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两个制度的过渡

第一节认识两个不同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它出现时的情况怎样，我相信肯定会产生一些特有的问题，这是每个人尤其是全部正统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不过，因为过渡出现时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以及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可以和愿意使用的方法不同，预期遭遇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会有特别大的不同，所以设想不同的两个事例，从而构成两组不同的环境作为典型，有益于我们的讨论。由于过渡在什么时候出现和怎么出现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做到这个设想更加容易。但是由于我不准备在资本主义较早阶段可能与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浪费篇幅，所以对这两个事例的论述只涉及完全发展的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记住这一点，我将把它们称为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和未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

本书第二篇中的大多数论证能够归纳为下列马克思主义命题，即经济过程趋向于让本身社会主义化，同时也让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无论在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还是在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前提条件有日趋成熟的倾向，让我们再次想象，假如那个趋势达到成为现实时未来将出现的事物状态：除农业部门外的产业由少数官僚化公司控制。进步放慢了，进步成为机械的和预先计划好的事情。利率逐渐趋向于零，这种趋势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政府压力造成的，而是因为投资机会减小而成为长久性的事情。因为所有权只剩下持有股份和债券，所以工业财产及其管理变得跟个人无关，企业高级人员养成类似于公务人员的心理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完全消失了。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已是水到渠成的结论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不过有以下两点需要提一提。

第一，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距离将让他们满意的那种状态的接近程度是不同的，他们在所有特定时间对实际达到的接近程度的判断也是不同的。这是非常自然的，由于在资本主义过程中本有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以迟缓的速度行进，它肯定不会通过大家都辨认得出的不可能有怀疑的确切表明道路开放时间的交通信号灯。严重意见分歧的可能性因为成熟所需的条件未必以同一步调前进这一事实而大大增加。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争辩说，1913年美国的工业结构本身要比德国更接近于“成熟”。不过很少有人怀疑，假如在这两个国家做实验，因为德国具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官僚政治和最好的工会的领导和训练，所以国家分裂的德国人获得成功的机会要比美国人大得不可相提并论。不过在认真的意见不同（包括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的那种不同，类似于有着相同能力和认真态度的几个医生对一次手术是否适当的那种意见不同）之外，经常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争论的一方绝不想承认成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想有社会主义，另一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假定为已经成熟，其产生于理想主义的基础，或许不是出于理想主义。

第二，就算假定，正确无误的成熟状态已经来到，过渡还需要有特殊的行动，依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在有限的事例中，它塑造得这样完善，以致最后一步仅仅是一个形式。但是就算在那种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正式通过以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这样的最后一步还一定要采取（譬如说）修改宪法的形式来实现。不过事实上，人们不会等待有限事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成熟或许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态度还没有从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全部消失之前来到。那时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就不单单是一种形式了。那时会出现某种抗拒和一些困难等待克服。在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先把另一种过渡的特性介绍一下。

从根本上说，事物和灵魂能够自动地把自己塑造得跟社会主义相适应，也就是说这个适应过程独立于所有人的意志，并与为此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关系。不过这个过程除产生其他影响外，也产生这样的意志和随之出现的制定法规、采取行政手段等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来说是社会主义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执行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怎样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段历史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中间以采取和组织社会主义政权的立法行动为界，在立法行动之前，不管有意无意，社会主义化政策是准备性的，立法之后，它才是建制性的。对于前一部分，我们仅在本章的最后加以简单的讨论。现在我们要着重讨论后一部分。

第二节成熟情况下的社会主义化

在社会主义化成熟的状态下，作为“立法后社会主义化”的最重要任务，即一定要加以应对的困难，不仅是能克服了的，并且还不是很严重的。成熟代表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将出现所有阶级中大多数人是合作的，其中，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可以用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是其征兆之一。依据假定，人们理解这个步骤的性质，甚至大部分对这个步骤不喜欢的人也能耐心地容忍它。没有人会感到惘然，或者感到世界在他面前崩溃。

当然就算这样，牌还没有全部出完，还可能有突变。不过这样的危险不大。不仅资本主义那种有组织抵抗和暴力骚动会绝迹或近乎绝迹，这会减少发生突变的机会，并且将有一批有经验和负责任的人打算掌握舵柄，他们可以并愿意维护纪律和使用合理办法把震动减到最小。受过良好训练的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对他们给予支持，这些机构习惯于接受不管哪种立法当局的命令，不管怎样它们不会很偏袒资本家的利益。

刚开始时我们将简化出现在新的生产部或中央局前面的过渡问题，用的是跟以前我们简化它们长久问题相同的方法，也就是假设它们会把农民问题基本上搁置一旁。这样做不仅能够消除可能证明是致命的困难——因为没有哪个其他部门对财产的兴趣有像农场主或农民那样强烈；农业世界的人并不处处都是俄国农民——并且还会获得额外的支持，因为不会有人像农民那样深刻憎恨大规模企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利益。也可以希望中央局会安抚别的类型的少数人：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周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小手工业者能够被允许做他们的行业赚钱，小本的独立零售商能够被允许出售他们的货物，就跟如今在政府专卖烟草制品的国家里卷烟零售商一样。在天平的另一头，只要对其工作进行个别估价的那批人的个人利益（让我们说是那种高级官员的利益）能够不难地以前面指出的准则给予照顾，从而可以避免经济机器的运行产生严重故障。激烈主张平等主义理想会把所有事情弄糟。

资本家的利益如何处理？在上面指出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大概能够把它等同于股份与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债券持有者包括抵押债券和保险单持有者。到成熟时期，资本家集团的人可能成为选民的大多数，那时他们不会赞成没收他们权利的提议。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这么做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假如决定没收，那也是社会遵循它能够采纳的伦理原则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因为非做不可。由于支付个人持有的债券和抵押债券的利息，加上支付按照保险合同的索赔权，加上中央局发给前股票持有人的代替股息的债券利息，只要看一下有关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这笔支出不会构成不能承受的负担，而在这些股票持有人失掉投票权时，仍然能够保留大概相当于适当选择的过去股息平均数的收入。对于今后一直要使用私人储蓄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负担这笔开支很明显是明智的行为。时间的限制是做得到的，或者把这些支出转成有期限的年金，或者使用合适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让这些税制在永久消失之前，提供最后一次效用。

我认为，上面的这些话完全证明了“立法后社会主义化”可行方法的特性，在我们设想的环境里，能够希望这些方法可以坚定地、安全地、温和地实现过渡的任务，在进行中让人力、物力的损失和对文化及经济价值的伤害控制在最低程度。大型公司的经理人员只有在有特别原因更换的时候才更换。假如在过渡时期，在准备社会主义化的行业内还有私人合伙企业，最先应把它们改为公司，然后跟别的企业一样加以社会化。当然要禁止新私人企业的创办。公司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别是控股公司应该使其合理，让这种关系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全部银行都改组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保留它们的某些机能，起码一部分社会簿记职责有必要转移给它们。或许还要保留对工业经理部门的某些权力，像有权给予或拒绝“贷款”，假如是这样，或许让中央银行独立于生产部，变为一种总的监督机构。

这样，开始时中央局发展缓慢，以后逐渐揽起控制权而不发生剧烈震动，让经济体系稳定下来并确定方向，同时可以逐个解决因为过渡产生的较小问题。开始时对生产做少量调整（充其量调整总产量的5％）是有必要的，因为除非平均主义观念比我假设的还要强烈，否则需求结构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人们（例如，律师）转向其他职业的规模非常大，这是实情，因为有些人在资本主义产业中可以发挥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再有用武之地。不过这点也不会产生严重困难，如消灭低效的生产单位这些较大的问题，向最佳机会做进一步的集中，以及随着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地域布局合理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标准化等问题，在经济体制消化掉机构变革的影响并可以在原有轨道上顺利运行之前不会，或者不管怎样不必出现。对于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它可以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本有的全部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水到渠成的。

第三节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与英国的事例

与其他政党一样，社会主义者可以做政策尝试而对其最终成功的机会没有损害，并且他们比别的政党成员对本身的目标有更清楚的概念。我对这个问题所有想说的在一个特殊例子中可以最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们期望我们的例子表现出来的所有特色能在现代英国出现。一方面，英国的工商业结构显然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成功的一鼓作气的社会化，尤其因为公司控制的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按照这种情形，无论是经理部门、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因为那里还留有大量有生命力的“个人主义”，不管怎样，它完全能够发动战斗和拒绝合作。另一方面，大概从20世纪开始，出现一种能够觉察的企业家努力的松弛，这种现象加上别的原因产生一种后果，即重要行业，如电力生产由政府领导和控制，不仅得到所有政党的同意，而且是它们的要求。在英国比在所有别的地方更有理由说，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绝大部分工作。另外，从整体上说英国人民现在已经受了国家生活的锻炼。英国工人组织得非常好，一般能够得到负责任的领导。它有一个具有完善文化与道德标准的有经验的官僚行政机构，能够信任它能吸收国家活动领域扩大时所需要的新成分。英国政治家独一无二的诚实，以及有着无可匹敌的能力与教养的统治阶级，让很多事情不难解决，这是别的地方办不到的。尤其是这个统治集团对新原则、新形势和新人物的绝对适应性，团结了最有作为的一部分坚持正式传统的人士。它想要统治，并且愿意代表变化了的利益集团去统治。它既管理农业英国，也管理工业英国，既管理保护主义的英国，也管理自由贸易的英国。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才能，不仅能接过反对党的纲领，而且能接过反对党的人才。它吸收迪斯累里，如果这人在另一个地方，必定会成为另一个拉萨尔。假如有必要，它会吸收托洛茨基本人，或者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必然会成为普林基波伯爵。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化政策因为实行广泛的国有化纲领，可以想象一方面能够向社会主义迈进一大步，另一方面有可能让不包括在这个纲领内的所有利益集团和活动，没有限期地不受触动和干扰。事实上，这些利益集团和活动能够从现在困扰它们的很多束缚和负担（财政和其他）中解放出来。

下面的经济活动部门能够社会化而不致对留给私人经营的部门产生重大的效率损失或受到重大的影响。补偿问题能够按我们探讨成熟社会主义化时所提出的办法解决。有了现代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这就是一个轻微的问题。

第一，显然英国的银行机构已非常成熟，跟社会化相适合。英格兰银行跟国库部门相同，实际上它的独立性比秩序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希望它的金融机构具有的独立性更小。在商业银行界，集中和官僚机构化看来已做了所有工作。能够让大银行尽可能吸收更多有待吸收的独立金融机构，然后跟英格兰银行合并为国家银行总管理局，这个机构也能够吸收储蓄银行、建房互助协会等，除非客户阅读报纸，才会知道这些变化。金融服务机构合理化协调的好处或许是特别大的。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它让政府对非国有化部门的影响增加，也是一种好处。

第二，保险业是国有化的老候选人，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它机械化了。起码与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合并是行得通的，保险单的出售成本能够大为降低，由国家掌握控制保险公司基金的权力，社会主义者能够为此而再次欢呼。

第三，几乎没有人想要在铁路乃至汽车货运国有化上制造特别大的麻烦。事实上内陆运输是国家经营最能成功的领域。

第四，矿业尤其是煤矿的国有化，以及煤和焦油甚至包括苯产品提炼的国有化，还有煤和这些产品销售的国有化，或许能够造成提高效率的直接好处，假如劳工问题处理得让人满意，这些国有化将被证明是特别大的成功。从技术和商业角度来看，情况是清楚的。不过看来同样清楚的是，在化学工业中私营企业始终非常活跃，国有化行动要是超过上面指定的界限，就会非常不容易以同等信心期望取得同样的成功。

第五，已经基本完成了电力生产、输送、分配的国有化，在这一点上剩下能够说的是，电气工业是仍然能够寄希望于私营企业的典型例子，从经济上说，主张全盘社会化或者全部反对社会化都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电力生产的情况也表明，经营一个社会化企业要它赚钱的困难程度。假如国家准备吸收这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生活，同时依然要完成现代国家的所有任务，利润依然是成功的根本条件。

第六，钢铁工业的社会化大家觉得是到现在为止比所有争论更不容易解决的命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工业肯定已经历了它放荡不羁的青年时期，以后能够接受“管理”——当然管理包括建立一个大型的研究部门。能从协作中得到一些好处。这里并不可能会有丧失企业家干劲所造成的后果的危险。

第七，除去可能有建筑工程人员参加股份的例外，在我看来建筑业和建筑材料业能由合适的公营单位成功地经营。许多这种企业已经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受到管理、津贴和控制，或许对效率的提高有所帮助，这个好处也许比所有可能发生的损失还要多。

上面所举的不一定包括全部。不过超过这些项目的所有步骤一定要以特殊的大部分属于非经济原因来说明其必要性，像军火工业或基础工业、电影、造船、食品工业都是可能的例子。

当前的战争将必定让我们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数据有所改变。让很多事情成为可能，让另外很多事情成为不可能，这种情况在原来不是这样的。本书最后几页将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为了澄清政治思想，假设这个问题与战争的影响没有关系，这点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否则问题的性质永远不会按它应有的样子突出表现出来。所以，我让本章的形式跟内容全部保持1938年夏天我写它时的原样。

第三篇

社会主义和民主

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也是为达到立法与行政的政治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所以其本身不能是目的，无论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怎样的决定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谁要为民主下定义一定要以此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