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现在我们离开纯经济研究领域，转而谈谈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方面，谈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特征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它就是社会心理的上层建筑。我们用最简略的语言叙述一下它的突出表现。

“史前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种学专家都认为，5万年前人类面对他周围的危险和机会的态度与现代原始人的态度大约相同。这个态度的两个要素对我们非常重要：原始人心理过程的“集体的”和“情感的”性质，以及与这种性质部分一致的被我在这里不非常正确地称作“巫术”的这个东西的作用。就第一个要素来说，我指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在小的和未分化或分化不大的社会集团中，个人思想中的集体观念要比大而复杂的社会集团中的个人强大坚固得多；而所做结论和决定是在我们看来以相反准则为特征的方法做出的，这个准则对我们称为逻辑的东西采取漠视的态度，尤其漠视排除矛盾的规律。第二个要素我指的是使用一组信仰，它们当然不完全违反经验（没有一种“巫术”的做法在一连串失败后还能存在下去），不过它们将从非经验来源得到的实体或影响插入一系列所见到的现象中。这种类型的心理过程与神经病患者的心理过程的相似性已由G.德罗马尔（1911年，他的术语对解释神经病特别有启发性）和S.弗洛伊德（《图腾及禁忌》1913年）指出。不过不能由此推断，我们时代的正常人的内心没有一点儿这种心理。相反，对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都能使读者深信，我们自己心理过程的很大和最重要的即决定行动的一部分正好属于同一性质。

因此，合乎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理性主义的文化并不代表上边提到的准则不存在，而仅仅是社会生活的扇面缓慢而不停地展开，在这个社会生活里，个人和集团用以下的方式对所遭遇的局势进行应付：第一，试图或多或少地但从不是完全地依照他们自己的见解最好地利用局势；第二，依照我们称作逻辑的那些一致性的规律最好地利用局势；第三，根据能符合他们的人数最少和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潜在感受做出表达这两个条件的假设来最好地利用局势。

所有的这些肯定是不充分的，不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目的，但是有关理性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我这里还要提出一点供今后参照。当日常生活中的合理分析习惯和合理行为已习以为常和非常成熟的时候，它反过来让群众产生集体的观念，批评和在一定程度上用质疑来“合理化”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他们对有国王、教皇、臣属关系、什一税和财产提出质疑。顺便说一下，注意到下面情况是重要的，那就是尽管我们中大部分人承认这种态度是心理发展“较高阶段”的象征，不过这个评价在任何意义上说不一定会被其后果所证实。在缺乏情报和技术条件下理性主义态度可能发挥作用，而由这种态度引导的行为特别是普遍的外科医生癖好，未来的观察者就算用纯智力的观点来看，它也比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因为低智商形成的态度引导出来的行为和反外科医生癖好更为鄙劣。17、18世纪很大一部分政治思想证明了这个被长久遗忘的真理。较晚的“保守派”的反批评无论在其社会见解的深度上还是在逻辑分析上都很明显地有其优越之处，不过对于启蒙时期作家来说，它只不过是笑柄罢了。

看来，人类心理上的理性态度首先是因为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能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理性思想和行为的基础训练是在日常经济工作中产生的。所以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全部逻辑都产生于经济决策的模式，或者用我爱用的话说就是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因为从下面的原因来看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假设某个“原始”人使用所有机械中最原始的机械，即我们的近亲——猩猩有意识使用的棍子，又假设那根棍子在他手中断作两截。假如他试图用念咒语的方法挽救棍子的损坏，比如，他可以喃喃地念“供给与需求”或“计划与控制”，希望念到第9遍时这两截断棍恢复完好，那么他还处于前理性思想的境界之内。假如他摸索用最好的办法把两截断棍接上，或者想法获得另一根棍子，他就处于我们所认为的理性境界。当然这两种态度他都有采取的可能。不过应当这么说：在这个事例和在其他大多数经济活动中，咒语不起作用是很显然的，要比希望打仗获胜或求爱成功，以及消释良心上犯罪负荷的情况下咒语的不起作用更加明显。那是因为经济活动领域的特别明确性，以及在大部分情况下有明显的量的特性，这是人类别的活动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也许还因为经济“需求与满足”这个节奏没完没了的缺乏感情的单调无味。一旦养成理性习惯，就会在有利经验的熏陶下扩展到别的领域，让别的领域的人们也睁大眼睛看到令人惊奇的东西——事实。

这个过程独立于经济活动的所有特定形式，因此也独立于资本主义形式。利润动机和自身利益也一样，也与所有特定形式没有关系。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的“掠夺性”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的人一样。例如，农奴或封建领主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都以野兽般的精力进行维护。不过资本主义发展了理性，并用两种相互连接的方法增加理性的新光芒。

第一，它把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创造物的货币单位提高为计算单位。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践把货币单位转变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计算的最高成就是复式簿记。我们只需稍微观察就会注意到，原来是经济理性发展产物的成本-利润计算法反过来对理性起作用；成本-利润计算法有着数字上的具体与明确，它对企业的逻辑性有着强有力地推进作用，从而为经济部门确定内容与数量，于是这种类型的逻辑（态度或方法）开始了自己的征服生涯，强制地决定与合理化人的工具和哲学、他的医药实践、他的宇宙观、他的人生观，以及他的审美观、正义感和他的精神抱负等。

在这方面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是，在15~17世纪，现代数学实验科学的发展不仅与一般称为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过程同步前进，而且是在学究式思想堡垒之外并面对着其轻视和敌意前进的。在15世纪，与数学有关的主要是商业算术问题和建筑学上的问题。现代物理学的根源是由工匠一类人发明的实用机械装置。伽利略倔强的个人主义是上升资本家阶级的个人主义。外科医生开始在接生婆和理发匠的上面升起。包括芬奇、阿尔贝蒂、切利尼在内的这些同时身兼工程师和企业家的艺术家让这个类型的艺术家永垂不朽；甚至杜勒也为筑城堡计划忙个没完，这最好地说明了我所想说的一切。意大利大学中的学究式教授们愤怒地对这一切进行诅咒，表示出他们有比我们相信的更多的理智。麻烦不在于个别非正统的命题。能够相信每一个体面的经院教师为了适应哥白尼的理论体系都会曲解他的经文。不过那些教授们十分正确地意识到这些功绩背后的理性个人主义的精神，这一上升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精神。

第二，上升的资本主义不仅产生提出某些问题并以某种方式进行答复的态度这一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并且产生人和手段。上升的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环境，干扰采邑与村落的智力和平（当然修道院中也有大量事情可以讨论和争吵），特别是为主张在经济领域中显著个人成就的新阶级创造社会空间，它于是把有着坚强意志和丰富知识的人吸引到那个领域。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获得不了逾越其阶级界线的成就，也就是说，它不适合创造与当时统治阶级成员社会地位能够比拟的社会地位。这并不是说它通常排除上升之路。不过总的来说，工商业活动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就算在手工业达到成功的顶峰，还是很难把这个模式打破的。上进的主要道路和巨大收益的所在是教会，整个中世纪和现在一样都可以进入这条路。教会之外还有大领地贵族的办事机构和骑士-领主的等级官僚制度。在12世纪中叶以前，凡肉体和精神上合格者都容易进入这两条道路，以后也不是很难进入。只有当资本主义企业，包括最早的商业和金融、以后的矿业及最后的工业展开它的种种机会时，有着非凡才能和抱负的人才开始趋向经营工商业这第三条道路。成功是迅速而显著的，不过就其开始时所占有的社会分量而言，是被过于夸大了。例如，我们详细地看一看雅各布·富格尔或阿戈斯蒂诺·基吉的事业，就不难证明上面论断的正确，因为他们与查理五世或教皇利奥十世制定政策的方针没有什么关系，而他们为其享有的特权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除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阶层外，企业家的成功对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完全能够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从而产生更大的成功，例如，为理性主义的机器生产外加的蒸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还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动力量。

如今对于那个复杂而不适当的争论想要产生的直接目标我们终于要面对了。不仅现代机械化的工厂和它所生产的大量产品，不仅现代技术和经济组织，并且现代文明的所有特色和成就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它们一定要包括在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负债表内和它的功过判决书中。

合理的科学成长和它的应用能够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包括飞机、冰箱、电视在内的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很快就能认出是利润经济的结果。尽管现代医院通常来说不是为利润而经营的，不过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仅因为（再说一遍）资本主义过程提供了手段和意愿，并且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理性提供了在这些医院里使用的各种方法的心理习惯。对癌症、梅毒和结核病的胜利（虽不完全但已不远）跟汽车、输油管或贝塞麦钢一样，也都是资本主义的成就。在医药方面，使用的方法也属于资本主义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按企业精神办事，还由于它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混合剂。不过，就算并非这样，现代医药和卫生也正像现代教育一样，依然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副产品。

还有资本主义艺术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了简略，也由于我对绘画领域比其他领域所知略多，所以我们现在只举绘画作为例子。假如（我想是不对的）我们同意以乔托的圆形剧场壁画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然后循着乔托—马萨乔—芬奇—米开朗琪罗—格列柯这条线，尽管这种“线性”议论是很糟糕的。不管怎样强调格列柯作品的神秘热情，无论对于哪一位具有洞察事物眼光的人来说，都能清楚地看到我的论点的正确性。对于希望用他们手指尖触摸到资本主义理性的怀疑者来说，芬奇的实验能够提供证明。如果顺着这条线延伸下去（是的，我懂的），虽然也许会气喘吁吁，但也会把我们带到德拉克鲁瓦与安格尔之间的强烈反差之中。是的，我们到达了那里，其他的可让塞尚、凡·高、毕加索或马蒂斯来说明。表现主义作家对客体的清理，形成令人称赞的逻辑结论。资本主义小说的情节有更好的说明，这在龚古尔的小说《写下的文件》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这是非常明显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进化可以容易地（也许是最有力的）用现代普通西服的起源来加以说明。

最后，还有可以用格莱斯顿自由主义的象征性名言来包括的一切。用个人主义民主一词也一样合适，甚至在实际上还更好些，因为我们想要包含其他一些格莱斯顿反对的东西和包含一种他事实上敌视的隐藏在信念深处的道德与精神状态。如果激进分子的祷告主要不在于形象地否定我想表达的思想，我原想对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为止。激进主义者或许坚持认为，群众正在疾呼拯救他们脱离无法忍受的苦难，在黑暗与绝望中他们身上的铁链叮当作响，但是过去确实从来没有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么多的个人身心的自由，这么多人愿意容忍甚至资助领导阶级的死敌，这么多人积极地同情真正的和虚构的苦难，这么多人乐于接受负担。农民村社以外无论什么样的民主历史上都是紧跟现代和近代资本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不过，从过去历史中也能够援引大量事实组成相反的论证，这个论证将是有效的，但与当前条件和将来不同条件的讨论是没有关系的。倘若我们真的打算从事历史探究，那么，甚至激进批评家看来适合他们目的的很多事实，假如用早前资本主义经历的相应事实的方法来观察，常常会显现不同的模样。不能归结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很显然，是资本主义过程造成这种区别的。

一定要特别提一提的有两点。上文我曾指出，社会立法，或者更寻常地说，为群众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革，并不单单是为缓解穷人日益加深苦难而形成的无可避免的必要性强加给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而且是资本主义过程除了用它的自动效用来提升群众生活标准外，它还为社会立法提供的手段和“意愿”。引号里的这个词需要进一步解释，它能够从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这个原理中找到。资本主义过程让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这样一来，不但赶走了我们内心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种不同的神秘和浪漫的思想。这样，不但改造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方法，而且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由此产生的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世俗主义和务实地接受人世现实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思想”，的确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而是非常自然的。一方面，我们承袭下来的责任感已被剥夺了传统的基础，变得以改善人类条件的功利思想为中心，这点肯定不合逻辑，不过它看起来比（比如说）敬畏上帝更经得起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灵魂理性化从每一种阶级权利身上抹去超经验约束力的所有魅力。这点加上典型的资本主义对效率与服务的热情在资产阶级本身中间产生了这种“意愿”，当然这种效率与服务与旧时典型骑士所说的有关效率与服务的思想体系迥然不同。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现象的女权运动对这一点说明得更为清楚。读者将明白，这些趋势一定要“客观地”加以理解，因此，无论反女权主义者或反改革主义者谈论得多么多，或者甚至对所有特定措施的暂时性反对，都无法证明这个分析是错误的。这些现象就是他们假装要打倒的那种趋势的征兆。对于这点，下面的几章还要加以详细论述。

资本主义文化是理性主义的和“反英雄主义的”。当然，这两种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工商业的成功需要很大的精力，而工商业活动本质上不是骑士心目中的英雄主义，所以用不着挥舞刀剑，也不需要体力上的英勇，甚至没有机会跨上披盔甲的马冲入敌阵。还不如说这些是一种异端或野蛮行为，是赞美为打仗而打仗、为胜利而胜利那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其可以理解地会在写字间里、在所有数字栏目中逐渐消亡。所以，拥有吸引盗贼和税吏的资产，不沾有，甚至厌恶与其“理性”功利主义相冲突的骑士意识，工商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倾向于坚持把私人生活的道德观念应用在国际关系中。的确，不像大多数资本主义文明特色，而像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其他特色的和平主义和国际道德既得到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支持，也得到前资本主义机构的支持，比如，在中世纪受罗马教会的支持。现代和平主义与现代国际道德仍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鉴于马克思学说特别是新马克思学说，甚至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篇中所见的很多非社会主义思想与这个见解严重相背。有必要指出，这个见解并不想否认许多资产阶级分子曾为他们的家园做过出色的战斗，也不想否认几乎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当看来有利时常常表现出侵略性，或者否认所有资产阶级分子都喜欢战争利润和因征服产生的贸易优势，他们对封建领主或首领对他们施加的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宣传的好战民族主义训练不会拒绝。我的全部主张是：第一，这种资产阶级分子好战的例子不能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常常造成资本主义征服战争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来解释；第二，做你认为是你生活中正常的事业，你为它一年到头进行锻炼，你让它决定你的成功与失败，和做不是你本行的工作，你的正常事业和你的精神状态让你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它的成功会提升大多数非资产阶级职业的威望，这二者不是完全相同的；第三，这种区别显然证明了在国内事务中和国际事务中都一样，就算衡量金钱利益非常明显地对进行战争有利的地方（在现代环境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也应赞成和平安排而反对使用武力。我们清楚地看到，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和态度资本主义化越完全，这个国家越倾向于计算战争的代价从而越主张和平。因为每个个别事例的复杂性质，这个结论只有精细的历史分析才会被证实它的正确性。不过资产阶级对军事（常备军）的态度，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战争的精神和方法，以及在所有长期战争严重情况下他们愿意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本身就完全能够做出结论。

不过我不准备按照读者可能希望我做的那样进行总结。就是说，我不打算在读者决定信任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所倡导的，也没有经过试验的另一种主张之前，就再次邀请他去看看资本主义秩序的、让人难忘的经济成就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成就，以及这两种成就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希望。我不打算争论，这种成就和这个希望的本身就完全能够支持让资本主义过程继续运行并让它甩掉人类肩上的贫穷这样的论点。

这么做什么意义也没有。就算人类跟商人一样有自由从两部机器中间自由做出选择，也不一定能根据我上文试图说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价值判断。就经济成就来说，不能说在今天工业社会里的人比中世纪采邑或村落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快乐”甚至“较舒适”。就文化成就来说，就算我所写的每一句话人们都同意，他们从心底还是会憎恨功利主义和由功利主义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全部毁灭。

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成就的价值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类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不仅是因为人民群众没有处于能够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途径的地位而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深刻很多的理由，即经济的和社会的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动能运动，因此而产生的形势迫使个人和团体用某种方式去做他们想做的所有事情（强迫的方式不一定破坏他们选择的自由，而是塑造他们选择的心理状态和缩小他们选择可能性的范围）。大多数文明在它们有时间完成它们所有许诺之前就消失了，所以我不准备以那种成就为根据来争辩说资本主义插曲或许会延长下去。实际上，我现在正打算做出正好相反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