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与佛教

婆罗门教与佛教

婆罗门教起源和发展

印度最早的文明是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据摩亨约·达罗和哈拉巴遗址发掘证明:当时定居在印度河河谷的居民已经使用青铜器皿,大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已有象形文字,并且能制作各种造型艺术作品;其流行的宗教信仰是对地母神、动植物(特别是牛)、生殖器和祖灵等崇拜,浸浴和土葬是重要仪式,有些出土的画品上还绘有修行者的跌坐和冥想等形象,这些宗教信仰和实践与后世印度的民间湿婆崇拜和瑜伽修习等有着一定的联系。

印度河流域文明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开始衰落,原因尚未弄清。在公元前2000年下半叶,雅利安人由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涌入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在推进中曾和当地的主要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征服了他们。雅利安人在未入印度以前原是游牧部,在他们的氏族公社中父权关系占有统治地位,宗教信仰主要是崇拜神格化了的自然神和祖灵,实行火祭和苏摩祭,孩提成年时要举行入门(证明是正式的部落民)仪式,死后用火葬等。雅利安人在和印度土著民族混合以后,形成了吠陀宗教。吠陀宗教崇拜多神,实行繁琐的祭祀,他们的信仰反映在《梨俱吠陀》之中。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以后,逐渐开始过渡到农业社会。公元前1000年至前1000年中叶又从印度河上游向东推移至朱木那河、恒河流域广大平原之间,史家称这个时期为后吠陀或梵书、奥义书时期。以《梨俱吠陀》为中心内容的吠陀宗教为了适应上述变化,开始了重大的革新,出现了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信仰与实践系统地反映在这个时期所编纂的“吠陀本集”,特别是“梵书”与“奥义书”之中。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思想界的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的自由思想家及其派别所掀起的,他们的主张虽然不一,但是否定吠陀的权威和婆罗门的政治和思想统治则是一致的。但他们还没有摆脱婆罗门教的影响,例如佛教与耆那教也主张业根轮回,吠陀的神衹等被佛教所吸收。另外,在下层人民中亦掀起了一个抵制婆罗门教的新宗教运动。他们不崇拜吠陀中的神衹不接受婆罗门的管理,反对用大量动物作为祭祀的牺牲,建立自己的庙宇,崇拜当地的神灵和动植物—夜叉(鬼)、树木、龙神(蛇神)、林伽(生殖器)等。沙门思潮和新宗教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信仰在一些地区和群众中间已开始动摇。

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2—前185年),婆罗门教因为佛教与耆那教等的广泛传播曾一度呈现衰落的现象,但在孔雀王朝的部将普舍耶密多罗在公元前180年篡位建立巽伽王朝以后,又得到复兴。继巽伽王朝的伽罗维拉王朝亦奉祀婆罗门教。在印度“南北朝”分立时,南方的刹塔瓦汉王朝及案达罗王朝都奉婆罗门教为国教,他们编纂法典,推行种姓制度,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崛起后,婆罗门教空前繁荣,在笈多诸王统治时,编纂了《摩奴法典》、《耶珗纳瓦尔基耶法典》和《那罗达法典》等,是为婆罗门教和后来的新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基本法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以承认吠陀为权威的正统派哲学由于制作了大批经论,使婆罗门教的哲学开始系统化。这个时期以宗教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也极为繁荣。与此同时神学家们编写了印度教的经典《普罗那》、《往世书》、《古史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信仰,溶合了佛教、耆那教甚至希腊罗马宗教的内容,崇拜“三神一体”的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并根据对主神湿婆或毗湿奴的不同的崇拜创立了各种教派,建立了寺庙等;这样,婆罗门教就完成了向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的转化。印度教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婆罗门教相异,但基本特征和文化传统仍然因袭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经典与文献

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是吠陀(Veda,原意为“知识”),我国古代史籍中音译为昆陀、薜陀、围陀;意译为明论,知论等。它原为宗教的知识,后来转化为对婆罗门教、印度教经典的总称。

吠陀从广义上说是用吠陀梵文写作的一些西北印度文献的汇总,是关于对神的诵歌和祷文的文集,约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形成。它包含着“吠陀本集”(吠陀赞歌)、“梵书”(“婆罗门书”、“净行书”)、“森林书”、“奥义书”(“近坐书”、“秘书”)。吠陀狭义上只是指吠陀本集。吠陀本集共有四部:(1)《梨俱吠陀》(《赞诵明论》);(2)《夜柔吠陀》(《祭祀明论》);(3)《娑摩吠陀》(《歌泳明论》);(4)《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这四部书又可分为两组,前三部是一组,《阿闼婆吠陀》是另一组。《梨俱吠陀》是吠陀中最古老的本集,它约在公元前第2000年代末形成,但其中部分可能出现于公元前第2000年代中叶,全书共十卷,它收集了对于自然诸神的赞歌和祭祀祷文共1028首。《娑摩吠陀》是把《梨俱吠陀》中的绝大部分赞歌配上曲调的歌曲集或旋律集,在祭祀时用来歌唱,共1549首。《耶柔吠陀》的内容主要是说明在祭祀时如何应用这些诗歌,其中大多数赞歌亦出现在《梨俱吠陀》本集中。《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出现的时间较《梨俱吠陀》为晚,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后。《阿闼婆吠陀》是巫术、咒语的汇集,共二十卷,收集赞歌730首,记录了各种巫术和咒法。《阿闼婆吠陀》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虽然主要记录的是巫术、神话,但亦夹杂着一些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医学思想的萌芽。我们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印度科学思想最早的形态。《阿闼婆吠陀》形成的时间,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梵书”是说明与“吠陀本集”有关的祭祀起源、目的和方法及赞歌、祭词、咒术的意义的文集。四部吠陀本集都有各自梵书。目前留存下来的约有十四、五部。例如《爱达罗氏梵书》是《梨俱吠陀》所属的梵书,《百道梵书》是《耶柔吠陀》所属的梵书等。由于对梵书的不同解释或流行地区不同,还形成了众多的派别。“梵书”的内容虽然主要讲的是宗教仪式、神话、巫术,但也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和自然科学。形成年代约在雅利安人从次大陆西北五河流域渐次向东南迁移,定居在恒河和朱木那流域以后,年代一般推定为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左右。

“森林书”是“梵书”的附属部分。因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森林书”不仅包括对祭祀的仪式和方法的说明,同时也涉及到祭祀的意义,宇宙和人生的奥秘,人和自然、神的关系等哲学问题。

“奥义书”则是“森林书”的附属部分,也是吠陀的最后部分,它往往和“森林书”相混,不易辨别。“奥义书”

的梵文原意是“近坐”、“秘密的相会”,引申而成为师生对坐所传的“秘密教义”。“奥义书”也被称为“吠檀多”

(意即“吠陀的末尾”或“吠陀的最高意义”)。流传下来的“奥义书”有两百多种,最迟的是16世纪的作品。“奥义书”的内容极为庞大芜杂,且相互矛盾,其中最古的部分据考证为13种,最重要的有《广森林奥义》和《唱徒奥义》等。在很多方面“奥义书”已开始摆脱和破坏宗教神话的内容,以思维的方式探讨人的本质,世界的根源,人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哲学问题了。

除吠陀本集、梵书、奥义书等所谓“天启”(“神所启示”)圣典外,还有另一种称作“经书”(“契经”)的“传承”(“圣人、学者所传承”)经典。这种经典是婆罗门学者在讲解吠陀时的记述或教科书。“经书”文体简短(经、梵文为原有线的意思,如线穿花,喻指抓住要领),法显曾在《雨海寄归传》中谓其“略诠意明”。“经书”的内容大致分类如下:(一)法经,即对四种姓的义务(法)、行为和行事等规定的汇集,后世又有解释“法经”的“法论”;(二)天启经,祭官所司重要祭事的说明;(三)家庭经,家长所司重要祭事的说明;(四)祭坛经(准绳经)即对祭场、祭坛、祭火等的设置规定。以上四者总称为“祭事经”。“劫波经”,著作年代大概在“奥义书”之后,即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劫波经”是“吠陀辅助学”

(“吠陀分”或“明论支节录”),即从发音、诗韵、语法、字源、天文学等方面解释吠陀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于研究婆罗门教和印度古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意义。

婆罗门教的信仰和教义

《梨俱吠陀》的信仰:雅利安人在次大陆西北地区定居以后,崇拜的大都是自然神。公元前5世纪吠陀著名的注释家耶斯迦在其所著的《尼禄多》中把神分为天、空、地三界,在天界的有天神或司法神婆楼那、天神特尤斯、方位不同的太阳神苏里亚、莎维德丽、密多罗、晓神乌莎斯。在空界的有雷神因陀罗(帝释天)、暴风神楼陀罗或摩录多、风神伐由、雨神帕珗尼耶、水神阿帕斯等;《梨俱吠陀》中1/4的篇幅是歌颂雷神因陀罗的。在地界的有火神阿耆尼、酒神苏摩、地母神波利蒂昆、河神或智慧神娑罗室伐底。对地界诸神特别歌颂的是火神阿耆尼,他被看做是“力量的儿子”和“水的孙子”,此外,还有马神达弟克罗、牛神毗湿奴(遍入天、后在印度教中转化为主神之一)、管理死鬼之王阎罗、摩神罗刹、恶神阿修罗(非天)、语言神伐尸、无限神阿弟蒂等。

婆罗门教的信仰:在较后时期辑成的《梨俱吠陀》特别是“梵书”、“奥义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多神教已有向一神教发展的明显趋向,出现了很多统一的、抽象的神,例如诸神天、造一切神、生主神、祈祷主神、原人等。

在“梵书”、“奥义书”时代,吠陀万神殿中的一些神衹开始成为婆罗门教的主神,从而出现了“三神一体”的梵天(创造神)、毗湿奴(护持神)和湿婆神(破坏神)。

梵天是根源神,有人认为他渊源于《梨俱吠陀》中的祈祷主神,祈祷主神是地上的祭坛之神,在火祭中起着祭官的作用。《百道梵书》称梵天为“世界之主”,在世界形成之际,他创造诸神,护持天地空三界。“森林书”也宣称“万物从梵天而产生,依梵天而存在,毁灭时又归于梵天”。至《奥义书》时,印度的思想家们对梵天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

例如《他氏奥义》(Ⅲ·3)说:“他(最高存在)是梵、因陀罗生主和一切诸神;他是地水风火空五大;他是一切混合的细微者(原素);他是这或那的种子:卵生、胎生、湿生、芽生;他是马、牛、人、象;无论是有气息的东西——能走的或能飞的以及不动的东西(植物)都是他”。

婆罗门教的另一主神湿婆的雏形是吠陀万神殿中的暴风神楼陀罗。他在《梨俱吠陀》中被称为暴风神之父,全身褐色,颈青发结,千眼多手,持弓箭,有善恶两重性格,发怒时用霹雳之矢,损伤人畜草木,但在人畜受病害时,又以草医治之,使之化险为夷、吉祥如意,成为家畜之主(兽主)或恶魔之主。后来楼陀罗又演化为山区猎人和居民的“万众之主”(群主),他的吉祥慈爱的特性也为人们崇拜,在吠陀后期文献中将楼陀罗和湿婆并称。公元前6世纪前后出现的“法经”中称楼陀罗一湿婆为大天神或自在主,公元前350年前编纂的《白骡奥义》赞为掌管天地生灭的“惟一种”(世尊)。贵霜王朝国王阎膏珍曾将湿婆神的形象铸造在金币上。

教义:(1)梵我一如。神学家们从梵天(Branmā,梵文中的阴性名词)中概括与抽象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梵(Branman,中性名词),并把梵作为世界的最高实在,一切事物的主宰。他们用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遮铨”,即“遮其所非”),论证梵在本体的意义上是既不具有任何属性,也不表现任何形式,既超越于人类感觉经验,又不能用逻辑概念或用语言来表达。他们把这个梵和作为人的主体的阿特曼(灵魂、我),结合并等同了起来,建立了“梵我一如”的原理。“梵我一如”的意思是:作为外在的、宇宙的终极原因的梵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或灵魂的阿特曼在本性上是同一的。阿特曼终究应该从梵得到证悟,但是由于人的无明(无知),人对尘世的眷恋,受到业报规律的束缚,因而把梵和我看做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如果人能摈弃社会生活,抑制五情六欲,实行达磨(法)的规定,那么,他就可以直观阿特曼的睿知本领,亲证梵和我同一,从而获得解脱。

(2)业报轮回。与“梵我同一”相辅的是业报轮回的思想。轮回业报思想在《梨俱吠陀》中尚未出现,《梵书》间或谈到死后转生的问题,但并不一致,在《奥义书》中则被系统地提出。其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在死后可以在另一个躯壳里复活,一个人重新转世的形态,首先是取决于他本人过去的行为一业(羯磨),“依照人的行为决定那个人将来要成什么样,行善的成善,行恶的成恶”。(《广森林奥义》Ⅲ2.13)如果崇信神明,奉行吠陀的规定,死后可以投入“天道”(神的地位);次之,可投入“祖道”

(人的地位),轮转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至于不信奉神明,违逆种姓义务的人则要永劫沉沦于“兽道”,即地狱之中,来世变为首陀罗和动植物等。“奥义书”根据轮回的教义把有生命的物类(有情)分为胎生、卵生、湿生、种生四种。所谓胎生是从母胎生,如人兽等;卵生是从卵化生,如鸟、鸡等;湿生是从湿气生,如蚊蚋等;种生是从种子生,如草木等。这就是所谓“三道四生”的教义。

“奥义书”也规定了各个种姓断灭轮回的解脱方法。解脱方法主要是证悟梵我同一和从事艰苦卓绝的修行。“奥义书”规定的修行方法是:苦行、布施、正行、不杀生(即非暴力)、实语、禁欲、同情等。

婆罗门教的祭祀礼仪

祭祀万能是婆罗门教的重要纲领之一。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以前,其宗教信仰可能与波斯有很多相同之处,崇拜象征光明的火神,但是并没有偶像膜拜。雅利安人在次大陆定居并为土著结合以后发展了祭祀的仪式。在《梨俱吠陀》中,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火祭已很盛行,牺牲主要是牛乳、谷物、苏摩酒、肉类等。著名的《原人歌》中虽然已提到“诸神以人为牺牲”,但人祭可能还没有成为固定的仪式。《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以及各种梵书中对祭祀的意义、赞歌、咒术、仪轨、祭官等都有了较系统的规定与说明。在“经书”中又进一步作了发挥并附以繁琐的注解。

婆罗门教的祭祀大致可分为二类,即家庭祭和天启祭或火祭。家庭祭在家庭中进行,以人事为主。祭仪通常有12种:受胎(一般在妇女怀孕后进行)、成男(祈求胎儿为男性)、分发(妇女怀孕三四月后将发分开,祈求母亲和胎儿安泰)、出生(婴儿出生后,祈求涤除胎前的不净,祝将来健康)、命名、出游(婴儿初次出行)、哺养(初次吃食物)、结发(表示已入童年)、弟发(表示已入成年)、入法(从师学习吠陀、接受宗教训练,标志为婆罗门教徒)、归家(学成归家,开始过世俗生活)、结婚。另外、还有定期举行的祭仪,如新月祭、祖先祭等。婆罗门的葬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仪式。在吠陀初期有火葬、土葬两种,但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以后又出现水葬、野弃葬等,对妇女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梨俱吠陀》中妇女的地位很高,当时大概实行一妻制,但在“梵书”和“经书”中已开始出现歧视妇女的现象,认为女子是“不可信的”,“污浊的”。“法经”则宣称妇女要服从男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吠陀最末期和史诗时期寡妇殉夫(萨蒂,即丈夫死后,死尸火焚时,投入火中,与夫俱亡),成为定制。

天启祭或火祭奉事方位不同的“三火”(家主火、供养火、祖先祭火),由祭官主持。祭官分为劝请僧、行祭僧、祈祷僧,祭官属下还有宣词者、赞酒者、引导者、点火者、拂秽者等辅助人员。不同的祭祀要有不同的祭官主持或监督。天启祭大致可分二类:供养祭和苏摩祭。供养祭是以动植物供奉诸神或祖先的祭祀,共分七种:(1)置火礼,即在家宅置三火作为公开的仪礼,一般是新婚夫妇结婚满月日举行;(2)火祭,此祭的目的和意义较为广泛,在“梵书”

中被认为是要祈求“牧畜(牛)的繁殖”,每天早晚两次,把牛酪及其他供物投入祭火;(3)新满月祭;(4)初穗祭,向神供奉各种新产植物,祈求丰收,每年三次,秋季献米,春季或雨季供麦、稗,夏季供竹笋;(5)四月祭,印度古时根据气候将一年分为三季,每四月满月日举行一次,目的是祈求农作物繁荣;(6)兽祭,其目的是祈求丰年,调伏各种障害,一般在新满月中举行;(7)修陀罗摩尼祭,主要是对因陀罗的奉祀,献祭的目的是婆罗门对名声,刹帝利对胜利,吠舍对财富的各自企求。苏摩祭是以苏摩酒奉献于神或祖先,名目繁多,凡不属于供养祭的都称为苏摩祭。印度文献中有时称为“七会”。但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此祭通常有六种:(1)火神赞,即对火神阿耆尼的赞诵。为了实现献祭者重大的愿望而举行,对祭官、祭场、祭仪等都有严格的要求;(2)力饮祭,以奉献七杯或更多的苏摩酒而得名。国王刹帝利或婆罗门为了获得更高权力而举行;(3)即位礼,国王即位时所行;(4)马祭(马祀),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祭祀。在行祀时,祭官通过一定的仪式选定一匹健壮的牡马,使之在外游荡一年,在马游荡时伴有国王或由国王代表率领的军队,当马闯入其他国家领土时,就力逼使其降服,否则就用武力征伐,一旦取胜,被打败的国王要作为扈从列入战胜者的行阵,否则要受到耻笑。在胜利者率马回国后,还要由祭官举行盛大的仪式,唱吠陀赞歌,将马宰杀,或者用其他动物替代作为牺牲。这种祭祀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印度古代很多著名的帝王都曾举行过;(5)人祭,行祭的目的是祈求在马祭中所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多学者都认为马祭是代替人祭的一种形式,在印度吠陀文献中确实屡次提及以人作为牺牲的事实,近年在印度考萨姆比等地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这种祭祀仪式的存在。如《白夜柔吠陀》曾列举作为牺牲的184种人,其中对阎摩王用石女,对暴风神摩录多用农民,对天神用秃头翁,对地神用跛者,对死神(米利多)用猎人等。牺牲的方式,有的可自投于水;有的在礼拜太阳神后永远隐遁山中等。但吠陀文献中也规定可用牲畜、谷物等代替人作为牺牲(《百道梵书》1.2.3.7—8;Ⅵ2.1.2);(6)全祭,婆罗门出家前举行的祭祀,出家者将他的全部财产与眷属都奉献于人和神。

婆罗门教的社会思想及伦理原则

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是密切不可分的。在“梵书”、“奥义书”时期,一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法律等无不囊括在婆罗门教的神学体系之内。婆罗门教认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四,即解脱、达磨(“法”)、实利和欲爱。

达磨在婆罗门教的文献中有各种解释,它在梵文中的语源是“持”,我国旧译为“任持自性,轨生物解”,就是说,每一种事物都保持着它自身的存在(自性),有它自己的规范,如果确定了规范,也就悟解了事物与存在的意义。婆罗门教的“法”就其一般意义上说是各种姓行动的规范、规律或(真理)存在,它包含宗教信条、伦理道德、生活习惯等,执法是教徒的首要义务。

婆罗门教的社会思想和伦理原则体现在种姓制度、教徒修行和生活历程的四行期方面。

种姓制度。种姓是以血统、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与不准外人参加等为特征的社会等级集团,印度的种姓思想在《梨俱吠陀》和《原人歌》中已见端倪。吠陀诗人宣称:婆罗门从原人口中生出,刹帝利从臂中生出,吠舍从腿中生出,首陀罗从脚中生出,印度种姓制度的正式确立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以后,即“梵书”制作和奴隶制国家形成的时期。

四行期。为了把世俗生活纳入宗教行事中去,婆罗门教提出了教徒修行和生活历程的四行期:(1)梵行期,即从师学习吠陀,接受宗教训练,敬事师长,过苦行生活,一般为十二年;(2)家住期,在家经营世俗生活,娶妻生子,经营与婆罗门身份不相违背的社会职业,进行家祭并施舍;(3)林栖期,家事既毕,本人或携妻隐居丛林,作种种苦行,亲证梵我,严格奉行祭祀的各种规定;(4)遁世期,弃家云游四方,靠施舍为生,把苦乐弃之身外,以期获得最后解脱。在吠陀后期文献中,有的主张把遁世期安排在林栖期之前,也有人认为在梵行期后即可漫游在外,成为行者、头陀或苦行僧。

等级森严的瓦尔那制度

约三千年前,在印度中部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名叫阿提拉,他和母亲刚从外省搬到这个村庄。不久,阿提拉像其他婆罗门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学习婆罗门的宗教经典《吠陀经》和法律《摩奴法典》。小阿提拉从中学到,人要分为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婆罗门是最高贵的人。可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发现阿提拉的肤色不那么白,便怀疑他不是婆罗门出身的人,经常欺负他,骂他是“小杂种”。阿提拉受了委屈,只有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极力安慰他,要他别相信孩子们的话。但是小阿提拉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他想起不久前在全村大会上看到的事,那天,婆罗门祭司把全村的人召集在一起,大声宣布:有一个首陀罗用双手打了一个婆罗门。他说道:“按照《摩奴法典》规定,低等种姓的人伤害了高等种姓的人,就要斩断他的肢体,动手的斩手,动脚的斩脚。”根据这条法律,那个打人的首陀罗被砍掉了双手。接着,又有一个贱民被押到会场上,据说他曾在背后对婆罗门有不尊敬的议论,于是,按照法典,他被割去舌头,又用一根烧红的铁杆刺进他的嘴里,还向他的嘴和耳朵里灌进了滚开的油。小阿提拉想到这里,不禁不寒面栗,自己如果真的不是婆罗门可怎么办呀?

不料,不久之后,小阿提拉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婆罗门祭司又把全村的人召集到会场上,高声宣布:“今天,我们要开除一个冒充的婆罗门,这个人就是他——,”祭司指着阿提拉,这孩子吓得魂飞魄散,把头埋在妈妈怀里,再也不敢抬起来。祭司接着又说:“昨天,从外省来的婆罗门揭发,这个女人,”他指着阿提拉的母亲,“曾同一个首陀罗通婚,你们看她的孩子,皮肤黑黑的,哪里象婆罗门!从今天起,宣布她们一家为贱民,”从那天起,阿提拉和他的母亲被赶到村外居住,永远不能与婆罗门接触,他们走在路上,身上要佩戴贱民的标记,嘴里要不断发出特殊的声音,或者敲击着瓦罐,告诉高等种姓的人不要碰到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不可接触的人”。阿提拉的母亲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不久就死了。阿提拉悲愤欲绝,哭喊着:“人为什么要分为等级啊?!”

是的,人为什么要分为等级呢?同样是人,又为什么要区分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与古代埃及、中国、巴比伦同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印度得名于它境内的一条河流——印度河。在古代,今天的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统称印度。大体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古印度的文明是从印度河流域开始的。根据目前的发现,达罗毗荼人是印度主要的原始居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早在五千年前,印度已经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和习俗,后来又出现了城市,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不过,达罗毗荼人创造的这种文字至今尚未解读出来。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些白种人部落从中亚高原南下,进入印度,这些人自称为“雅利安人”(意为“出身高贵的人”)。雅利安人虽然在文化上落后于印度的土著居民,可是却蔑视地把达罗毗荼人称作“达萨”(意即“敌人”)。

他们说达萨是“黑皮肤的”,“没有鼻子的”,自认为比达罗毗荼人高贵。经过无数次战争,雅利安人逐渐征服印度,战败的达罗毗荼人被雅利安人所奴役。“达萨”的概念也从“敌人”转变为“奴隶”。于是,在古印度出现了最早的等级区分:白种人雅利安人和黑皮肤的达萨。这可以说是种姓制度的起源。

雅利安人逐渐在印度占据优势,建立起一些奴隶制国家,伴随着氏族公社的解体,雅利安人内部也发生等级分化,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借助于宗教和法律将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权利和地位以等级划分的形式固定下来,即所谓种姓制度,“种姓”一词有几种不同的提法。印度古梵语作“瓦尔那”,含有“品质、颜色”之意;印地语作“阉提”,是印度封建社会对种姓的称呼;葡萄牙人称其为“卡斯特”,意为“种姓、出身”;为欧洲人所沿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意译作“种姓”。

按照种姓制度,整个印度社会分为四个等级集团。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他们是由原来的祭司贵族发展而来,以祭司为职业,掌握神权和垄断文化,能主宰一切,地位最高。

《摩奴法典》中写道:“一切生物中最优秀的是动物,在动物中最优秀的是有理性的动物,在一切有理性的动物中最优秀的是人,在一切人中间最优秀的是婆罗门。”婆罗门的地位几乎可以与神并论。即使犯了最大的罪也不能处死刑,顶多处以罚款。第二等级是刹帝利。他们是由原来的武士发展而来,都是军事贵族,可以做国王和各种官吏,掌握军政大权,地位仅次于波罗门。婆罗门和刹帝利虽属不同等级,但都是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虽然保持人身自由,但是已经成为被剥剥的劳动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他们必须向国家交纳赋税,供养婆罗门和刹帝利。第四等级是首陀罗。他们大都是被征服的本地居民,也有一些是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下,婆罗门不屑与他们接解,甚至连宗教活动都不许他们参加。如果首陀罗冒犯了婆罗门将被处以极严厉的刑罚。

等级森严的瓦尔那制度维护着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婆罗门和刹帝利不从事任何劳动,完全靠剥削生活,被视作天经地义。为了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编造出这样的神话:说天神用自己的嘴创造出婆罗门,用双臂创造出刹帝利,用双腿创造了吠舍,用站在泥污之中的双脚创造了首陀罗。因此,首陀罗应当奉命服务于前面三个等级。

为了巩固和加强瓦尔那制度,印度的统治阶级逐步制订出许多“达磨”,即“法”,也就是对各瓦尔那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每一种姓的人只能从事其世袭的职业,严禁低级种姓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摩奴法典》规定:“低级出生者因贪欲而以高级种姓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这就固定了各种姓职业的世袭性,从而保证了高级种姓的特权。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纯洁性,法典严禁不同种姓的人共同进食,同时强调各种姓实行内婚制,禁止异姓通婚。尤其是高级种姓之女嫁给低级种姓之男是绝对不行的。这在法典中有明确规定: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应处以体刑。”首陀罗只能同首陀罗互相通婚。在《佛本生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理发师的儿子爱上了离车族的一个少女。他父亲劝告说:“我的儿子,你不要把愿望执著在办不到的事情上。

你是理发师的儿子,属低级种姓(首陀罗),而离车族的少女属高级种姓(刹帝利),刹帝利的女儿是不能和你成亲的。”结果理发师的儿子在绝望中忧郁而死。

如果高级种姓的女人敢于与低级种姓的男子通婚,那他们就好像犯下了不赦的罪行,陷入悲惨境地,从此他们及其子女就会像阿提拉母子一样成为“不可接触的人”,这在印度是被排险于瓦尔那之外的最下贱的人,被称作贱民。他们的地位还不如首陀罗,在社会中最受歧视。按照法典的规定,贱民被掘弃在人们日常生活之外。他们只能住在村外,穿死人身上脱下的衣服,用破容器吃饭,夜间不能在村里和城里走动。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最脏的、没有愿做的垃圾清扫工以及搬运没有亲人的尸体、看坟或是做刽子手。当他们白天工作时,必须佩戴标记,还要不断发出声音,提醒高等种姓的人不要碰到或看到他们。因为,在高等种姓的人看来,凡是碰到或看到贱民,都是污秽的、不吉利的。据说,有两个婆罗门女子在进城路上,偶然看见一个贱民,马上跑回家去用香水冲洗眼睛。还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在旅途中由于饥细刻,使它们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梨俱吠陀》无论在神学上或文学上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最优美的抒情诗相媲美。

它还记录了印度最早的社会制度、民情风俗、哲学思维和天文地理。因此,《梨俱吠陀》既是最古诗歌集之一,也是最古的百科全书之一,它是印度文明的根源,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之一。

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后半叶,在印度就已形成了十六大国争霸的局面。兹据巴利文佛典的记载,录十六大国的名称及其都城(见下表)。

公元前6世纪初,各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最初是迦尸和居萨罗的兴起,接着是摩揭陀、尼萨罗、跋沙、阿般提四国的对峙,以后是摩揭陀和居萨罗的争霸,最后是摩揭陀霸权的确立。

国都

迦尸波罗奈

居萨罗阿瓵陀与舍卫城

鸯伽瞻波

摩揭陀

王舍城(又称山城,以便与翅迦耶的都城王舍城相区别)

跋耆吠舍离与糜提罗

末罗拘尸那罗与帕波

支提苏迦提末提

跋沙珘赏弥

拘楼因陀罗普罗室塔

般珗罗珗多罗拔提与甘庇耶

末地耶毗罗多那加罗

戍罗西那摩偷罗

阿役迦

阿般提

犍驮罗

甘谟惹

帕胆

优禅尼与摩希萨帝

坦叉始罗

难帝那加罗

频甡沙罗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519—前491年),摩揭陀开始强盛起来。它掌握了比哈尔地区的铁矿。频甡沙罗王征服了鸯伽,从而控制了恒河水道。他死后,由他的儿子阿珗世王(公元前491—前459年)继位,摩揭陀的国势日益强大,它的版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麓。大约于公元前364年,摩诃帕德摩·难陀在摩揭陀建立了难陀王朝。在难陀王朝(约公元前364—前324年)时期,摩揭陀统一了恒河流域以及恒河以南次大陆中部的一些地区。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7年)取代难陀王朝,使摩揭陀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518年,波期大流士的军队征服了印度河以西地区,并把那里变成了波期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领军侵入印度。两次外国军队的入侵,都曾遭到印度人民的反抗。波斯人和希腊人对西北地区的占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不同文化的交流。

这一时期,由于铁器在印度的普遍使用,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中,农业和手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在整个恒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工灌溉网扩大了,水稻已成为最主要的作物,其次是棉花的普及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频繁的战争急需精良的武器,这也推动手工业的发展。许多城市都出现了手工业的行会和商业行会,其首领称为“长者”。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巨大影响。

随着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以吠陀文化为代表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代表部落上层的刹帝利和下层的普通群众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差别日益扩大。过去那种以畜群来衡量财产的情况,已为土地和金钱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所取代。

社会的发展,列国的争霸,王朝不断的更迭,使过去那种婆罗门以吠陀规定的各种仪式统御整个社会的情况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婆罗门和婆罗门教的神圣地位开始动摇。种姓秩序不断调整变化,许多新的混合种姓产生了,有些出身卑贱的人在战乱中取得了王位,随着王权的日益强大,阶级结构的不断变化,阶级关系也在剧烈地变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哲学和宗教纷纷出现,形成了一种空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后世印度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的,是时代的产物。列国时代是奴隶制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学派和教派纷纷出现,共同反对独揽神权、高高在上的婆罗门教。在这种形势下,释迦牟尼是作为刹帝利和吠舍中的大商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出现的,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进行宗教改革的。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佛教的产生正是和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变革相伴随的。

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但真姓名常不用,通常称为释迦牟尼或佛陀。释迦是族名,牟尼是隐居林间的圣人,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陀意为觉悟者。此外,他还有如来、世尊、佛、佛祖等十余种称号。

释迦牟尼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太子,属刹帝利种姓。非雅利安人,有人说是蒙古利亚人。自幼受过婆罗门良好教育,兼习武艺。十六岁时与拘利城公主耶输陀罗结婚,生子罗畟罗。青年时期在宫廷内过着王子生活。据传说他曾四次驱车出游,路遇老人、病人、死人和苦行者,深感人生之苦。他二十九岁时舍弃王位,抛妻别子,出家求道,试图寻找一条能使人解脱痛苦的道路。出家后,他先到摩揭陀首都王舍城,跟阿罗逻·迦罗摩和优陀迦·罗摩子两位高僧学习,后来又到乌卢吠罗过极严厉的苦行生活。苦修6年,弄得身心衰弱,险些丧命而无所得,第7年来到加雅,静坐于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经过四十九天苦苦探索,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生死之真理——“解脱”,得道而成佛。早期佛教的佛不是神,而是觉悟了的人。

释迦牟尼得道后,在贝拿勒斯的鹿野苑初转法轮,获得成功,收了一大批门徒。随后,在他为求道而曾长期过苦行生活的乌卢吠罗又度化了1000多名苦行者。他建立僧团,制定戒律,规定僧侣不得拥有私产,要依靠布施生括,并有游方传教之义务。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一直在摩揭陀、鸯伽、居萨罗和跋祗等国布法,经常来往于王舍城和舍卫城之间,先后培养了摩诃伽叶、阿难陀、摩诃目犍连、优波离、舍利弗、罗喉罗等十大弟子。在释迦牟尼的极积宣传和组织下,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二:其一,得到王家贵族和城市富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积极支持。例如,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和阿珗世在首都王舍城为佛院及其门徒建立了竹林精舍,供其居住,并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舍卫城巨商须达多以布金满园之资,从波斯匿王子那里购得衹园,并在此给释迦牟尼建筑了优美的祗园精舍,等等。其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不分种姓吸收一切自由人人教,同时反对奢侈的祭祀仪式,用方言俗语传教。因此颇受下层群众欢迎。另外,它反对极端的苦行主义,只要求信徒过不苦不乐的“中道”生活,不必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也为王家贵族和富商所接受。这样,佛教很快就发展成了拥有广大信徒和社会影响的新兴宗教势力。

公元前483年,释迦牟尼从王舍城出发前往舍卫城,途中在拘尸那涅珖,享年八十岁。按照印度习浴,尸体被火化。附近8个国家的国王将佛舍利(骨灰)分成8份,各自带回建造瓟堵波(佛塔)供奉。

相传在释迦牟尼涅珖后的第四个月,佛教僧团在阿珗世的赞助下,在王舍城毗婆山的七叶岩举行了佛教第一次大结集。参加这次大结集的有500名和尚,故在印度佛教史上称为“五百罗汉大结集”。大结集由释迦牟尼的著名大弟子摩诃迦叶和阿难陀主持,用集体会诵佛陀生前谈法言论的方式,审订和编纂了佛教经典“律藏”和“经藏”,加上后来编纂的“论藏”,合称“三藏”。

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创立到公元前273年阿育王继承王位定为国教止为早期佛教,或称为原始佛教。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即深悟无常之苦以求解脱之道的四个真理。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其中苦谛是中心,是释迦牟尼说教的出发点。苦谛说明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五受阴)。所谓生、老、病、死之苦,即人生必须经过的出生、衰老、疾病和死亡四种痛苦。所谓爱离别苦即与所爱的人生离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与所憎恨的人相遇时产生的痛苦。求不得苦是欲得而得不到所产生的痛苦。五取蕴苦即身心的总苦。集缔是说明人生多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产生以上八苦的原因在于“欲爱”,人有欲爱必然要在身(行动)、口(言论)、意(思想)三方面有所表现。这些表现在佛教中也称之谓“造业”。佛教认为,欲爱、造业、果报、轮回、重新受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认为“欲为大患”,不解除此欲,人们始终要在变化无常的人世中经受痛苦。在阶级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受苦,是由于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可是佛教却掩盖了这一实质问题,把真正的苦因歪曲为欲爱,让人们去同自己的欲爱作斗争,而不是去同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这实质上是要劳动人民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当牛做马。灭谛是讲灭苦因。既然苦因根源于欲爱,因此灭苦因必须灭欲爱。佛教认为,欲爱灭则不造业,不造业则无果报,果报灭则轮回亦灭,轮回灭就可得到解脱,进入最高界涅珖。涅珖是佛教幻想出来的不生不灭,永远超脱轮回,克服了一切痛苦的寂静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死的代名词而已。那么,欲爱能否灭,涅珖能否达到?佛教主张“自业自得”,即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克服一切杂念,能够依靠自己得到解脱,而不需靠僧侣向神祈祷。大批佛教徒克己守法、孜孜以求,就是为了达到这种“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的境地。道谛是讲修道的途径和方法。按佛教的说法,要想达到涅珖境地必须修八正道。八正道是:“正见”(信仰正)、“正思维”

(决心正)、“正语”(言论正)、“正业”(行为正)、“正命”(生活正)、“正精进”(努力正)、“正念”(思念正)、“正定”(精神集中,禅定正)。这八条正道就是要人们脱离现实斗争,不要犯上作乱,循规蹈矩地生活,专心致志地修行,最后得到幻想的幸福。这是束缚人民大众的八具精神枷锁。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不过,早期佛教也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

早期佛教的阶级基础是刹帝利官职贵族和吠舍中的大商人两个新兴奴隶主阶层。它代表它们的利益,为它们呐喊,因此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发展很快。虽然在轮回转世说上它与婆罗门教相似,但总的说来它是反婆罗门教的,是有进步意义的。早期佛教的进步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反对婆罗门教固定不变的种姓论。列国时代,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王权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但由于受所谓神创四个瓦尔那谬论之束缚,王家贵族仍处于婆罗门之下,受到压制。另外,以刹帝利官职贵族和吠舍中的大商人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受到婆罗门教固定不变的种姓论的限制。早期佛教从王家贵族和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对婆罗门教进行了猛烈抨击。据佛教文献记载,佛陀曾告婆悉吒说:“你看那些婆罗门,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接着又告诉他说:“所谓梵种乃是欺诈,他们也是婚娶产生,与世无异。”这样就否定了种姓神创、固定不变和婆罗门第一的说法。

佛教在反对婆罗门教神创四个瓦尔那学说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创世说。佛教认为,世间最初本无种姓差别,后来由于为财产发生争讼,人们便“宁可立一人为主,以治理之。”于是世间便有王名,以正法治民,故名刹利(即刹帝利)。”按照佛教这种说法,最早产生的是刹帝利种姓,它当之无愧,应列第一。《长阿含经》中说:“刹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天人中为最。”“世间为第一。”佛教在肯定刹帝利的最高地位的前提下,按人类形成之初的职业分工,确立了其他三种姓的地位,即婆罗门居第二位,吠舍和首陀罗仍居第三和第四位。佛教对婆罗门和刹帝利的地位的颠倒,其目的在于排除婆罗门对刹帝利的压制,以使他们能够扩张其社会的和政治经济的势力。这对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另外,佛教把种姓制的产生看做是历史现象,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因而不再是人力不能改变的,从而也否定了种姓固定不变论。

第二,主张以阶级划分代替种姓划分。在早期佛教经典中,经常提到奴隶主与奴隶,称二者为“大家与奴”、“大家与奴婢”、“良人与奴婢”、“人与奴”、“王与僮”等。例如,《中阿含经》中说:“余尼及剑浮国(犍陀罗和剑浮沙)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增一阿含经》在谈到犍陀罗和剑浮沙的情况时说;“彼土人民有二种之姓,云何为二?一者人,二者奴。此二姓亦复不定,……或先做人后作奴,或先作奴后做人。”佛教如此把作为奴隶主的“大家”、“良人”、“人”、“王”与作为奴隶的“奴”、“奴婢”、“僮”直接对立,用奴隶制阶级划分代替种姓划分,从而消除了种姓制结构中旧的排列次序。这是符合要求改变现实地位的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第三,提出了“众生平等”口号。《长阿含经》中说;“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长阿含经》中又说。“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早期佛教提出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的低级种姓要求平等的愿望,在宗教生活上也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比之婆罗门教严禁首陀罗参加宗教生活是一种进步,对婆罗门教极力维护的种姓血统论是一个打击,因此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早期佛教所讲的“众生平等”绝非指在世俗生活上平等,它所指的是在宗教领域内的平等,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修道得到虚幻的解脱。因此,早期佛教尽管在与婆罗门教斗争中表现出一些顺应奴隶制发展的因素,但本质上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而绝非人民大众的宗教。

早期佛教和顺世论哲学

随着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奴隶制大国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在恒河流域的中下游,出现了许多反婆罗门教的各种教派和各种新的学说。摩揭陀国是这些教派的活动中心。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思想最急进的是顺世论哲学。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是族名。牟尼是隐居林间的圣哲,其名为悉达多,姓乔达摩。但其真名一般不用,通常称他为释迦牟尼,或佛陀(意即觉者)。释迦牟尼大约生于公元前563年,是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子,属刹帝利种姓。传说悉达多于十九岁那年,离别了双亲、妻儿,出家修道。经过七年的苦思冥想,终于得道成“佛”。这个故事纯系后人的虚构。我们知道,佛教是时代的产物,而绝非某一圣哲的大彻大悟。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早期佛教的产生正是和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传说中的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传道者。

列国时代,随着城市国家的发展以及在连年征战的过程中,作为军事贵族,刹帝利种姓不仅在政治上日益强大,而且在经济力量方面也日益雄厚,因此,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次等地位。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吠舍大商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显著提高了,他们极力要求打破婆罗门至高无上的种姓特权,打破他们对宗教、知识领域内的垄断地位。因此,早期佛教主要是反映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刹帝利种姓和以大商人为代表的上层吠舍种姓利益。

早期佛教否认婆罗门所宣扬的神创四种姓说,特别是对婆罗门种姓“出自梵天”的谬说,给予激烈的抨击,说他们是“愚冥无知,犹如禽兽”。早期佛教还力图在宗教领域内清除四种姓之间的严格界限,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说在佛门内不分种姓,凡释迦弟子,都可以靠自己的修行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珖境界。这些主张虽然是从刹帝利贵族和上层吠舍的利益出发,但也反映了一般人民大众要求平等的愿望。因此,早期佛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早期佛教并没有触动现实的种姓制度,当然也不可能解除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它给予劳苦大众的只是精神上的“安慰”。实际上,它是用宗教面前的假平等掩盖现实社会真正不平等,以达到维护剥削制度的目的。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意即四种“真理”:“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说人的一生总是要受苦的,生、老、病、死等都是苦。“集谛”是讲人生多苦的原因,有欲望就有行动(业),因而不免有轮回之苦。

“灭谛”是说消灭致苦的原因,要解脱苦境,就要消除一切欲望,进入佛教所理想的最高境界,即涅槃。“道谛”是讲修道的方法。按佛教的说法,要达到涅槃境界,就要修道。

佛教的这些玄妙之音,完全是骗人的,它以悲观厌世之苦来掩盖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阶级压迫之苦;以修道达至涅槃为目的,要人们放弃阶级斗争,追求那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

释迦牟尼死后,大约公元1世纪,佛教分成两大派,即“小乘”和“大乘”。“小乘”还保持早期佛教的原始精神,重在自我解脱,其理想境界为阿罗汉果(阿即无,罗汉即生)。“大乘”佛教接受了外道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释迦牟尼的学说,主张普渡众生,即不仅要自己求得解脱,还要帮助别人解脱,使皆“成佛”。“成佛”是大乘的最高理想。

佛教在印度曾经盛行一时。到公元3世纪中叶,佛教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过了几个世纪以后,又在东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顺世论哲学是古代印度的唯物论哲学。梵语称为“路迦耶陀”,意即“流行在人民中间的观点”,在我国的史籍和汉译佛经中称为“顺世外道”或“世间行”等名称,这派哲学的敌人认为顺世论哲学以花言巧语惑众,因而被称为“砍婆伽”哲学。这一学派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期即已出现,但其最活跃时期是在公元前6至4世纪。传说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佛经中称他为六大师之一。

顺世论学派反对一切宗教,否认神的存在,主张世界由“四大”元素,即地、水、火、风组成。这一学派大师阿夷多翅舍钦婆罗认为,人也是由“四大”组成,人死后“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皆悉坏败,诸根归空。”这里所说的人,是形体和意识的统一,形体坏了,意识也随着消灭了。“四大”都是物质,物质和物质的结合怎能产生意识呢?顺世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这是“四大”的一种特殊的混合,例如酒是用糖汁和稻米制成的,假若谁单独地吃糖汁或稻米是不会醉的;但是,把糖汁和稻米加以特殊混合而制成酒以后,谁再喝它就会醉了。同样,地、水、火、风这四个元素分开,是不会产生意识的;但是,当这四者结合而形成身体时,由于特殊的结合便产生了意识,这种意识既然是由“四大”组成,那末当人死后它也必然要和形体同时消灭。顺世论哲学在反对意识(灵魂)独立存在时还说:“剑可以从鞘中拔出,鞘和剑是不同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灵魂从肉体中拔出来”顺世论哲学的这些说法虽然是朴素的,但是它用物质解释人的形成的意识的存在,这就否定了万物为神所创造的谬说,从根本上打击了宗教的业力轮回、灵魂转移等说教。

顺世论学派激烈反对祭司阶级、吠陀经典和杀生祭祀的行为。他们说:如果像《吠陀》所说的那样,在祭祀中所杀的牲畜能够升天,那么祭祀者为什么不奉献自己的父亲呢?所以他们认为《吠陀》的编造者都是伪善的、狡猾的和贪婪的骗子。顺世论学派还反对种姓的不平等制度,认为婆罗门和旃荼罗(“贱民”)血管中流的血液都是红色的,人类是生而平等的。

顺世论哲学在奴隶社会里是得不到顺利发展的。它被看做邪门歪道,其著述绝大部分被烧毁,即使残留下来的部分著述也多被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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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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