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佛教图像的展开》（1）

概述

佛教艺术，狭义上可理解为与佛教相关的造型艺术，又可理解为佛教经典的形象体现。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印度，由于释迦牟尼主张以实践达到觉悟，并不倡导偶像崇拜，所以释迦生前应当没有佛教造像。佛祖涅槃后，相传其舍利被分作八处，建造窣堵波（佛塔）以供养，这应是最早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在印度第一次得到大力推行，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前268～前232）。起初释迦分藏各地的舍利被取出，再分为84000份，于各地建立同样数目的佛塔供人纪念。阿育王另一推行佛法的措施是敇令在孔雀帝国境内建立30根独立的纪念性石柱，以示佛法无处不在，后人又称这些饰有喻意性动物的柱头的巨型石柱为“阿育王石柱”。两项举措无疑向世人昭示了佛教的神圣，并为神化佛祖奠定了基础。

在巽伽王朝时期（前187～前75）修建的巴尔胡特窣堵波中，我们可以看到浮雕佛传故事是以菩提树、法轮、宝座、足迹、伞盖等象征物来喻示佛陀的存在，佛陀呼之欲出。在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出现了佛像，“如来是身不可造作”的禁忌终被打破，以此对佛的表现成为佛教艺术最为重要的形式。

阿育王时期至公元前1世纪的二百余年里，佛教传至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诸多地区，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开始影响中国，相随而来的还有佛教造像。

汉魏西晋的中国早期佛教艺术表现的主要形象就是佛陀。同期或可视为中国佛教艺术的肇始阶段，造像遗迹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区域。已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出自墓葬，并且多依附于明器，内容涉及崖墓门楣、摇钱树、铜镜、魂瓶等。当然，为世人崇拜、供奉意义的独立佛像在当时与其说是佛像，毋宁说是外来的神仙像。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当与佛教对本体认识的圆融阐述有关，佛教的“五蕴”、“十二因缘”及“因果报应”等思想是对中国哲学未涉及的人之本原问题的补充。因此佛陀在被引入中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被视为“来世”的救世主。约在3世纪中期，以佛像夔凤镜为代表的南方佛教艺术，以民间交往的方式开始输往日本，开启了中国佛教艺术跨海东传的序幕。

东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佛教不只是圆说了人的本原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生制定了最高理想——涅槃，倡导自我修行或菩萨行（普度众生）。而后的西晋，随着人们对佛教义理认识的提高，佛像也由随葬器转而成为受人顶礼膜拜的神。与此同时，对外来佛教造像的民族化变革也随即展开，之前的外来佛像样式也被赋予了汉民族文化色彩，这突出反映在戴逵、戴颙父子对佛像的变革改造，创立的“二戴像制”成为后世造像的楷模。

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地佛教及佛教造像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向朝鲜半岛输出。时高句丽小兽林王（371～384年在位）于372年接受前秦苻坚遣送来的佛像经文，这一事件被视为海东传入佛教之始。稍后384年百济枕流王（第15位百济国王，384～385年在位）接受东晋高僧摩罗难陀正式传来的佛法。

经过东晋佛教艺术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是汉地佛教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现存汉地著名的石窟寺造像大多是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大规模的开凿。无论是经变画或立体塑像均呈现空前的繁荣。同期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对佛教造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客观导致这一阶段佛像风格样式多样化的呈现，其中一些造像样式直接影响到后世历代的造像表现，并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

日本正式接受佛教是在钦明七年（538），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573～621）接受了百济圣明王进献的佛像、佛经，并重用梁朝归化人（中韩移民）后裔，雕刻家鞍首止利主持法隆寺主像的雕造。同期日本佛教艺术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来自中国南北朝的影响，中国风格的瓦屋顶寺院建筑及南北朝时期的造像样式均被悉数移植，因此佛教也被视为日本由草莽文明进入国家政体发展精致文明的重要动力。

隋唐是中国佛教在南北朝佛学流派的基础上，创立自己宗派走向鼎盛的时期，直至佛教艺术表现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削弱了前期造像的地域差异，国人在外来样式如何民族化的问题上实践出较为成熟的表达方式，并将这一经验继续输往朝鲜和日本。7世纪中土佛教已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发展最为昌盛的地区。

唐以后，之前创立的八大宗派中最富生命力并得以延续的似唯有禅宗。禅宗主张“自性自修”，舍弃了佛、法、僧三宝，打破了对偶像的崇拜。由此传统佛教艺术表现经、律、论的宗旨也被瓦解。宋代虽有四川大足造像的经典表现，但也只是前期部分宗派延续的产物。总体来看，唐以后中国佛教艺术已呈现衰颓之势。元代统治者推行藏密是为佛教振兴注入的强心剂，但同唐代印度密教一样均因其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太大而迅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