、电力生产、保险等趋向于进入政府管理的范围，这是因为这些产业越来越有必要接受政府的管理。这样，国家和市场的投资有望绝对和相对地扩大，就算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跟其他形式的国家计划一样会普遍起来。

不过事情到此为止。为了把这点认清，用不着对产业活动的私营部门的事物发展做任何假设。另外，就现在的目的来说，今后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产量扩大由国家出资和管理的比由私人出资和管理的无论较多还是较少，并没有多大关系，除非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因为私人企业无法承担今后任何投资可能出现的亏损，国家资金势必将担负起这个责任。这点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