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敌意的增长

第一节资本主义的社会气氛

经过前面两章的讨论，就会容易理解资本主义过程怎么产生对它自己的社会秩序那种近乎普遍的敌意，这点我在本篇开端时已经提到。这种现象如此惊人，而马克思主义者和通俗作家对它的解释又这样少，所以稍稍把这个现象的原因说得详细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1）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主义过程最后降低了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职能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它倾向于销蚀它的保护层、毁掉它自己的防御工事，以及驱散它堡垒的保卫部队。另外我们还知道，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把非常多的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毁坏之后，最后掉转过来反对它自己；资产阶级人士惊奇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在得到国王和教皇信任状后没有停步，而是对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制继续进行攻击。

于是资产阶级堡垒在政治上变得没有防御能力。没有防御能力的堡垒招来侵略，特别是倘若其中有大量财物可以获得就更是如此。侵略者用一贯的做法，逐渐设法让敌意成为合理化状态。暂时用收买办法缓解侵略肯定是可能的。不过一旦侵略者发现他们能把这一切占有时，最后的手段也就失败了。这样说部分地解释了我们想要解释的东西。只要这个解释管用（当然它不会永远管用），我们理论中的这个要素就能够从资产阶级的没有防御能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敌视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密切相互关系得到证实：第一，尽管当时产生敌意的理由很多，但只要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固，原则上不会有多大敌意；第二，敌意的传播与防护围墙的倒塌是同步进行的。

（2）不过，有人或许要问，实际上，真实地感到他和社会所有阶级一起尽他的责任的很多工业家正以天真的迷惑心理提出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要用非资本主义力量或超理性的忠诚的保护？难道它高举自己的旗帜不能通过这场考验？我们自己先前的论点不能完全表明它有大量的功利证书可以提出吗？难道不能为它提出充足完美的理由吗？那些工业家一定会指出，一个通情达理的工人在衡量他与（比如说）一家大钢铁公司或大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好处和缺陷时，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各方面，他干得很不错，他与公司这笔交易的优势不是全在一方。这当然不错，是对的，不过所有的这些都是不相干的。

因为首先，相信政治性攻击主要是由于不满产生的，而提出正当理由能够避开攻击是错误的。政治性批评不容易用合理的论证给予有效的满足。不要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是从批判的心理态度出发的，也就是从一种不是对超理性价值忠诚的态度出发的，就能断定理性的反驳会被接受。这类反驳或许会撕掉攻击的理性外衣，不过肯定达不到一直在外衣后面潜伏的超理性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的理性消除不了次理性或超理性的冲动。它只是能除去神圣或半神圣传统的约束让它们不受支配。它们将在缺乏训练和指导它们的手段甚至意志的文化里造反。不过即使它们一旦起来造反，也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在理性主义文化中的表现多少有点理性化。就像人们从不带着能够接到满意答复的公正心态向国王、大公和教皇要求功利证书一样，资本主义站在口袋里装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受审。无论法官会听到什么样的辩护词，他们只打算传达这个判决，被告要想获取胜利的唯一办法是改变起诉书。功利主义的理由作为集团行动的主要原动力不管怎样都是无力的。它肯定不是超理性行为决定因素的对手。

其次，只要我们懂得接受支持资本主义的案件意味着什么，这场诉讼的胜利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这个案件的理由即使比它实际强有力许多，也从来没有人能把它简洁明白地说清楚。一般人要理解它，一定要掌握他们根本不可能掌握的洞察力与分析能力。原先有关资本主义说过的胡言乱语都得到某个专业经济学家的支持。就算不谈这一点，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和认识资本主义为未来提供的希望，就要求穷人具有近乎不可能具有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只有用长期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的成就显而易见。所有拥护资本主义的论点必定以长期考察为依据。用短期观点来看，能在画面上看到的主要是利润和低效率。昔日的平均派或宪章派人为了甘心于他的命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曾孙身上来自我安慰。为了和资本主义制度认同，现在的失业者必须全部忘掉他个人的厄运，现在的政治家必须忘掉他个人的野心。社会的长期利益跟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完全混合在一起，人们只把它看作那个阶级的利益是非常自然的。对于群众来说，短期观点是值得考虑的。跟路易十五一样，他们也觉得无论死后洪水滔天，群众按照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看问题，具有像这样的感觉当然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在所有的社会制度里，每个人都有一定要与之斗争的日常困难和可能出现的困难，譬如那些损害人、麻烦人、折磨人的摩擦与失望，以及或大或小让人郁闷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把困难全部归因于与他完全无关的那部分现实的习惯。为了克服我们因环境引起的敌意冲动，对社会制度的感情上的依恋是必需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在制度上不能产生的东西。假如没有感情上的依恋，那么敌意冲动就会一意孤行，成长为我们心态中永久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永远上升的生活标准，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为完全就业工人提供的闲暇……好了，这句话我不必说完，也不用详尽阐述那个在全部论点中最平凡、最古老、最老生常谈的论点，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太真实了。被看作理所当然的长期改善，配上受深度怨恨的个人无保障，显然是哺育社会骚动的最佳食物。

第二节知识分子的社会学

但是，无论是攻击的机会，还是真实或虚幻的敌对情绪，不管其本身多么强烈，都不足以引起反对社会制度的紧急敌对状态。因为要造成那样的一种气氛，一定要有一些集团，它们的利益在于煽动和组织仇恨，哺育它、宣扬它和领导它。正如我们会在第四篇中所谈到的，人民群众从不提出他们自己首创的明确的意见。他们更不能把他们的主张清楚有力地说出来，更别说把意见变成一贯的行动了。他们只能追随或不同意追随这些集团提供的领导。在我们把有资格充当那个角色的社会集团发现之前，我们有关敌视资本主义气氛的理论是不完整的。

简单地说，有利于形成普遍敌视一个社会制度或形成明确地对这个制度的攻击条件，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招来利用这个条件的集团。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跟其他类型的社会不一样，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和因为它文明的逻辑会造就、教育和资助一个在社会骚动中有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前面我们的论点有对于这个既奇怪又重要现象的解释，不过浏览阅读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读者或许能得到更生动的印象。

（1）对知识分子这个类型下定义是很难的。实际上，困难在于表明物种的属性。知识分子不像农民或工业劳动者那样是一个社会阶级，他们来自社会的所有角落，他们的大多数活动在于彼此打斗，在于组成不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先锋。不过他们渐渐形成集体态度和集体利益，其坚强程度完全能让大部分成员的行为方式让人联想起社会阶级这个概念。他们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全部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们的总和，这样的定义会模糊这个类型的最重要的特色。不过除了特殊例外，所有有过较高教育的人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还有他们的相同内心思想的事实，便利于他们之间的理解，并形成一种结合力。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与自由职业成员看作同一意义，对我们下定义的目的并没有帮助，比如，医生或律师并不是贴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非他们谈论或撰写不属于他们专业擅长的题材，他们肯定经常这么做，特别是律师。不过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由于某些专业尤其是假如我们把新闻记者也包括在内，事实上几乎整个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范围；所有专业工作者都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为生活承担某一专门职业。最后，如果采用与体力劳动相对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又感觉过于广泛。而威灵顿公爵所说的“一批摇笔杆的人”，范围好像过于狭隘。“文士”（Hommesdelettres）的含义也太窄了。

不过我们或许做得比跟着铁公爵走还要坏。实际上知识分子是一群挥舞说话和写作力量的人，他们跟其他做同样事情者的不同特色之一是他们对实际事务不负直接责任。这个特色一般又是另一种特色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知识，而这种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获得。另外，从作为旁观者知识分子地位出发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局外人），同时也是从他表现自己的主要机会在于事实上或潜在的损害他人的价值出发的批评态度，应该当作第三个特色。是非专业人员的专业还是专业人员的浅薄涉猎？或者是由于什么都不懂才天南地北地高谈阔论的人还是萧伯纳笔下《医生的两难处境》中的新闻记者？不，不，我没有这样说，这也不是我的意思。这类事情会得罪人，也是不真实的。让我们不再试图用语言下定义，而改用“实物”进行解释：在希腊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贴着美丽标签的人物。这些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诡辩家、哲学家、修辞学家，无论他们怎样反对被扯到一起，他们都属于同一类，这理想地说明了我的意思。他们事实上都是教师，不过不会破坏这个说明的价值。

（2）在前文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主义性质时，我指出理性思想的产生当然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早数千年之久，资本主义所做的是给这个过程以新的推动和特定的转折。不提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同样地在（例如）法兰克王国和由法兰克王国瓦解后成立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完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人数不多，他们是教士，多数是修道士，只有特别少的一部分的人才能看到他们的写作。无疑，有力量的个人偶尔可以形成非正统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传达给平民听众。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形是对一个组织得非常严格环境的对抗，而且要脱离这个环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冒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就算这样，没有某个大领主或大首领的支持，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就如教士们采取的策略充分表明的那样。所以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受人严格掌控，不服驾驭会有严重后果，甚至像在黑死病时期（1348年及以后许多年），这种特别混乱和放纵的时期也是这样。

但是，假如说修道院产生了中世纪社会的知识分子，那么资本主义让他们自由自在，给予他们印刷机。世俗知识分子的迟缓发展仅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同一个时候出现是非常惊人的。人道主义者最早是语言学家，不过正如上文所说的，他们很快扩展到礼仪、政治、宗教和哲学领域。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连同文法一起翻译的古典著作的内容，从批评经文到批评社会，这个过程的时间比外表看来较短。尽管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不欣赏依然等待着异端分子的火刑架的观念。一般来说，他们更中意的是荣誉和舒适。但是这些最终只有从现世的或宗教的王公贵族处才能得到，尽管人道主义者是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众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态度一天比一天强烈。不过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它的首领的某种攻击不同，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盛行。

可是荣誉和报酬的来源不只一端。阿谀和奉承所得的酬劳经常不如相反态度得到的多。这个诀窍不是阿雷蒂诺发现的，但在利用这个诀窍上没有人能胜过他。查理五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不过在每一次要让他离开家很多个月的战役中，他过着他那个时代他那个阶级的绅士生活。不错，如果在那种正确的论点上对这位伟大的政治与道德批评家认输，公众（有关他和他的皇后的事情）必定绝对不知道。查理为这付出代价。不过问题在于，这不是那种通常仅是单方受益并给对方没有补偿损失的简单讹诈。查理知道他付出代价的原因，尽管必定有可能用较低的代价不过更加激烈的办法保证缄默。对此他没有表示愤恨，却一反常态地奖赏此人。很明显，他需要比缄默更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他赏赐物品的全部价值他都得到了。

（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雷蒂诺的笔的确比剑更强。不过或许出于无知，我不知道在以后的150年里是否有过类似那种类型的事例，在这个时期里，知识分子在既有的以法律和教会为主的职业之外，好像没有扮演过伟大的角色。现在看来，这种挫折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挫折发生在大致相当的时间里，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中，这种情形发生在那个困难时期。后来资本主义企业的复苏，知识分子也一样分享。更便宜的书籍、低廉的报纸和小册子，加上扩大范围的公众，公众的增加一部分是因为书报价格低廉的结果，一部分则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及随后产生的无名公众舆论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所产生的独立现象。这些所有的有利条件和越来越多地除去束缚增加自由是资本主义机器的副产品。

个人庇护人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逐渐失去他在知识分子事业开始时所具有的至高重要性。不过至少在这个事业成功的顶峰中，我们清晰地分辨得出集体庇护人（资产阶级公众）的支持这个新的因素。在这点上和在所有别的方面一样，伏尔泰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例证。就是他的肤浅让他能够接触从宗教到牛顿光学的所有东西，加上他不屈不挠的活力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都全不禁忌，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幽默感有着正确的直觉并悉数接受，所有这一切让这位批评不当的批评家和平庸的诗人兼历史学家能够让人着迷，兜售他的一套东西。他还投机、欺骗、接受礼物和职位，并且总保持着建立在他与公众良好关系巩固基础上的独立性。虽然卢梭的情况和类型根本不同，不过讨论他这个例子会有更大的启发意义。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有一段让人吃惊的插曲给大家展示一个自由作家知识分子力量的性质，他除了研究被称为公众舆论的社会心理机制外，其他什么也不做。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事情，当时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快。约翰·威尔克斯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攻击确实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的；不能说他真的推翻了比特伯爵的政府，这个政府必定任何出路都没有，因为有非常多的原因让它必定倒台；但是威尔克斯的《北不列颠人》是把比特伯爵政治脊梁压断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不列颠人》第45期在保证取消一般搜查令和向出版与选举自由迈出一大步的战役中打响了第一枪。这不等于创造历史或为社会制度改革创造条件，不过它的确起了好比接生婆助手的作用。威尔克斯的敌人没办法阻挠他的行动，是所有经过中最有意义的事实。显然他们具有组织由他们控制的政府的任何力量，可是某种原因把他们挡了回去。

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和革命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像《马拉》《德穆兰》等这样的许多小报。这些小报并不像我们的小报那样把风格和文法完全抛弃了（这点我们必须急忙赶上去）。恐怖时期或更系统地说在第一帝国时期结束了这一现象。然后跟着的一个时期（中间插入“资产阶级国王”的统治），实行或多或少的坚决镇压，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第二帝国才被迫放松严厉控制。在欧洲中南部，这个时期持续大致相同的时间，在英国，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坎宁执政，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4）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中全体欧洲政府有过几次长时间态度非常坚决的要知识分子就范的企图都失败了，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要挡住这个潮流是不可能的。它们的历史不过是很多威尔克斯功绩的翻版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或者在含有决定重要性资本主义要素的社会里，对知识分子的所有打击必定会撞上资产阶级企业的私人堡垒，这些堡垒或其中的一些堡垒将对这些被打击的对象进行庇护。另外，这样的打击一定要依据资产阶级立法和行政实践的原则进行，而这个原则肯定具有伸缩性，不过严禁迫害超过某个界限。在资产阶级被激怒或受威吓时，它或许会同意甚至欢迎非法的暴力，不过也仅仅是暂时的。像在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这样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下，军队或许会向罢工者开枪，不过警察不会围捕知识分子，或者逮捕后必定立即释放；否则资产阶级阶层无论多么强烈地不满他们的一些做法，仍会支持他们，因为要砸碎它不赞成的自由，就要同时砸碎它赞成的自由。

请注意我并非是以非现实主义的慷慨大度或理想主义来相信资产阶级。对人们所想、所感觉和所需要的东西我也是适当地强调，因为对其重要性我也基本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对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单个的每一个个人保护时，也保护了资产阶级自身及它的生活方式。依照这点能够推断，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愿意又不能够对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有效的控制。所谓不愿意是不愿一贯地使用与资本主义过程形成的精神状态不一致的方法；所谓不能够是指在资本主义过程形成的制度结构内，只有屈服于非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公开讨论的自由包含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吹毛求疵的自由从长期看来是无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集团以批评为生，它的整个地位依赖螫人的批评才获得了其整个地位，所以它只能吹毛求疵；对人的批评和对当前事务的批评，在没有哪一种东西是神圣的形势中，注定必成为对阶级和制度的批评。

（5）这幅现代的图画再有几笔就会完成了。随着生产手段的不断增加，也增加了群众的生活标准和闲暇，这就改变了并仍在改变集体庇护人的构成状况，因为庇护人的爱好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提供的。书籍、报纸越来越便宜了，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报业公司。现在又有了无线电广播。以前和当前都存在彻底消除限制的趋势，逐渐破除那些短期性的抵抗企图，在这么做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证明自己是这样无能和偶尔有严重孩子气的实施纪律者。

不过还有另一种因素。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急剧扩展是资本主义文明后期的最重要特色之一。这种发展和大规模工业单位的发展过去和现在一样是无可避免的，不过与后者不同，它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公众舆论和政府当局的鼓励，所以它的进步要比听任它自己的能量能做的要快得多。无论我们用其他立场来考虑这件事，无论它的切实的成因是什么，有几个结果跟知识分子集团的规模和态度有关。

第一，因为高等教育增加对专业、半专业劳务的供给，最后增加整个“白领”职业劳务的供给，超过从成本-收益考虑决定的界线，高等教育发展或许是造成局部失业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跟这种失业同时存在，或取代这种失业，它造成就业于低标准的工作，或就业于低于收入较高的体力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职业这样不能让人满意的就业状况。

第三，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会产生非常让人沮丧类型的无力就业状况。受过大学或专门学校教育的人，不一定具有（比如说）专业工作的雇佣价值，却容易形成不愿接受体力劳动工作的心理。他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他缺乏天然的才能（这跟他通过学业考试一点儿也不矛盾），或者因为不适当的教育。这两种情况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将越来越多，因为进入高等教育的人一直增加，需要的教育力量相应增加，而教师和学者的人数却不能随着增加。忽视这一点，根据只要有钱就能多办学校、学院和大学的理论，其结果非常明显，不说也可以明白。全都有正式资格的十几个人申请一项工作，却没有一个人能让人满意地胜任这项工作，这种事例凡与招收人员多少搭边的人都知道，每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

全部那些失业的、对职业不满的和无力就业的人都流入标准最不明确、不同等级的才能和学识均能包罗兼蓄的行业中。从而扩大了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的人数所以不相称地增加。他们带着非常不满意的心情进入这个队伍。不满产生愤恨。他们经常通过批评社会让自己变得合理，就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他们的批评，尤其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明中，不管怎样是知识分子对人、对阶级、对制度的旁观者态度。哎，现在我们有了很多人，有了一个有着无产阶级色彩的含义明确的集团地位，集团利益形成集团态度，这种态度比那个理论更实际地说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仇视的原因，那个理论本身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化，依据那个理论，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错误行为的正当愤怒全部代表从残暴事实推理出来的逻辑结论，那个结论不比情人们认为他们的感情全部代表他们深爱之人的美德这种逻辑结论高明多少。另外，我们的理论还说明，随着资本主义进步的每一个成就，这种敌意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

当然，等同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道德上的非难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敌意是一回事，环绕在资本主义机器周围的总的敌视气氛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现象，它不是简单的前者的产物，而是部分地来自独立的来源，其中有一些已在上文提到。就其作用来说，它是知识分子集团工作的原料。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要说明这种关系要用许多篇幅，这是我做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样的一次分析描绘，总的轮廓已经完全显现，同时在我看来把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即他们是刺激、加强、夸张地描述和组织这种原料，给它添加些什么只是次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是必要的。一些特殊表征会证明这个原则。

（6）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劳工运动，它显然不是知识分子集团制造的。不过这样一个机会和知识分子造物主两者会相互寻找，这点让人不会奇怪。劳工从不祈求知识分子领导，不过知识分子闯入劳工政治。知识分子有重要贡献要做：他们竭尽全力地宣扬这个运动，就像在阶级斗争中一样为它提供理论和口号让它意识到自己，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改变运动的意义。用他们自己的观点解决这个任务时，他们自然地让它变得激进，最终把革命的倾向输入大部分资产阶级工会工作，这种倾向是大部分非知识分子工会领袖最初深恶痛绝的。不过知识分子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听到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人们差不多都一致感到假如不是特别不信任就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掌握工人与非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的竞争，知识分子被迫采取经受得起别人不满的非知识分子领导人根本不需要的路线。没有真正的威信，并感觉到一直有被人粗暴地告诫不要他多管别人事情的那种危险，让他一定要奉承、允诺和煽动，扶植左翼和沉着脸的少数派，发起可疑的或不靠谱的辩论，呼吁几乎没有希望的目的，声称自己准备服从。总之，他对群众的行为就如同他祖辈最早对教会修道院长，后来对王公和其他庇护人，再后来对资产阶级集体主人的行为一样。因此，尽管知识分子没有制造劳工运动，不过他们的工作让劳工运动成为本质上不同于假如原来没有他们会成为的样子。

关于这个社会气氛形成的原因，我们已谈论了很多，这种气氛说明之所以政府政策对资本家利益越来越敌视的原因，最后敌视到在原则上不再考虑资本主义机器的需求，并成为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重大障碍。不过知识分子集团的活动与反资本主义政策有一种关系，它比他们参与宣传这种政策所暗示的关系更为直接。进入职业政治的知识分子很少，取得负责的职位更是不多。不过他们在政治机关里供职，撰写政党的小册子与演讲稿，起了秘书和顾问的作用，造成少数政治家所办报纸的信誉，这种信誉尽管不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但几乎所有人都不敢忽视它。知识分子在做所有的这一些事情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几乎压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真正所发挥的影响要看政治状况怎样而有巨大的不同，有的仅只是在纸上泛泛而谈，有的成为政治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标准。不过它总有特别大的活动空间。在我们说个别政治家和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时，充其量我们也只是强调了一半真理。同样重要的（假如不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只有在我们考虑到政治是职业，它要形成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或许只有在与一个人或一个政党“代表”的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或相一致时，才能看得出来。个人和政党的意见在直接影响个人或政党前途或地位的政治形势中对那些因素比所有别的东西更加敏感，一些因素受知识分子集团的控制，情况与—个时期的道德准则非常酷似，它把一些利益集团的事业抬得非常高，却冷漠地把另一些利益集团的事业放在一边，不屑一顾。

最后，社会气氛或价值准则不仅影响政策、立法的精神，并且还对行政措施有影响。不过在知识分子集团和官僚之间还有更加直接的关系。欧洲官僚有着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血统。随着几个世纪的逝去，无论官僚人员的组成有了怎样大的改变，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他们的利益或他们的价值标准跟资产阶级完全等同，他们仅仅是把资产阶级看作为了君主利益或国家利益而管理的一宗资产而已。因此除了因为专业训练和专业经验的阻碍外，他们不难接受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通过一样的教育，有了很多共同之处，同时，从前在很多情况下让人不容易接近的绅士风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从现代公仆身上消失了。另外，在政府行政机构快速扩大的时候，所需要的增补人员一定要从知识分子集团中吸收，这种情况在美国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