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
我们首先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性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弄清楚。因为，尽管那个逻辑性健全的任何证明并不能让所有人相信社会主义，或者从实际上不能很好地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计划，逻辑上的不健全，甚至试图证明逻辑健全的失败，其本身完全能够断定它有本来具有的荒谬性。
更确切地说，我们的问题可以归结如下：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做出唯一一个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决策吗？它可能会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有足够数目来非常好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所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
（1）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纯逻辑性并没有错误。事情非常明显，假如不是由于它常常被否定的这个事实，和正统社会主义者在有着强烈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的经济学家教给他们本领以前，提不出符合科学要求的答案这一更奇怪的事实，我原本是不会坚持要说这一点的。
我们需要提到的L.冯·米塞斯教授是唯一否定社会主义纯逻辑性正确的一个人，他从合理经济行为一定要有合理的成本计算，所以要有成本要素的价格和为成本要素定价的市场为先决条件这个前提出发，他的结论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这样的市场，所以就不存在合理生产的指路明灯，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假如能运作）只能用盲目的方式运作。
恩里科·巴罗尼是除了论述得更详细一点和澄清一些次要点之外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补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想要知道其详细内容的读者，可以去查看他的论证。这里只介绍一个简要的轮廓就行了。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包括运输和由销售带来的一切工作在内的生产仅仅是现存“诸要素”在技术条件强加的约束范围内的合理结合。
在商业社会中，结合着的各要素的任务包括购买和雇佣技术条件，而在这种社会中，典型的个人收入产生于购买、雇佣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仅仅是一起影响二者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如今，商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最重要的逻辑或纯理论区别就是后者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乍一看，生产手段的市场价值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即使生产手段的市场价值存在也不允许其成为分配的标准，所以商业社会的那种自动分配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自动机制的缺失由政治行动或者由我们说的国家宪法来填补。于是分配变成一种不同的工作，起码在逻辑上和生产完全分离。
这个政治行动或政治决定必定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特性及其行为、目的和成就中产生，反过来又对它们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当从经济观点来看时，上面的说法肯定是全属武断的了。就像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国家能够采取平等主义规则（这点在哪一种意义上都能够跟平等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或者只允许不平等达到认为合适的程度。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情况是国家甚至可能在所有所希望方面以产生最大成就为目的来进行分配。“按需分配”的口号或许具有这两个意义中的任何一个意义。不过必须建立某种规则。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考虑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就完全可以了。
（2）其次假定我们把彻底的平等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伦理信念，不过同时规定，人们应有自由在生产部有能力和愿意生产的所有消费货品中根据喜爱进行选择，当然，像酒精饮料等某些商品社会是可以拒绝生产的。我们接着进一步假定，采取的特定平等主义理想实行的办法是分发给每个人一张凭证，其中儿童、可能还有一些人只发给一般人的一部分，这都是由当局决定的。这张凭证表示他或她有获得一定数量消费品的权利，数量与本会计年度可分配社会产品除以要求分配者的人数相等，到会计年度结束时全部凭证失效。这些凭证能够想象为在规定时期中为送交消费者而已生产和正在生产供消费的所有食物、衣服、房屋、家庭用品、汽车、电影等x分之一的要求权。
仅仅为了避免不这么做就会在人们中间必定发生的复杂而没必要的大量交换，我们才不以货品来表示要求权，而以等量的为了方便而选择的不过没有丝毫意义的单位来表示它（我们能够率直地称它为单位，也能够称它为太阳、月亮甚至称之为美元），并规定在得到每一种货品的单位数量时一定要付出所标数目的单位。
社会商店所索的这些“价格”，按照我们的假设，必须要满足商品的每一种价格乘以该商品现有数量，加起来等于人们所持该商品要求权的总数这个条件，否则这个总数就是任意决定的。但是生产部没必要固定个别商品的“价格”，除非是作为最初建议提出的。
假设已知人们的爱好与平均的“美元收入”，按照他们对这些最初建议的反应，就知道他们在什么价格上愿意拿走除那些完全没有人想要的货品以外的整个社会产品，同时生产部假如想出清仓储，那时就一定要接受那些价格。如果能够相应的做到这点，平等分配的原则就将特别通情达理地以非常决断的方式得到贯彻。
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已经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各种货品。怎样才能合理完成这个前提条件才是真正的问题（它的可解决性已被否定），也就是在现有资源、技术可能性和其余环境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显然，由人们的多数票来做出生产计划的决定根本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定有一些人，可能所有人不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更大可能得不到给了他们不会降低别人满足的东西。
不过，一样清楚的是，能够用另外一种方法获得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合理性。对于理论家来说，这个结论来自这样的初步前提，即估计（“所需要的”）消费品价值的消费者实际上也估计进入那些消费品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普通人来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能以下述方式提供制订合理生产计划可能性的证据。
（3）为让问题谈起来方便，我们假设生产资料的数量是既定的，而且是暂时不可变的。目前让中央局分解成为进入每一个特定行业的委员会，或者更妥当地，让我们为每一个行业建立一个管理它的权力机关，并与中央局合作，而中央局控制和协调全部这些行业的经理部或管理局。这个中央局根据某种规律把生产资源（因为它控制着所有资源）分配给这些行业的经理部门。
假设中央局规定，行业经理部门能够有它们所需要的所有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务，不过要遵守三个条件。第一，它们一定尽可能节约地进行生产。第二，要求它们为它们所需要的每一单位生产资料和劳务上交给中央局它们从以前出售消费品得到的所说数目的消费者美元。也就是说，中央局宣称打算向所有行业管理部门以言明的“价格”不限数量地出售生产资料。第三，要求行业管理部门以最节约的办法生产取走和使用它们可以使用的数量（不能少于此数），这个数量的限度是它们不必为了取得相应数量的生产资料一定要上交给中央局美元不足而只能“出售”部分产品。用相对专业的术语说，这个条件的意思是每一个行业的生产一定要达到“价格”相等于（不只是比例于）边际成本。
当时每个行业部门的任务是单独规定的。就像今天在完全竞争行业中的每一家企业，只要确定了技术可能性、消费者的反应（他的爱好和收入）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就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业经理部门只要一旦中央局公布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一旦消费者透露了他们的“需求”，它们就知道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向中央局“购买”什么数量的生产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价格”和消费品的“价格”不同，它们由中央局单方面制定。不过我们也能够说，行业经理们对生产资料表示的一种特别地决定的“需求”跟消费者对消费品所表示的需求非常像。为完成我们的证明，所需要的只是符合最高标准的中央局定价行为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明显的。中央局仅仅是对每一种类别和质量的生产资料确定单一价格。如果该局使用区别定价，即同一种类和质量货品对不同经理部门索取不同价格，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一定因为为了让那个价格正好“出清市场”，也就是市场上不再有积压的生产资料，也不再需要更多地以那些价格出卖的东西这样的非经济理由。正常情况下，这个规律完全能够为合理的成本会计提供保证，因此能保证生产资源经济的合理分配（前一点仅仅是保证达到后一点并证明后一点正确的方法），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计划的合理性。考虑到只要能够遵守这个规律，就不会有生产资源要素能够转移到所有其他生产部门中去，假如有这种转移，必定会引起以消费者美元表示的消费者价值的破坏，其分量等于（或多于）这些要素在它新使用中所增加的价值。我们从这样的考虑中得到我们的证据。这等于说，生产正在社会环境一般条件所允许的任何方向进行，生产进行得合理，并且不会超出限度，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在经济生活静止过程中具有合理性的论述正好符合，在这样的静止过程中，每一件事能正确地预见，每一件事都一再重复，其间任何打乱计划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4）不过，假如我们的讨论超出静止过程理论的领域，承认随产业变化而来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多大的困难。就经济逻辑来说，不能认为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尽管从理论上说可以应付管理静止经济常常出现的任务，不过它必定没办法解决由“进步”提出的问题。稍后我们就会明白以下这点对社会主义的成功依旧是重要的，因为它从事的事业不仅有它资本主义先辈的除资源外还有经验和技术这些极其丰富的遗赠，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度过放荡不羁生活和做完它的工作之后，正接近静止状态时候进行的。不过，这么说的原因倒不在于我们无法为社会主义社会设计出一个合理和独特决定的路线，让它能在工业设备出现改善的机会时采用。
假设为X行业的生产过程有一种新的有更高效率的机器设计了出来。为了排除马上要考虑的由筹集投资资金产生的问题和为了单独突出一组与众不同的现象，我们假设新机器可以由现在为止一直生产效率较差的机器而花费同样的生产资源成本的同一批工厂生产。X行业的管理部门遵从它的尽可能节约的生产规律，将采用新机器，从而能够用比以前更少数量的生产资料生产出相同产量的这第一条守则。之后它上缴给工业部或中央局的消费者美元就将少于它从消费者那里收入的美元。这中间的差额，你随意叫它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叫它D或铲子或“利润”都行。确实，这个经理部门假如实现了这笔“利润”，它就违反了它守则的第三条规定的条件；假如它遵守这一条款，为满足这个条件而立刻生产如今需要的较大的产量，那些利润就永远不会出现。不过利润潜伏地存在于经理部门计算之中的这个事实，完全能够让它自己履行在我们的假设中它具有的以独特决断的方式指明现在可以合理实现的资源重新分配的方向和范围的职能。
在社会可用资源已经完全运用于提供一定消费水平的任务，倘若出现一项需要外加生产要素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外加投资的改进措施，如一座新桥梁或一条新铁路时，人们只能延长超过迄今我们假定的由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或者限制他们的消费，或者二者兼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用简单的方法为解决基本问题而做出假设，排除了三个规律中的一种“自动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中央局和行业经理部门只有被动地按照客观迹象的指引做出决定。不过，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无能而是我们方案的无能。假如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自动解决办法，我们一定要做到废除规定在一定使用期内没有使用的消费品要求权全部无效的法律，放弃收入绝对平等的原则，并授权中央局奖励超时工作和储蓄这一我们不知道确切不确切的称呼，使可能的改进措施和投资条件执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做到最小诱惑力的改进或投资能产生相等于为了引起超时工作或储蓄（或二者）一定要给予奖励的“利润”。如果超时工作和储蓄在适当时间间隔内是个别奖励的单一价值函数，那么这个条件就独特地决定我们问题所介绍的全部新变数。为此支付出去的“美元”能够方便地假设是增加到先前发出的收入美元中去的。因此各方面一定要做的调整，我们不必为它多花时间论述。
这个有关投资的论点让问题更加清楚，看来无论是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还是自行推荐给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都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特定目的的图式。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完全的平等主义的，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社会主义社会可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在周期阶段平均产生的投资率。就算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不能完全产生足够的投资率，它一定要得到公司积累和“创造的”银行信用的增援，这些方法既不是非常自动的，也不是独特决定的。所以，假如社会主义社会希望达到相同甚至更大的真正投资（当然它不需要）一定要依靠储蓄以外的方法。从能够允许的“利润”中提取积累而不是让它保持潜在状态，或者像上边提到的类似建立信用的某种办法是全部行得通的。不过，让这件麻烦事交给中央局和国会或议会，通过它们，可以把它作为社会预算的一部分加以解决，那就更为自然。尽管对社会经济运作的“自动”部分进行投票纯属表面文章，也许起监督作用，对投资项目的投票（至少对投资数额的投票）包含真正决策的意义，与对军事预算等的投票一样重要。让这样的决策与个别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自动”决策相协调，所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都不会出现。不过在接受这个解决办法时，我们应该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背弃对我们图式基本原则的忠诚。
我们蓝图中其他的特征甚至在它的总框架中也可以改变。例如，对超时工作就有一个条件例外，我没有把它留给个别同志去决定他们准备做多少工作，虽然作为一个有表决权者并在别的方面他们对这个决定也跟他们在收入分配等的决定上同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也没有允许他们具有与中央局在它的总计划需要内能够和愿意给予他们的相对来说更多的择业自由。这个安排能够想象为跟义务兵役制非常类似。这样一个计划相当接近这个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者不管怎样，它只要稍做修改就能符合这个口号。不过我们还是把它留给个别同志去决定他们准备做多少工作和做哪种工作。看来劳动力的合理分配一定要使用提供奖励这样的一套诱导制度，这里不仅对超时工作实行，而且对所有工作实行，从而保证所有地方“提供”的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劳动力，适合消费者需求结构和适合投资项目。这些奖励一定要跟每个职业的引人入胜和让人厌倦挂上钩，一定要与劳动者为完成工作而具有的技术挂上钩，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方案挂上钩。尽管工资方案和这样的社会主义奖励制度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说得太过，我们还是能够说一个“劳动力市场”。插入这个机制肯定会让我们的蓝图出现很多差异。不过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内涵并不产生影响。实际上它形式上的合理性会更明显地突出。
（5）让读者始终不会注意不到的是商业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间的家族相似性也更加明显地突出。因为这种相似性好像让非社会主义者和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愉快，让其他社会主义者感到烦恼，因此最好还是再次清楚地说明相似的所在跟原因，这样就能看清，无论是愉快还是烦恼都没有什么理由。在试图构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图式时，我们曾使用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和问题中熟悉的术语在传统上规定的作用与概念。我们说到一种作用过程，只要我们说出“市场”“购买与销售”“竞争”等名词，人们立即知道它们的作用过程。可见我们都使用过，或者不可避免地使用，如价格、成本、收入，甚至利润这类有资本主义气味的名词，而租金、利息、工资和包括货币在内的其他名词则几乎每天都会碰到。
让我们考虑在大部分社会主义者看来必定是最坏的一个事情，即使用自然资源（让我们说“土地”）而获得的报酬——地租。我们的图式显然不能含有应该把地租付给任何土地所有人的意思。那么它含有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不是在能够预见的将来有充分数量超过所有需要的任何种类土地一定要节约地使用或合理地分配，就跟劳力或任何别的生产资源一样，为达到这个目的，土地一定要具有一种经济重要性的指标，出现哪种新的使用，一定要与指标进行比较，按照指标土地进入社会簿记行列之中。假如不这样做，国家将做出不合理的行为。但是这样做也不代表对资本主义或对资本主义精神让步。有关地租中所有商业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地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联想中）和可能是同情私有财产辩护士的所有东西（私人收入、地主等）已全部被消除了。
从一开始时我们给予人们的“收入”不是工资。实际分析起来“收入”看上去是全部不同的经济要素的混合物，人们不得不把这些要素跟边际劳动生产率连在一起。我们后来引用的奖金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有较多的关系。不过后者的对称物，事实上到处都不存在，除非仅仅存在于中央局的账册上，或为了合理分配的目的，存在于与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劳动力有关的重要指标中，这些重要指标是已经消失了的属于资本主义世界所有意义的指标。顺便说一下，我们能够看到，既然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称呼由代表人们消费品要求权的凭证分裂而成的单位，我们也能够把它们称为劳动小时。既然这些在因方便而规定的限度内的单位总数同样是任意设想的，我们能够设想总数相等于实际工作小时（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劳力以李嘉图-马克思方法调整为某一标准质量）。最后，我们的国家跟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可以采用“收入”应与每个同志所做标准工作小时成比例的原则。于是我们应有一种劳动票据制度。对于这件事，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不提当前我们不太关心的技术困难，这样一种制度将证明是完全行得通的。不难看出，为什么就算到现在这些“收入”还不是工资的原因。一样可以看出的这样一种安排的可行性并不为劳动价值理论证明任何东西。
基本上不需要在利润、利息、价格和成本上再做一次同样的工作。不重做这样的工作，家族相似性的原因现在已明显可见：我们的社会主义任何东西都没有从资本主义借用，而资本主义从完全一般的选择逻辑借来很多东西。所有合理行为必定表现出跟别的合理行为有一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情况是这样，在经济行为范围内，仅仅只是理性的榜样作用就非常明显，至少对它的纯理论来说就是如此。表示行为主义模式的概念浸透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所有特殊意义，它往往让门外汉的内心牢记这样获得的色彩。假如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环境里形成的对经济现象的历史理解，在分析资本主义过程时，我们好像在借用社会主义的概念。
就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经济学理论为它自己的目的而构成的完全竞争的苍白概念依赖于每个企业能否凭借它们单独行动影响它们产品和成本要素的价格。假如不能那就是理论家所说的完全竞争，也就是说，假如每家企业仅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因此只能接受市场中起支配地位的价格。能够看出，在此情况下，所有个别企业的消极反应的集体作用将形成市场价格和表现为一定形式财产的产量，后者跟经济重要性的指标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蓝图中的产量相类似。不过在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在决定收入形式、工业领导人的选择、创造性和责任心的分派、成功与失败的定义等各原则中——总之在形成竞争性资本主义特征的所有事情中，这个蓝图跟完全竞争背道而驰，它离开完全竞争比离开大企业型资本主义远得多。
（6）因此有必要问一问，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市场”抛入大海，合理性和确定性是不是也落了水。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一定要有一个权威来估价，即为全体消费品确定重要性指标。有了它的价值尺度，那个权威就可以像鲁滨孙·克鲁索能做的那样用绝对坚决的方式为它们估价。计划过程的其余部分很像它在我们原来蓝图中所做的那样，可以按常规发展。凭证、价格和抽象单位对控制和成本计算的目的依然有帮助，尽管它们将失去它们与可自由使用收入及收入单位的亲缘关系。由经济行为一般逻辑获得的全部概念将会重新出现。
首先，了解一下我们解决理论问题的方法会让读者满意地感到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使用；就是说，它不但证明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行时也表明这个可能性能够在实际中成为现实的步骤。就算这样认为，为了公正地面对问题，我们要求从一开始就制订好生产计划，也就是说任何有关数量和价值的先前经验都没有，出发的基础就是调查可用的资源和技术，以及关于人们是哪一类人的一般知识。在所有正常形势中，它将掌握大量信息完全能够让它能从一开始就非常接近地达到主要生产部门的正确产量，剩余的任务是用有信息根据的反复试验进行调整。对于理论家在说明一种经济制度怎样获得完成某种最高条件意义上的“合理”或“最适”状态时遇到的问题，或者经理们在现实经营中必定碰到的问题，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经济和商业经济在这方面很大的根本性差异是不存在的。假如我们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像卡尔·考茨基一贯做的那样，承认从先前经验出发，那个任务肯定大大简单了，尤其是假如那个经验是大企业类型的经验。
另外，再次对我们的蓝图检查时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经理部门面对问题的办法不仅像实际解决商业社会经理部门面对的问题一样可能，而且更加容易。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经营企业的最重要困难之一在于围绕每个决策周围的不确定性这个耗费一位成功企业领导人最多精力的困难，就会深信不疑。这些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一类依次又在于关于实际和潜在竞争者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关于一般业务形式将是怎样形式的不确定性。尽管别的种类的不确定性必然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坚持存在，不过这两种不确定性能够合理地期望其基本完全消失。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可以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无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起码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种做法将使工厂管理人员要做的工作量大大减少，管理这样一个制度所需要的知识要比引导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海洋惊涛骇浪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得多。这点完全能够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