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坍塌中的围墙

第一节企业家职能的落伍

在探讨正在消失投资机会的理论时，我们曾主张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的经济需要到某个时候能够得到完全满足，到了那时推动人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动力就不存在了。不过，就算我们保持目前的需要进度，离完全满足的情况肯定还是遥遥无期的。假如我们考虑这样的事实，就是一旦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了，这些需求将自动扩大，而且会出现或者被创造出新的需求，满足成为一个正在前面的目标，尤其是，假如我们把闲暇包括在消费品之中，情况更加如此。但是，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更加不现实的可能性，即假设生产方法已经完善到了不能进一步改善的境地。

这时或多或少会出现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将逐渐萎缩衰退。这时，企业家会无所事事。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与完全确保永久和平社会的将军们一样的地位。利润以及与利润如影随形的利率都将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走向消失。工商业的管理将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员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义的特性。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就可能自动出现。人的精力将离开工商业。很多的有才智之士会被经济领域以外的事业所吸收，并给他们提供活动机会。

对于能够预计的将来来说，上面这种看法没有什么重要性。而下面的事实却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能够期望因为需要接近充分满足或因为技术绝对完善，对社会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组织所产生的很多后果，也可以期望由已经清晰可见的发展事实中产生。进步本身就如同管理静止经济一样可以机械化，这种进步的机械化几乎会像经济进步停止那样对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看清这一点，只要说明企业家的功能是什么和企业家的功能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有什么意义这两点就行了。

我们已经知道，企业家具有如下功能：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寻常地利用一种没有经过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以及利用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早期的铁路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汽及钢铁、汽车、殖民地风险投资是众多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成就中还包括许多非常细微的事例，甚至小到成功地制造特殊灌肠和牙刷这类事业。这类活动就是能让经济机体革命化地多次发生的“繁荣”和因为新产品或新方法造成干扰平衡的冲击而常常出现的“衰退”的主要原因。从事这样的新事物和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职能是困难的，首先是由于它们不属于人人懂得的日常事务，再就是社会环境对这种新事物的抗拒。抗拒的方法多种多样，依据社会条件不同而不一样，从简单地拒绝投资生产新产品或拒绝购买新产品，到对试图生产新产品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在熟悉的标志灯的光亮之外，充满信心地敢作敢为，并战胜那种抗拒，需要当前只有很少人具有的显示企业家风格和企业家职能的智力与才能。这个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种东西或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在于有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的办法。

社会职能的这种重要性正在丧失，就算由于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推动，经济过程本身继续不减缓地进行下去，它的重要性在今后一定会加速丧失。这是由于，一方面，做不属于熟悉的日常事务的事情现在比过去要容易很多（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他们制成所需要的东西，让它以能够预计的方式运行，由于非常多的事情现在都能严密计算，而在过去只有天才的闪光才能想象出它们，所以早期商业性冒险的浪漫气氛正在快速消失。

另一方面，在已经习惯于经济变革（新消费商品和生产商品潮水般不断涌现是最好的例子）和不仅不抵抗变革并且把接受变革作为当然之事的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存在下去，来自受生产过程中革新威胁的利益集团的抵抗就不会消失。例如，这种抵抗是走向大规模建造便宜住宅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大规模住宅建造又以机械化和消灭建造计划中的全部低效工作为前提条件。不过所有其他性质的抵抗，尤其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新事物（仅由于它是新的）所进行的抵抗几乎早就消失了。这样，经济进步逐渐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个人的活动日渐被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所取代。参照与军事方面相类似的地方，会再次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

在先前时代，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的以前，将才意味着领导才能，成功代表着统帅个人的成功，他就会获得相应“利润”，即社会威望。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和军队结构下，统帅的个人决策和指挥才能，甚至他骑上高头大马亲临战场都是战略和战术形势的基本要素。拿破仑亲临前线是战场上实际也是必然感觉到的事情。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合理化和专业化的办公室工作最终会抹去个人的影响，能够计算的结果最终将抹去“想象力”。领导人不再有机会投身于激烈的冲突中，他正逐渐成为办公室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也不总是不能替代的一员。

再举一个跟军事上相似的例子。中世纪战争是与个人有很大关系的事情。身披甲胄的骑士施展一种需要终生训练的武艺，每个骑士的武艺与英勇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价值。不难理解这种技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社会阶级（从这个词最全面和最丰富的意义上说）的基础。但是社会和技术的变化破坏及最终把那个阶级的职能和地位毁灭了。战争本身没有因此而终止。它只是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而且最后机械化达到特别高的程度，以致战争中的成功现在不再具有个人成就的内涵，不再使个人和他的集团上升到持久的社会领导地位，而仅仅成为专业上的成功。

如今，一种同样的社会过程（归根结底是同样的社会过程）不仅破坏了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个角色，也破坏了与之连在一起的社会地位。企业家角色尽管没有与中世纪军阀一样的魅力，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它或多或少也是由取得成功的个人力量与个人责任心而获得个人领导权的另一种形式。一旦它在社会过程中的职能没有了重要性，企业家的地位就会跟武士阶级的地位一样受到威胁，至于为什么它的职能会失去重要性，或者在于由它做贡献的社会需要不复存在，或者是因为改由别的非个人的方法来满足那种需要。

整个资产阶层的地位都受这个过程影响。尽管企业家一开始不一定是甚至典型地是资产阶层成员，不过他们假如取得成功，就会进入这个阶层。所以，企业家本身并不形成一个社会阶级，不过资产阶级吸收他们、他们的家庭和亲戚，从而常常地补充资产阶级自己和让自己再次充满活力，尽管与此同时，一两个世代以后，他们中间与“企业”切断积极关系的家庭就脱离这个阶级。在他们中间有众多被我们称为工业家、商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人，他们处于企业家风险投资和仅只是日常管理祖传事业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阶级生活所依靠的利润是由这个或多或少积极活跃部分的成功产生的，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依靠它的成功（正如在这个国家里一样，这一部分占资产阶层90％以上），另外也依靠正在努力争取上升进入这个阶级的一些个人的成功。所以无论从经济学观点还是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资产阶级都依赖企业家，它作为一个阶级，和企业家同生共死，尽管就像封建文明的确曾有过的那样，很可能出现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阶段，即资产阶级感到既不能生也不能死的最后阶段。

对这部分的论点总结一下：假如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全部自动化了，那么，除了还能苟延一段时间的准地租与垄断利润的残余外，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最终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它本身的成就让它的进步自动化，我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它倾向于让自己变得多余从而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全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业单位不仅驱逐中小型企业，“剥夺”其业主，并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仅失去收入，并且丧失更加重要的它的职能。

第二节保护层的毁坏

到现在为止，资本主义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及威望造成的影响我们都已讨论过了。不过影响还进一步扩大到保护他们的制度结构。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使用制度结构这个词被最广泛接受的含义，即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并且包含公众心理和政府政策。

（1）资本主义发展首先破坏采邑、村落和手工业行会这些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个过程的事实和机制我们都非常熟悉，不用再过多叙述。破坏是沿三条道路进行的。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竞争的自动后果的影响是工匠行业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取消低效的组织与规章的政治行动只是表明这个后果而已。领主和农民世界主要是被政治行动（有时是革命行动）破坏的，资本主义仅仅主持这个适度的转变过程罢了，例如，把日耳曼采邑组织转变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不过，与这些工业和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还有立法当局与公众舆论中普遍态度的相同的革命性的变化。与旧经济组织一起，过去在那些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与集团的经济、政治特权，尤其是土地贵族、乡绅和教士的免税权和政治特权，都被统统消灭了。

从经济上说，所有的这一切对资产阶级意味着许多枷锁打碎了和许多障碍撤除了。从政治上说，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由一个更符合其理性主义精神和其直接利益的社会秩序取代了其原先被列为臣仆的社会秩序。不过，从现在的观点来观察那个过程，观察者可能意存犹豫，不知这样的彻底解放到底对资产阶级及其世界是否有好处，因为那些枷锁虽然起了阻碍作用，但是它们也起保护作用。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仔细地对这点进行澄清和评价。

（2）民族国家兴起与资产阶级兴起这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在16、17、18世纪产生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两栖的社会结构，虽然它比其他任何社会结构都没有更多的两栖或过渡的性质。我们来看看路易十四王朝提供的绝妙例子吧。王权一方面压服了土地贵族，另一方面，又以提供官职、给予年金，以及有条件地接受他们的要求，让他们登上统治或领导阶级的地位，来同他们和解。王权还压服教士阶级，并跟它结成同盟。最后王权又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原是王权和领地大贵族斗争中的同盟军，王权对它的企业的发展进行保护和推进，目的是要反过来对这进行更有效的剥削。虽然法兰西旧政权的保护行为远远不及玛丽亚·特蕾西亚或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那么显著，农民和幼小的工业无产阶级仍同样受政府当局的管理、剥削和保护，并由地主和工业家代行这些职责。当时政府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类型的政府，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最低收入支持的为行使有限职能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原则上，从人的良心到里昂丝织物的图案，这个君主政权驾驭一切；财政上，达到最大限度的收入是它的目标。虽然国王从来不是真正独裁的，政府职能却是包罗万象的。

正确理解这个模式对我们的主题至关重要。国王、宫廷、军队、教会和官僚机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资本主义过程所创造的收入过日子，甚至纯粹的封建性质的收入来源也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大大增加。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改革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适合并推进这个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上人们所说的专制君主制度结构中封建分子的进入只会是一种返祖现象，仅是人们在初见之下自然采取的判断。

不过，我们只要做比较细致的观察便会理解那些分子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君主制结构的钢架依然由封建社会的人组成，这些人依然按照前资本主义模式行事。尽管他们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非常小心地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但他们充斥着国家机关，指挥军队、制定政策发挥着统治阶级的作用。上帝恩宠的国王位居中心，他宝座的根基是封建的，不但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封建，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无论资本主义提供的经济可能性对他有多大好处，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立场。这一切的意义远大于返祖现象。它是两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肯定在经济上支持另一个阶层，反过来在政治上又受到后者的支持。无论在我们看来这种安排有什么成就和缺点，无论资产阶级本身在当时或后来对那些酒囊饭袋或游手好闲的贵族怎么想，这是那个社会的实际情况。

（3）仅仅那个社会是那样吗？这个问题随着事情的进展有了答案，英国的情况是最好的例子。贵族分子继续当家做主，起到上升阶段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结束，无疑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英国那样有效率，那些分子不断地从进入政治的其他阶层吸收人才，他们让自己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作战，他们把最后的法律特权也放弃了，有了这些资格，并为了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为政治机器继续提供人才，继续管理国家和进行统治。

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中从事经济工作的那部分人并不反对。从总体上说，他们适合并喜欢那种劳动分工。在他们的确反抗这样安排的地方，或者在他们没有经过反抗就掌权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并没有出色的成功，也没有证明他们能够支撑得住。于是出现了如下的假定是不是真正可靠的问题：他们的失败单单是因为他们缺乏获得经验的机会，或者是有了经验，不过缺乏政治上统治阶级的气度。

这个假定不可靠。在失败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国或德国资产阶级觊觎统治权的经验中，对照一下工业家或商人的形象和中世纪封建领主形象就可以最好地阐明这个理由。领主的“职位”不仅让他有资格令人敬佩地保卫他自己阶级的利益（他能为这种利益亲自战斗），并且这个职位给予他周身的光环，让他成为众人的统治者。虽然肉体上的争斗是重要的，不过神秘的魅力和高贵的气度更为重要，因为它有支配人让人服从的才能和习惯，带来让社会任何阶级和生活的每个层次表示崇敬的威望。那种威望是这样的崇高，那种气度是这样的有用，以致阶级地位比形成这种阶级地位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更加持久，并证明它可以把转变阶级功能作为手段，对迵然不同的各种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都能适应。领主和骑士以最为悠闲、雅致和潇洒的姿态变为廷臣、显宦、外交官、政治家，变为那种与中世纪骑士根本不同的军官。这种古老威望的残余——不只是在我们的女士们身上——甚至到现在还存在，当我们想到这点时，无疑是最让人吃惊的现象。

工业家与商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肯定没有丝毫统治他人所必要的神秘的魅力。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代替品。我们见到过工业家和商人（只要他们是企业家）也能完成领导任务。不过这种类型的经济领导绝不会跟中世纪领主的军事领导一样，上升为国家的领导。相反，由于分类账和成本计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限制他们的发展。

我把资产阶级中人称为理性主义者和非英雄主义者。他用来维护他的地位或迫使国家服从他的意志只有使用理性主义和非英雄的手段。他能以人们能够从他经济成就中预期得到什么而给人深刻印象，他可以为他的事业辩护，他可以允诺付钱或者威胁着要收回款项，他可以雇用兵队长、政客或记者做卑鄙的勾当。不过以上的这些只是他能做的全部，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政治价值给予了非常过高的估计。这种生活经验和习惯对他个人魅力的扩大也没有作用。一个业务办公室里的天才在办公室以外连对一只鹅喝声“呸”的胆子都没有，所以其在宫廷接见室和在演讲台上一样胆小如鼠。他知道这点，他不希望人们来打扰他，他对政治也不去过问。

在这个问题上读者也会碰到例外。不过这些例外一样没有重大意义。在欧洲，资产阶级人士唯一的重要例外是其在市政管理上表现的才能、兴趣和成功，不过这种例外对我们的理由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在现代都市出现（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人士的事务）之前，市政管理跟工商业管理非常相似。在市辖区内的问题与权力自然地落入制造商和商人手中，而当地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构成当地政治的主要内容，所以适宜于用工商业事务所的办法与精神加以处理。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从这些根源上滋长像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这样的特殊的事态发展。低地国家的情况属于同一模式。以下事实有着特别的启发性，即商人国家在国际政治大竞赛中无一不失败，事实上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商人国家都只能把统治权交给封建主义的军阀。至于美国，是由于现在正在迅速减少的、它的非常多的、独一无二的有利环境造成了它目前的状况。

（4）结论是很清楚的，除了这类特殊情况外，资产阶级具备的条件不能够用来应付国内外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大国小国正常要面对的。虽然口头上予以否认，不过资产阶级本身已感觉到这一点，群众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不是由资产阶级材料制成的保护结构中，资产阶级可能取得成功，不仅在政治防御上能成功，在进攻中也能成功，特别是作为反对派时更是这样。有些时候，它感觉到它的地位非常稳固，甚至有余力去攻击保护结构本身。像德意志帝国内存在的这类资产阶级反对派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孤立无助，它不仅不能领导国家，甚至连它特殊的阶级利益也不能照顾。上面的所有情况说明，它需要一个主人。

不过资本主义过程，因为它的经济机制和它的心理——社会影响，把这个保护它的主人抛弃，或者像在美国那样，从不给主人或其替身有发展的机会。这件事的含义还因为资本主义过程的另一个后果而加强。资本主义进化不仅把上帝保佑的国王消灭了，也消灭了由村社和工匠行会建成的（如能证明其可以防守）政治堑壕。当然，这两种组织都不能把当资本主义发现它时的那种明确形式保持不变。不过资本主义政策摧毁的范围远远超过不可避免要毁灭的东西。它攻击原本能够永远存在下去的传统保留行业内的工匠。它在农民头上强加自由而无保护的租入土地，以及为了自缢而需要的个人主义索套这一早期自由主义的祝福。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打破中，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冲破了阻挡它进步的障碍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其崩溃的支架。在因为其冷酷必然性而给人留有深刻印象的那个过程，不单单是去掉制度上枯株朽木的过程，并且也是去掉资本主义阶层的伙伴的过程，与这些伙伴共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基本模式。在弄清楚这个被很多口号弄得模糊难辨的事实之后，我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把资本主义视作能够独立自成一类的社会形式是不是全部正确，或者实际上应把它看作只是我们称为封建主义这个东西瓦解过程的最后阶段。从整体上说，我倾向于相信，它的独特性完全能成为一个类型，并承认在不同时代、不同过程中存在的各阶级共生是规律而不是例外，这至少在从原始掘土人变为骑马游牧人的子民的六千年中一直是规律。对于提到的相反看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缺陷。

第三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毁坏

对带有大量不详事实的离题话我们不再继续叙述了。这些事实虽不很多，却差不多可以证实我们的下一个论点，即资本主义过程不但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也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把它自己毁坏了。

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自相矛盾地倾向于损害先前跟它联合的那个阶级的威望与社会权势，巨型的控制机构倾向于剥夺资产阶级借以获得社会权势的职能。资产阶级世界的制度和其典型态度的内涵的相应变化，以及紧随其后的活力丧失，其踪迹是不难找出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对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足点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它对前资本主义阶层所做的事情，一样地通过同一竞争机制施加给资本主义行业的较低阶层。马克思在这点上所说的是正确的。工业集中的事实并没有实现认为公众已受教育愿意接受它的想法也是正确的。这个过程的发展要比人们从许多通俗文章知道的要慢些，并且会遇到较多的挫败和曲折。尤其是，大型企业不仅只消灭小生产企业和小商业，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它们（特别是商业企业）创造生存空间。对于农民和农场主，资本主义世界最终证明它愿意而且也能够执行一项代价昂贵不过在总体上有效的保护政策。不过从长期来看，不容易怀疑我们正在设想的事实及其后果。并且在农业领域以外，资产阶级显示出它不太懂得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重要性。生产组织合理化，特别是降低商品从工厂到达最后消费者这条曲折道路上的成本进而获得的利润，是典型工商业者内心没办法抗拒的。

如今，明确领会这些后果为什么是重要的。一种我们曾听到过的十分普遍的社会批评哀叹“竞争的衰落”，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因为批评者把美德归于竞争而把邪恶归于现代产业“垄断”。在这样的解释图式中，垄断起了动脉硬化症的作用，并通过越来越让人不满的经济表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起相反的作用。我们知道反驳这个看法的理由。从经济上说，不管赞成竞争的理由还是反对集中经济控制的理由，都不如这个论点所含的理由这么有力。而且不管这个看法的强弱怎样，它没有对准突出点。就算巨型公司全都经营得十分完美，赢得天上神仙的喝彩，集中的政治后果依然如故。一大批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会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因为这些企业的所有人兼经理，加上他们的家属、亲信和业务上有关系的人，在投票上的数字是有分量的，另外中小企业还掌握着被我们称为领班阶级的人们，这是大型单位经理部门从来没有过的。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真正基础在一个国家里销蚀了，在这个国家里，它的最有活力、最具体、最有意义的典型消失在人民的道德视界中。

另一方面，在大单位领域里资本主义过程也攻击它自己的制度结构——让我们继续把“财产”和“自由契约”设想为整体的组成部分。除了事实上由单一个人或家庭拥有一家公司的那种仍有很大重要性的事例外，业主形象及明确的业主利益都从画面上消失了。公司一般有领薪金的董事和全体领薪金的经理与部门经理，有大股东，还有小股东。第一类人倾向于持有雇员的态度，即使有也很少把自己利益与股东利益当作一回事，就算在他们自身利益等同于公司利益的这种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第二类大股东们就算认为他们与公司的关系是永久性的，就算他们实际上像金融理论所描绘的股东那样行事，他们还是跟企业所有人的职能和态度有差距。至于第三类小股东们，他们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说不过是小小收入来源的事情常常不大关心。无论他们是否关心，除非他们或他们的几个代表出来利用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价值，他们很少为它操心；由于常常受不公正的对待，更经常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差不多总是对“他们的”公司抱敌视态度，一般对大企业抱有敌意，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敌意。我无差别地把这些持典型态度者归纳为三类人，在这三类人中没有哪一类人采取意义这样丰满、消逝这样迅速、可以能够用“财产”一词来加以包含的那种奇特现象为特色的态度。

契约自由的状况同样如此。在它有着完全活力时，它意指在无限可能性中由个人选择订立的个别契约。今天那种老一套的、非个人的、不具人格和官僚主义化的契约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呈现有限的选择自由的劳工契约上，大部分成为取决于抓住或放手的问题，它不再有旧时的特色，特色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那些与别的大公司、非个人的工人集体或消费者群众打交道的大型公司来说，已经变得不可能了。稍加思考就能明白，这个空白正由快速成长的新法律结构来填补，事情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资本主义过程就这样把所有那类制度，特别是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推入幕后，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表现了真正“私人”经济活动的需要与方法。在资本主义过程还没有废除这些制度的地方，就像它在劳工市场已经废除自由契约一样，它通过变更现有法律形式的相对重要性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例如，增加属于公司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减少属于合伙和个人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或者变更现存法律形式的内容与含义等。资本主义过程用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它放松了原先曾经抓得很紧的东西，如人们根据自己爱好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和实际能力；所有权持有人丧失了为“他的”工厂和他对工厂的控制权，从经济上、肉体上和政治上进行战斗，如有必要在工厂台阶上战死的意志。这种对我们能够称之为财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的观念上的淡薄，不仅影响财产所有人的态度，同样影响工人甚至寻常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无功能的、不在当地地主式的所有权不如有生命力的财产形式那样引人注目和能唤起人们道德上的忠诚。最终真正愿意支持它的人将完全消失，因为在大公司内外没有一个支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