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资本主义的解体

（1）企业家和资本家及在事实上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整个阶层面对周围日益加剧的敌意和因为这种敌意而产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最终会停止发挥作用。他们的目标正急速变得无法实现，他们的努力正变得毫无作用。建立工业王朝的这个最有魅力的资产阶级目标，在大多数国家已成了镜中花、水中月，甚至就是比较小的目标，也非常难以达到，从而让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些状况的永久性质，认为不再值得为它们进行奋斗。

思考一下在解释近两三个世纪经济史中资产阶级推动力的作用，它受社会不利反应窒息欲绝，或者它遭到废弃不用而被削弱，显然构成可以完全解释资本主义过程失败（假如我们把它看作永久现象）的一个因素，并且是比投资机会消失论所描述的那些因素中的无论哪一个都重要得多的因素。因而看到那个推动力不但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以外各种力量的威胁，并且倾向于被内部各种原因所消灭是让人感兴趣的。这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紧密的互相依赖关系。不过，只有我们理清它们的关系，否则我们是很难做出正确诊断的。

我们已经碰到过那些“内部原因”之一。我把它称为财产实体的蒸发。我们知道，现代工商业者无论是企业家或者只是经营管理人员，寻常总是善于实干类型的人。从他的地位推断，他有着在官僚机构工作领薪金雇员的心理状态。无论是不是股东，他战斗和坚持的意志，既不是也不可能是懂得真正意义所有权和所有权责任的人的意志。他的价值体系和他的责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单是持股人肯定不再算得上数——这与一个控制和收税的国家削减他们的股份根本无关。这样，尽管是资本主义过程产物的现代公司，却让资产阶级的思想社会化了，它把资本主义推动力的范围无情地缩小了，不仅这样，最终它还将毁坏资本主义的根基。

（2）不过，另一个“内部原因”即资产阶级家族的瓦解是更重要的。我正在提到的事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事实，不用再加叙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看来，家庭生活和双亲观念的意义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因此，作为行为规范的力量跟从前相比大大减小了，公然蔑视“维多利亚”准则的叛逆儿女，无论他们怎样不对，都表达了一种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分量不会由于我们不能用统计数字表明而有所减轻。结婚率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婚姻这个词所包含的社会学意义和财产这个词一样多，过去一直以结婚契约形成的那种结合或许会全部消灭，同时契约的法律结构和契约的频率一点也不改变。离婚率也不比结婚率更加重要。有多少对婚姻通过法律离异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对婚姻缺少了旧模式极为重要的内容。假如在我们这个统计年代，读者执意要统计数字，那么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的婚姻的比例尽管还不能够完全确定我所说现象的数量，不过已跟我们希望的那样非常接近，表明它数字上的重要性。如今这个现象已多多少少地扩大到任何阶级。但是这个现象首先出现在资产（和知识分子）阶层，它对我们论述的目的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和原因价值也全部在那个阶层。它能够全部归结于生活中每一种事物的合理化。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后果。实际上它仅仅是合理化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的结果之一。在说明中常常援引的其他所有因素都不难归结为那个因素。男人和女人一旦学会功利主义这一课，拒绝把社会环境为他们造成的传统安排看作理所当然，一旦他们养成为所有未来行动衡量对个人有利和不利的习惯，即一旦他们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引入一种不能说出来的成本计算体系，他们就必定知道在现代条件下由家庭纽带特别是取得父母身份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个人牺牲，而且知道，除去农场主和农民外，孩子不再是经济上的资产。这些牺牲不但包括能够用金钱衡量的项目，并且还包括生活舒适的无限丧失，无忧无虑生活自由的无限丧失，以及享受越来越有吸引力和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生活乐趣机会的无限丧失。这些生活乐趣和正在经受严厉的挑剔性分析的做父母的乐趣相比，这种想法或许因为这份平衡表不完善甚至基本错误不但没削弱反而加强了。因为最重要的资产，即被我们特别是妇女称为“正常状态”的做父母的对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贡献，几乎无不逃脱现代个人的理性目光的探索，这些人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生活里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能够探明的有直接功利关系的细节，轻视人性自然或社会机体看不到的必要性的观念。我认为我想说的要点不进一步论述也是清楚的。它可以归总为很多未来父母心里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被人侮辱受人轻视？”

当资本主义过程因为它所创造的精神状态渐渐让家庭生活价值失去光辉，并拆除旧道德传统在趋向不同生活方式的道路上设置的良心障碍时，它同时补充了新的爱好与兴趣。对于不要孩子，资本主义的创造力生产了越来越高效率的避孕方法，它克服了人类最强烈冲动原本会做出的抵抗。至于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称心如意，为资产阶级家庭提供能够选择的替代物。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工业财产的蒸发，我现在谈一谈消费财产的蒸发。

直至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处的城市住宅和乡村住所不仅是较高收入水平私人生活快乐与便利的窝巢，而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不仅规模不同、格式迥异的待客款式，就连家庭的舒适、庄严、安静和精致都取决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并完全配备了服务人员的住宅。家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各种安排被具有资产阶级地位的普通男女作为顺理成章的事接受下来，就如他们把婚姻和子女建立家庭当作必然之事一样。

如今，一方面，资产阶级家庭的舒适比起它的负担来已不怎么明显了。用挑剔时代的挑剔目光来看，家庭好像主要是烦恼和昂贵费用的根源，经常被看作得不偿失的事情。就算不谈现代的税收和工资，不谈现代家庭服务人员的态度，情况依然这样。全部的这一切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典型后果，肯定会大大加强家庭在最近将来会被全都认为是过时的和不经济的生活方式的理由。在这方面也跟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一般资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减轻管理大住宅和大乡村别墅的困难，取代它的是小巧的和机械化的设施，加上最好的外来服务项目与家外生活，于是招待客人越来越多地转到饭店或俱乐部举行。

另一方面，传统的家不再是资产阶级舒适而雅致生活必需的条件。公寓房子和公寓旅馆是一种合理化类型的住宅和与先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这种住宅全面发展时，显然能满足新形势下的要求和提供真正的舒适与雅致。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及其窝巢还没有全面发展，只要我们想到管理一处现代大住宅带来的困难和烦扰，它们提供的成本优势就显现出来。不过它们已经提出一些其他的优势，例如，使用五花八门的现代享受设备的便利，享受旅游和搬迁的便利，以及把现有家务小事的负担丢给非常专业化的强大组织的便利。

很容易看出这种变化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孩子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也有相互作用：巨大宽敞的住宅过时了，虽然只有在这种住宅里，成员众多家庭的丰富生活才能得以展开，不过大住宅在起作用的同时带来逐渐增多的摩擦，这提供了避免作为父母烦恼的另一个动机，不过对子女之爱的减少，反过来又降低宽敞住宅的价值。

我前面说过，资产阶级生活的新方式任何决定性的成本优势还没有提供。不过这点仅指服务于私生活需要的经常或主要成本来说。对于间接成本，甚至纯金钱利益则已非常明显。家庭生活中最耐久项目的开支，特别像房屋、图画、家具等过去一直主要用先前的收入支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转变过程让积累“消费资本”的需要大大减小。这点当然并不是说明“消费资本”的需求现在（甚至相对地）要比过去小；中小收入者对耐久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大大超过这个影响造成的缩小。不过这的确表明，就获得动机模式中的享乐主义成分来说，减小了超过某一水平的收入愿望。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满足自己，读者只要设想一个有着彻底务实精神者的情况：成功的男人或夫妻或者“社交界”的男人或夫妻，他有能力支付最好的旅馆、轮船和火车舱位的费用，有能力支付最好质量个人消费和使用的物品的费用（这种高质量物品越来越多地由大规模生产的传送机生产出来）。他们在所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般能让他们自己得到他们所有程度需要的一切。不难看出，按照那种生活方式编制的预算要比“封建领主”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支出低得多。

（3）为了把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效率起何种作用有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家庭和住宅过去始终是典型资产阶级利润动机的主要原因就可以了。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对这个事实给予相当的重视。在我们比较仔细地观察他们对企业家和资本家自私利益的看法时，我们必定会发现，从这个看法产生的结果完全不是人们希望单身的个人或没有子女的夫妇合理的自私利益会产生的行为，这些个人或夫妻如今不再通过他们家庭住宅的窗口来看世界。那些经济学家对那种人的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分析，认为他的观念和动机由这样的家庭住宅形成，他主要是为了妻子和孩子才工作和储蓄的。这些观念一旦从企业家的精神视界中消失，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种不同的经济人，他关心不同的事物，并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对他来说，从他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来看，那种老式的行为实际上根本不合理。他失去剩留在非浪漫主义和非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唯一的一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navigatenecesseest，viverenonnecesseest的英雄主义。他失去了为将来工作，不问你自己能否收获这种资本主义伦理观。

或许最后一点更加有力。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的长期利益托付给资产阶级上层。事实上，长期利益是托付给在那个阶层里起作用的家庭动机。资产阶级工作主要为了投资，资产阶级之所以为之斗争并试图抗拒持短期观点政府，其目的并不全在于提高消费标准，更多的还在于提高积累标准。随着由家庭动机提供的推动力的减弱，企业家的时间视界（time—horizon）缩小了，大体上相当于他的估计寿命。现在就算他知道没必要害怕结果也只会增加他的税单，他跟以往相比可能不大愿意去实行赚钱、储蓄、投资的职能。他渐渐形成反储蓄心态，并越来越愿意接受作为短期哲学标志的反储蓄理论。

不过他接受的还仅仅是反储蓄理论。他对所服务的公司采取不一样的态度，加上对私生活采取不同的方式，他常常养成对资本主义事物秩序的价值和标准持不一样的观点。或许画面上最让人吃惊的特色是，资产阶级除了教育它自己的敌人，还允许敌人反过来教育它自身。它采取当前激进主义的口号，好像非常愿意经受改信仇视它自己存在的信条的过程。它犹豫地、勉强地承认这个信条的部分含义。当然最令人特别不容易解释的事实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正在急速失去对它自己信条的信念。我们一旦了解，产生资产阶级信条的社会条件正在成为过去，这一点又变得能够被完全理解的了。

在面对直接攻击时，特殊的资本家利益集团和整个资产阶级所表现的非常具有特色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议论纷纷，自己提出抗议或者雇人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对每一个妥协的机会都不放过，他们永远打算让步，他们从不在他们自己理想和利益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在美国，对于几十年来强加的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或与有效企业管理没法相容的劳工立法，任何地方没有真正抗拒。这时，读者已经必定知道，我对大企业或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绝对没有高估。另外，我打算为他们的怯懦留出巨大余地。不过，防护的手段还不是一点儿没有，历史上有很多少数人成功的事例，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有信心，手持枪支傲然而立。我们看到的这种驯服态度的唯一解释是，资产阶级制度在资产阶级本身看来再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阶级对其盛衰不再真正关心，它只是什么都说，却什么都不干。

这样，以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重要性、打破保护层和保护制度、造成敌视气氛来对资产阶级地位破坏的同一个经济过程，也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再也没有别的事实能这样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建筑在非资本主义材料造成的支柱上，并且它的精力来自非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它必定要破坏这些材料和模式。

我们又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非常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这个过去以不同立场和（我想）不充分理由常常发现过的东西。

我不想多次地重复指出，客观和主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如何以让人吃惊的一致性互相支援来达到那个结果。我也不想坚持说明应当已非常明白并在以下几章中将变得更为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那些因素不但是毁灭资本主义文明的原因，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出现的原因。那些因素都指向那个方向。资本主义过程不只是把它自己的制度结构毁灭了，它还为另一个制度结构创造条件。毁灭毕竟不是正确适当的词。或许我该说是转变。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简单的空白，能够用碰巧出现的无论什么东西去补充；事物与人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转变：它们对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适合。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木栓去掉一个，也消除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的不可能性。马克思在这两方面的看法是对的。我们也可以同意他的意见，即能够把在我们眼前进行的特殊社会转变与经济过程连在一起，认定后者是前者的主要推动力。我们的分析（如果正确）所否定的东西无论它在社会主义信条中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东西。归根到底，说资本主义衰败是因为它的成功或者说是因为它的失败，这两句话之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特别大的不同。

但是对作为本篇标题的那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鉴于本书随后要讨论的问题，读者一定要记住下面的三点。

第一，到现在为止，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还一无所知。第二，对于能够期望社会主义来到的确切道路，我们一样毫无所知，只知道肯定有特别多的可能性，从逐步的官僚主义化到最别致的革命。严格地说，甚至我们都不知道社会主义能否真的来到。再说一遍：觉察到一种趋势和想象这个趋势的目标是一件事，预言这个目标的确会来到和因此造成的事态可以切实可行（更不要说会永久延续下去）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第三，尽管我们试图描绘的这个趋势的各种不同成分到处辨认得到，不过没有一个地方完全显露。在不同国家，事务发展的进度也不一样，不过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进度能够完全允许我们有把握地说，它们到底将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允许我们断言，它们的“潜在趋势”已变得非常强烈，从而不会遭到比暂时挫折更为严重的麻烦。工业一体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实际和潜在的竞争在哪一种经济形势中都还是重要因素。企业仍然非常活跃，资产阶级集团的领导仍然是经济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中产阶级仍是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标准和资产阶级推动力尽管正遭到日益剧增的损害，依旧有生命力。控制成批股权的家庭所有权这些种种传统的存在，依然让很多企业董事们有着和旧时业主兼经理一样的行为。资产阶级的家庭还没有死亡，实际上它特别执着地抓住生命，从而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敢用税收以外的办法去触动它。按照当前实践的立场和为了短期预测的目的（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世纪属于“短期”），这些所有表面现象或许比在深层下起缓慢作用的朝向另一个文明的趋势更加重要。

第二篇

社会主义能行吗？

社会主义政权感到最最困难的问题无疑是怎样合理使用资产阶级人才，而断定这个问题能够成功地解决必须有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过，这主要并非因为问题内在的困难，困难在于社会主义者一定要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用适当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