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预备行动

社会主义能行吗？当然能。一旦我们假定：首先，已经达到必要的工业发展阶段，其次，能够成功地解决过渡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是不会受到怀疑的。当然人们对这样的假定本身或者对能否指望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是民主的，或者无论它是否民主，它行使它的职能好到什么程度，感到担心。这些所有的问题随后都要讨论。不过，倘若我们接受这些假设，消除这些疑虑，那么对其他问题的回答是理所当然得肯定。

在我对这一点想试图证明以前，我愿清除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障碍。在这之前我们对一些定义很不注意，目前我们一定要弥补这个缺点。我们将只展望两种类型的社会，别的类型的社会只顺便提一下。我们把这两种类型称为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商业社会的定义是由一个制度模式决定的，对于这个模式我们只需提出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和生产过程由私人契约（或私人管理或私人积极性）调节这两个要素。不过这种类型的社会一般不是纯资产阶级的社会。因为我们已在第二篇中谈到，只有与非资产阶级阶层共生，否则工商资产阶级一般不容易生存。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社会是商业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有外加的创造信用的现象，即由银行信贷向企业提供资金，也就是银行为这目的而创制的货币（钞票和存款）的做法，形成现代经济生活这么多引人注目的特色。不过，因为商业社会（与社会主义非此即彼）实际上常常看着好像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假如读者愿意保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对照，也不会有很大出入。

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我们指的是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的这样一种制度模式，或者说，在这个模式中，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务不属于私人范围而属于公共范围。社会主义向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普罗米修斯。

我们的定义把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别的类型的社会主义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所包括的范围这么清楚，所以再考虑别的形式不过是浪费篇幅罢了。不过，假如我们采用这个名词是为了表明我们将要考虑的唯一的一种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小心避免误解。使用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一词，其用意仅仅在于表明不存在控制单位的多元化，原则上每一个单位代表它自己的各自利益，特别是不存在地区自治部门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会很快重新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尽管这样的排除局部利益或许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不过这是本质上的。

这个当局我们不是叫它中央局就是叫它生产部，并不是指企业高级人员的积极性全部都来自中央当局的中央集权主义。对于第一点，中央局和生产部或许一定要向国会或议会提出它的计划。也或许有一种审计机关这样一个监督和检查的权力机关，能够想象它甚至有否决特定决议的权力。对于第二点，一定要把某种行动自由，能够把几乎非常大的自由留给“现场负责人”，即各个行业或工厂的经理们。现在我大胆假设，已从实验中发现合理范围的自由，而且事实上已经给予这样单位下属人员脱缰的野心不会损害效率，堆积在部长办公桌上的报告和没做批复的问题也不至于影响效率；同样，部长发布的让人想起马克·吐温有关收获土豆规律的命令对效率也产生不了影响。

我没有单独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下过定义。前一个名词我完全不会使用，后一个名词只有在提到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集团时顺便涉及。但是，假如我只能使用它们，我谈到它们时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对历史上这两个名词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大部分作者试图赋予它们跟其他名词不一样的含义。确实，人们非常一致地选择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来指比别的思想更为彻底和激进的思想。不过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的书名是《共产党宣言》。

像自然资源、工厂和设备的国家所有或财产权这些名词我都避免使用。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这一点有一定重要性。当然，像需要、选择或经济财货这些概念对哪一个时代或社会都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另外一些名词尽管在日常意义上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有区别，不过它们经分析者精炼已经失去这种区别。价格或成本两词就是恰当的例子。此外还有一些名词，就其性质来说经不起移植，而且经常带有特定制度结构的气味，脱离它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去使用它们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这样做相当于歪曲历史情况。如今，所有权或财产权还有税收等是属于商业社会世界的词汇，就像骑士和采邑是属于封建世界的词汇一样。

国家一词也是这样。当然我们能够用主权标准为它下定义，然后说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假如这个概念还有它的内容，不仅只是在法律和哲学抽象意义上，那么拒绝国家一词闯入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这两者都不能表现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分界线，而这个词含义的较好部分端在表明这一点。为了保护这个意义连同它全部的大量职能、方法和态度，看来这么说是最好的，国家是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之间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它将构成社会主义凤凰由此升起的灰烬的一部分。因此，我在我所下的社会主义定义中不使用国家这个词。当然，社会主义或许来自国家的行动。不过我认为，我说国家在这个行动中死亡就像马克思指出并由列宁重申的那样并没有什么不便。

最后，一方面我们的定义同意我曾碰到的其他所有定义，也就是说，它的同意是针对完全经济上的意义说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希望社会从经济角度上发生激烈变动，他希望的所有祝愿都通过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来到。当然这包含着社会因果关系论的意思，即认为经济模式是在我们称为社会现象的总和中起真正作用的要素。不管怎样，有两段话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前面谈到资本主义时已经指出，如今谈到社会主义时还一定要再指出，不管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还是对于社会主义者人而言，名词意义的经济方面不是唯一重要或甚至是最最重要的方面。先前我在下定义时，并没想否定这一点。为了公正地对待所有我曾见过面或读过他的著作的有修养的社会主义者，我应说这一点对他们一样是正确的：他们由于他们的信条指明经济要素具有原因上的重要性而对它重视时，他们并没有表示，除了牛排和无线电收音机再也没有东西值得为之奋斗了。无疑也有作如此想法的让人不能容忍的故步自封的人。很多并不停滞不前的人，在争取选票中依然强调经济前途，由于它有直接的吸引力。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信条进行歪曲和贬低。我们不做同样的事情，反过来我们会牢记，社会主义瞄准比塞饱肚子更高的目标。最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意味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为了这个目标，一个人就算相信社会主义安排或许在经济成就上较差，可以相信他仍然能够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所以仅仅是赞同或反对的经济论点，无论其本身怎样成功，肯定不能是决定性的。

第二，可是这文化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调查合格社会主义者的实际声明，来看看从那些声明中是否出现一种典型，然后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初看时，材料好像非常丰富。一些社会主义者希望能从剥削中解脱；另一些人仅仅是呼喊工会运动激进派的利益和诉求。可是，还有一些人表现出让人奇怪地缄默。是由于他们看不起廉价的口号而又想不出其他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他们尽管完全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东西，但他们却对它对公众的吸引力有怀疑？

所以我们不能顺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转过头来我们必须面对被我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实际上，按照我们及大部分其他人的定义，一个社会或许是完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可能有比男人在现代军队里还要严格的纪律也可能根本没有纪律，在精神上它可能是禁欲主义的也可能是享乐主义的，它可能是精力充沛的也可能是松松垮垮的，它可能会想到未来也可能只想到今天，它可能喜爱战争和民族主义也可能喜爱和平与国际主义，它可能是平等主义或者正好相反，它可能具有领主的伦理观念也可能有着奴隶的伦理观念，它的艺术可能是主观的也可能是客观的，它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个人主义的也可能是标准化的，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它本身完全可以博得我们的忠诚或者引起我们的蔑视，它或许从它的优秀世系相应的产生超人也可能从它的次等世系相应的有低能儿出生。

之所以会这样是什么原因呢？读者可以有其自己的选择。他可以说马克思错了，经济模式并不决定文明，也能够说完整的经济模式会决定文明，不过没有进一步经济数据和假设的帮助，我们思想中形成社会主义的这个要素并不决定文化。顺便说一下，假如我们打算仅仅用体现在我们对资本主义所下定义中的一些事实，对资本主义的文化世界进行重新构思，我们在那样的资本主义里生活得不会更好一点。在此情况下，我们肯定有一种确定性的印象，并发觉有可能按照资本主义文化的趋势进行推论。可这只是由于在我们前面有历史现实，它向我们提供所有我们需要的外加数据，而且根据现实，排除众多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已经在非常严格和专门的意义上使用了确定性这个词，另外又联系了整个文化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对人们试图去发现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别的制度有更大可能产生的某种特色或趋势并不绝对禁止，特别是去发现文化有机体上特定部位的特色或趋势。构想出合理的外加假设也是有可能的。从上面对可能性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点非常明显。例如，假如我们像很多社会主义者那样相信（我想是错误的）战争仅仅是资本家利益冲突的一种形式，那么就不难得出社会主义一定是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战争这样的推论。我们自己将在这里和那里亲手试一试这场游戏，虽然从大体上来说，我们最好还是把讲坛让给在这个领域里唯一真正伟大的表演家柏拉图。不过所有这一切不能排除社会主义是真正的文化上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事实。只有在我们甘心仅仅谈论社会主义大族内的特定事例时，才会把它的文化可能性说得更确切一些，社会主义大族中的每一个分支对于支持它的人来说，无疑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不过这个大族中的无论哪一个分支我们都有机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