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人的作用
善意的提醒
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可能很多社会主义反对者会接受。不过，他们的同意大多会采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当然，假如你们有神人指导社会主义机器，有天使长为它配备人员，一切或许会这样。不过问题在于你没有神人和天使长的帮助，而人性如此，尽管资本主义替代物连同它的动机模式及它的责任和报酬的分配方式提供了不是最好的、符合想象的安排，不过不失为最好的符合实际的安排。”
对这席话的回答，是有一些可说的。一方面，当前我们一定要防止的不仅是藏在所有试图把某种现实去与一种思想做比较的后面的危险，并且也要防止所有把某种现实与一种理想做比较的所本有的错误或诡计。另一方面，我认为我已经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有有关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状况，而肯定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全面状况，这种相对性现在比我们仅讨论两种蓝图要重要得多。
第一节论据的历史相对性
对这一点我们用比拟来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包括对私有财产的最坚决支持者在内的我们，几乎所有人现在认为纯属政府机关领域的很多事务，都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管理，即在我们看来，这些政府职能变成了私人所有的东西与私人收入的来源；每一个在君臣关系的等级制度中的骑士和领主，他为利润而持有采邑，而不把它看作他管理采邑付出劳务的报酬。跟它有关的如今所称的政府职能，当时仅仅是为某个上级长官服务的赏赐。甚至这样说也没能完全阐明这个问题：他持有他的采邑，由于他是一位骑士或领主，由于他有权利持有一个采邑，无论他干了什么抑或是没干什么，对于这种事物状况，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容易看作是“种种积弊”的混合物。不过这是瞎说。在它自己时代的背景中（跟任何一种制度结构一样，封建主义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时代还长），这种制度是唯一合适的制度，它体现了能够履行那些公共职能的唯一方法。
倘若要问比较资本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成功的机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定要设想出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模式，让我们选择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选择受束缚的大企业资本主义。如果让我们说，首先，尽管这样说限定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模式，不过没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对以几十年来计算的时期都不限定，因为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特定时间内（譬如说在目前）已经把它的特性发展和稳定到怎样程度的问题仍需要进行事实的调查；其次，就我们论证的这一部分来说，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枷锁（无论它们是什么）不管是资本主义过程本身中逐步形成的，还是能够被看作是过程以外的某种力量强加给它的，都没有很大关系；另外，尽管我们目前准备讨论人们可以期望社会主义要多久才能够收割它在蓝图中隐约描绘的收成这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但我们仍然还只能说些碰机会的话，我们还一定要使用各种假设，来补正我们有关等待我们的究竟是哪种社会主义的无知。
第二节官僚机构的管理
社会主义政权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无疑是怎样合理使用资产阶级人才，而断定这个问题能够成功地解决必须有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过，这主要并非因为问题内在的困难，困难在于社会主义者一定要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用适当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它。上边提到的有关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和职能的教义本身就征兆着对这样做的强烈憎恶，并且能够把它看作拒绝这样做的心理和技术准备。我承认，在与社会主义者交谈中，我常常感到怀疑，假如社会主义政权让另外一些人管理，无论在别的方面管理得怎样完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能够胜任呢？我一定要立刻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
要解决问题本身，首先应该允许资产阶级人才去做与他的才能相适应的、与传统有资格做的工作，因此要以胜任为原则来选择经理人，不能歧视原来的资产阶级人士。这样的方法是能够设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时期运用的资本主义方法更好。不过被允许做他的工作所涉及的事情比任命给他一个适当位置范围更大。当这样被任命时，他一定要被授予他职责范围内行动的自由。这就产生了经济生活官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特别多的反社会主义说教的主题。
把我们特意强调的利润与亏损动机消灭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另外，感觉到一定要为自己的错误支付自己钱财的责任心不管怎样正在消逝（尽管消逝得不如一厢情愿思想让我们相信得那样快），而在大规模公司中所具有的那种责任心显然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出现。官僚机构或文官制度独特的选择领导人的方法，并非像有人常说的那样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晋升的规则也有可观的合理性。这些规则有时在实践中做得比在纸上所说的还要好，尤其是机关里对某人的共同意见，假如得到适当的重视，确实对有才干的人有利，最起码对某一类型有才干的人有利。
至于另一个问题更要重要许多。官僚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及这种方法所散布的精神气氛，显然经常对最积极的人施加消极的影响。这点主要因为官僚机器中本身存在的调和个人积极性与机器运行机制的困难。这部官僚机器生产的东西对人的积极性起鼓舞作用，但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积极性的邪恶企图。正因为如此，结果让人产生感到挫败和空虚的感觉，反过来它又引导出对别人努力做摧残性批评的心理习惯。当然事情并非一定如此，很多官僚因对他们的工作更加熟悉从而提高了效率。但是，避免消极作用是不容易的，而且没有克服消极面的简单药方。
最好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完全信赖纯粹的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就跟对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全盘否定一样，是不现实的。就算为与责任感同类的众多不同情操（如从工作和指导中获得的满足感）留出充足的余地，某种酬劳制度，起码如社会重视和社会威望这种形式的酬劳制度，大致上能够证明有不错的效果。一方面，寻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发现一个男人或女人，无论有多么高尚的胸怀，他或她的利他主义或责任感可以全部不沾那种一己利益（或者你愿意这么说），可以完全不沾他或她为突出自己的虚荣心或愿望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构成这种感情上经常十分明显的事实基础的态度，肯定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深的根源，它属于所有社会集团内的生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害人虫浸染他们的灵魂，并扭曲他们的“自然”本性这类话来应对这个事实。不过，对待这种类型的个人自我主义，利用它为社会服务是不难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处在这样做的特别有利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表现的社会重视或社会声望有着强烈的经济内涵，由于按照资本主义标准，成功的典型标志是金钱收益，又由于大部分构成社会声望的东西，尤其是全部经济利益中最微妙的东西——社会身份一定要购买而得。这种私人财富的声望和特殊价值当然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承认。并没有非常好的预见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到这一点。很显然，这是在促使显著表现的刺激物中最重要的一种。
对于实际收入的优待，首先需要看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对待现有社会人才的问题，与刺激积极性根本是两回事。就像赛跑的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们由衷感激的注意，假如把这种感情给予每一匹马和每一头牛，那非但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此，假如要让经济合理性的规则全面施行，一定要对做出显著成绩者给予优待。当然能够不这样做，社会能够选择实施排除这种做法并拒绝像他们看待机器一样地看待人的理想。对此，经济学家有权利说的仅仅是社会不应该不顾这样的事实而一意孤行，即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高得完全可以引起非难的收入，以及给予收受者的包括社会身份和免受小麻烦侵扰在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并没有超出让他们保持适合于做他们所做的工作的程度。
这一点只要被考虑进去，就可以同时解决（至少部分解决）提供纯经济刺激问题。不过我想，社会主义社会必定会远远超过由赛跑的马和机器强加的界限，取得非常大的收益，这又是推理力的问题。这样做的原因也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对行为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明的分析。资本主义没能支持社会可以从优待人才上获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这样的观点。这个主张是社会上进行有价值努力的推进器。如果这个主张被否定，那么全部的满足机会和效果就要比它们先前能够达到的小了，尽管不可能说出小了多少。虽然在社会主义接管后，经济过程越稳定，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这么说并不是表明，为了对这种刺激作用的可能性做出公正的评价，名义收入一定要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在当前，收入包括税收、储蓄等。这些项目的消失本身就完全能够剧烈降低名义收入的数字，这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小资产阶级心里非常不愿意的。另外，我们已经知道，高收入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受到较简朴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正失去声望动机以外的大部分希望保持先前支持他们过豪华生活那种开支的收入水平的动机，到能够预期社会主义即将成功时，他们的思想会更加谦虚。
第三节节约与纪律
最后，由资产阶级现在交卸给社会主义政权那些职能会怎么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节约与纪律。
对于前者，它基本全部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上层履行的职能。我不准备争辩说，节约是没必要的或反社会的。我也不准备要求读者信赖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节约习性。不需要忽视人们的贡献，不过只有把社会主义经济想象成半静止的，否则这些贡献是不够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央当局能够通过直接配置部分国家资源用于建造新工厂和新设备，可以做到如今由私人节约所做的全部，并且效率更高。俄国的经验或许在很多问题上不是结论性的，不过在这一方面却是结论性的。俄国强制实行艰苦与“禁欲”，这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实行过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进步的阶段，为了取得资本主义速度的进步，强制实行类似的严格手段是没有必要的。要是资本主义先辈达到了半静止的阶段，甚至自愿节约也就完全可以了。这个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不过它再一次表明，因形势不同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也不同，而田园式社会主义只有经济进步被认为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经济标准不再受重视，或者说经济进步在原先虽受重视，但现在则认为已经过时，到将来更没有丝毫价值，此时才会成功。
关于纪律，在经济机器的效率和管理雇员的权力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商业社会利用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让雇员从属于资产阶级雇主。这个关系不仅是为了富人可以剥削穷人而授予他们的特权。在直接有关的私人利益后面，在生产设备的顺畅运行中还存在社会利益。在特定情形下，私人利益事实上在什么程度上服务于社会利益，以及把社会利益信托给雇主个人利益在原先造成雇员无薪酬劳苦的程度有多大，人们的意见或许有非常大的分歧。不过在历史上，不管是对于那种社会利益的存在，还是有关在没有受损伤的资本主义时期肯定是唯一可行的那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见分歧。所以，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那种社会利益在社会主义环境中还一直存在吗？假如回答是肯定的，社会主义计划可以提供所需数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权威吗？
使用“权威性纪律”这个权威的补足语来替换权威这个词是方便的，前者能够用来指不是由接受纪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多次灌输而形成的服从命令、接受监督与批评的习惯。按照这一点，我们能够把纪律区分为自我纪律（注意，它起码有一部分是因为以前，甚至上一代接受过权威训练的影响）和集体纪律，集体纪律是集体意志对集体中所有成员施加压力的结果，同时还部分因为原先受过权威性训练。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会得到人们越来越不愿给予资本主义的忠诚。基本不用强调，这就让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要比他们在他不赞成的制度下能有的态度更加健康。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就是它能既清晰又无误地显示经济现象的性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现象的表面被盖上利润利益的面具。
第四节权威性纪律和俄国的教训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更多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所以跟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不需要那样多的权威性纪律。而权威性地执行纪律将被证明是非常容易的工作。在提出之所以要相信这点的理由以前，我一定要提出理由让人相信，社会主义权威性纪律是不能被省却的。
第一，只要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威性纪律提供的过去（可能是祖辈相传的）训练的结果，如果那种训练中断很长时间，这个结果也将销蚀殆尽，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为保持所要求类型的行为提出外加的理由根本无关，虽然这些理由或许吸引个人或集体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诚。这样的理由和接受这些理由是引导人们服从训练与服从约束制度，而不是让他们可以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假如我们想到我们正在盘算的是老一套单调的日常生活中的纪律，缺乏热情，缺乏光亮，在一些（假如不是全部）细节上让人厌烦，想到社会主义制度起码会消除一些求生动机的压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促成自我纪律的主要要素是求生动机，于是就增加了这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跟对正常人持续进行训练的必要性紧密相连的是对付表现低于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谓低于正常者并不是指由疾病所引起的个别事例，而是指范围广泛或许占25％的人数。只要是因为心理上或意志力上的缺陷而低于正常表现，希望它跟资本主义一起消失是不现实的。低于正常者这一人类最大问题和最大敌人，到那时还和现在一样有这么多。单独使用集体纪律很难对付它——尽管权威性纪律机器当然能够这样建造：让它能通过低于正常者所在的集体发挥（至少部分地）作用，但单独使用集体纪律对付它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尽管能够期望社会骚动中的既得利益将消失一部分，不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不会完全消失。制造麻烦、在工作中进行破坏，依然是一桩事业或事业成功的捷径。这种事情跟现在一样，它是不满他们地位或一般的不满现状的理想主义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应。另外，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有众多斗争。毕竟在产生所有重大争论的原因中将被消灭的只有一个。除了显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复活外，还可能在地域利益和行业利益方面有意见上的冲突，比如，眼前享乐与未来世代的福利谁轻谁重，而对未来世代福利的经理部门的支持很可能面对完全类似今天劳动者和一般公众对待大企业及其积累政策的态度。最后一样重要的是，回忆一下在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这个主题时所说的话，我们将必定理解，很多国民生活的重大争论还是跟所有时候一样存在着，基本没有理由期望人们将停止为它们而争斗。
如今，在对社会主义当局应付上面三点或许出现的困难的能力评价时，我们一定要深深记住，比较是跟现在的资本主义甚至是跟预期在进一步瓦解阶段行使职能的资本主义做出的。当讨论自从杰里米·边沁时代以来的很多经济学家全部忽视的个别企业内部的没有丝毫犹豫的服从的重要性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有消失它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倾向。工人愿意服从命令显然不是由于理智地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或由于理智地意识到它能给他个人带来哪种好处，而是由于资产阶级主人的封建先辈重复灌输的纪律。无产阶级把他们祖先在寻常情况下对他们封建主人的尊敬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转给现在的主人，而封建主的后代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留在政治权力圈内，让资产阶级办事非常容易。
资产阶级因为反对保护阶层，因为在政治领域接受平等的理想，因为教导劳动者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是可尊敬的公民，从而丧失了那个优势。有一段时期，还留下足够的权威来掩盖逐步而持续的变化，这个变化必定会瓦解工厂里的纪律。到如今，已经消失了大部分优势和大部分维持纪律的手段，更加严重的是，甚至运用这个手段的权力也已消失。原先给予雇主与违反纪律现象斗争的社会同情也已消失。最后，主要因为丧失了那种同情，政府机关先前的态度也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出一步一步改变的途径，从支持雇主到中立，通过中立的不同细小差异到支持工人的权利，把工人当作交易中平等的合伙人，从支持工人到支持工会，反对雇主和个别工人。这幅图画到形成受雇用的企业高级人员的态度的转变算是完成了，他知道，假如他声称为群众利益进行战斗，甚至他不但不会引起愤怒而且只会引起欢呼，从这他得出结论，受人称赞为进步或者去度假，要比做没有人承认是他责任的事而招来侮辱或危险快乐得多。
考虑一下这种事态，我们不需要过分地突出其中固有的趋势，也可以想象得到社会主义或许是恢复社会纪律的唯一途径的形势。不过不管怎样已非常清楚，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在这方面所占的优势是这么得大，甚至在生产效率的天平上也能够显现出巨大的分量。
首先，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会有很多实施权威性纪律的工具让它调度，其数量比资本主义经理部门所有时候能够具有的数量要多得多。实际上开除的威胁是遗留下来的唯一工具，它符合边沁学派以社会平等地位合理地订立和取消契约的思想，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个工具的手柄是这么构成的，谁试图使用那个工具就要斩断他的手。不过，社会主义经理部门的开除威胁代表着不给生活资料，乃至换一个职业也不会得到生活资料的威胁。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工人的处置要么开除，要么就是任何处分都没有，因为舆论原则上对契约一方惩罚另一方那种观念是不赞成的。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可以在看来合适的程度上使用那种威胁，并能够使用别的制裁方法。在别的制裁方法中有好几种比较温和的措施，不过资本主义经理部门没办法使用，因为它在道德上缺乏权威。在新社会的气氛中，仅只是劝告也能够收效，这种效果如今是不可能有的。
其次，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会发觉，行使它全部的无论哪种权威性纪律的工具是非常容易的。那时没有政府的干预。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不再怀有敌意，而那些对它自己标准再次相信的知识分子会受到社会的约束。这种社会在引导青年方面非常坚决。再说一次，舆论对它认为是准犯罪的行为将不再支持，因此罢工就等于叛乱。
跟对节约问题进行讨论时相同，对俄国经验普遍化能够提出的种种不同反对意见不会对俄国经验的价值产生损害，这是由于在一个更成熟或更接近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困难应该更少而不是更多。相反，我们希望为上述论证的要点取得较好的例证是很难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在1917年完成了俄国小而高度集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瓦解。群众根本不受控制，用无数次放假式的罢工和占领工厂来实施其对事物新秩序的概念。当时的制度是工人委员会或工会的管理，并被很多领导人认为是当然之事接受下来。1918年年初达成的妥协困难地为工程师和最高委员会取得最小的权力。特别糟糕的工作状况是1921年着手搞新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动机。当时，工会有一段时间又陷入瘫痪状态，它的职能和态度就跟在受到严重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一样。不过192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改变了所有的这些，到1932年，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控制比在最后一个沙皇统治下还要严格。无论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别的方面受到什么样的失败，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从来没有过的成功。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工会不但没有受到压迫，而且还受到政府的扶助，因此工会会员人数剧增，早在1932年就达到了近1700万人。但是它们从集体利益的倡导者和阻挡纪律与良好表现的障碍物发展成为社会利益的倡导者和促进纪律与表现的工具，它们的态度变得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态度是这么的不一样，甚至一些西方的工党党员完全拒绝承认它们是工会。它们对由工业化步伐带来的艰苦工作不再反对。它们愿意不增加报酬延长工作日。它们丢弃平等工资的原则，拥护奖金和别的一些奖励工作的制度，如斯达哈诺夫运动等这类的鼓动办法。它们承认或服从经理随意解雇工人的权力，反对工人讨论收到的命令，只有大会批准后才执行的“民主大会制度”，工会和“同志法庭”及“肃反委员会”合作，采取特别强硬的反对怠工者和表现低于正常者的路线。罢工权和工人管理生产这种术语再也听不到了。
再说，由于现代工人对本身工作的不健康态度是因为他所受的影响。假如把责任感和工作成就的自豪感持续地灌输给他，而不是一直对他说些相反的话，结果就会截然相反，这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俄国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它能够让对青年的教育与指导强制符合它的目的跟结构观念，从而让它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厂纪律气氛的能力大大增加。对此知识分子显然没有干预的自由，鼓励违反纪律的舆论也不存在。
这样，就算蓝图的优点与缺点不提，跟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者并没显出不利的地方。一定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谈的仅仅是可能性问题，它跟我们对蓝图的讨论在意义上有着极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