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王元化文稿 下/思辨卷》（6）
二十八章《王元化文稿下/思辨卷》（6）近现代掌故
§188
谭嗣同的性格(1946)(《王元化集》卷一)
晚清提倡变法维新的人物中，性格顶可爱的，就要算谭嗣同了。后人对他毀誉不一，有的说他鲁莽，有的说他过激，有的说他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且撇开这些评论，不把他当做一个政治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看，谭嗣同的确有他的天真处。
用政治家的眼光看来，谭嗣同过于坦率，没有腹藏，好像一个敞开的大门，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出里面有些什么机关。戊戌政变失败，他多少要负一点责任：一错于看人不准，不应太相信袁世凯；再错于操之过急，只凭与袁一席话，就决定了有关存亡的大举。这些地方康、梁就比较老练，不像他那样缺乏政治手腕。但正因为如此，谭嗣同沾染的旧习惯、旧思想也少得多。他有一鼓作气勇往直前不畏任何艰险的精神，倘不早死，后来绝不致像康有为那样反而变成了进步的障碍的。这只要看他变法之志如此之坚定，就义之时如此之从容就可以断言。
戊戌政变事败泄后，谭嗣同可以逃，但他不逃，他不逃的原因并非对于皇帝的愚忠，而有更深刻的想法。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之变法未闻有流血者，此国之不倡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一段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的话，自今日看来，虽时隔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是仍旧令我们感动。据说延安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还把这段话摘引出来，大书而特书呢。
谭嗣同就义前，曾在狱壁题绝笔诗，诗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诗气势磅礴，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抗战敌伪统治上海时期，我在储能中学教书，向学生讲述谭嗣同的故事，背诵这首诗，曾引起学生们强烈的反应，足见其感人力量之深。
谭嗣同除参加政治运动外，平日有闲即作诗。当时的著名诗人是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黄是诗界革命的前辈，曾以“吾手写吾口”作为写诗的原则，后为胡适等所称道。谭嗣同作诗却仍袭旧格律，并未受到他同时代的同志所影响。但今日观之，黄以电灯、轮船等新名词入诗，开后来白话文风气，成为新文学的先驱，其功固不可没，但我个人仍然爱好谭诗。
梁启超为谭嗣同所作的小传中说，谭少年丧母，备受“孤孽苦”。我想这和他以后的性格养成多少有点关系。刘禹锡诗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历经磨难，往往锻炼了人的意志。
§189
袁世凯的“忌讳”(1946)(《王元化集》卷一)
清末民初，最会翻跟斗的人物就要算袁世凯了。他真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一时主张维新，一时又主张守旧；一时提倡革命，一时又恢复帝制。吃过他的亏、上过他的当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凡读过《百日政变记》的，就可以看出老袁那副老奸巨猾的面孔。这本纪事，是袁世凯自己写的，要知道老袁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顶好看他自己笔下活画出来的嘴脸。《百日政变记》写得最精彩的是袁世凯和谭嗣同的一段对话。谭嗣同在光绪天津阅兵之前，深夜冒雨赶到袁世凯的私邸去商谈罢黜西后事。这时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维新的成败在此一举。一方面谭嗣同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一方面袁世凯模棱两可虚与委蛇。一个是鲁莽的，豪爽的，热烈的；一个是练达的，阴险的，狡诈的。这一段记述真是有声有色，使两个不同的人物活跃纸上。袁世凯送走谭嗣同后，就跑到万寿山向西后去告密了，终果变法维新就被断送在他的手里。
老袁称帝时，盛况空前，老北京大概还记得热闹的情形。当时有两件事可以一提。一件是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个乞丐，招摇过市，口里数着“来宝”，前面我已忘记，末两句是：“一屁股坐上金銮殿，好像叫化子出大恭”，出大恭者，大便也，此暗射老袁称帝之不伦不类。第二件是，老袁登基之后，突下令将煤铺粉墙外面书写的“元煤”字样一律涂去，元宵店一律改称汤团店。凡是习惯太深，改口改不过来的人，就不免要受到连累。此令一下，最初大家成了哑口葫芦，弄得莫名其妙，唯恐一不小心讲错话。后来据懂得老袁脾气的人说，老袁极讲究忌讳，原来元、袁二字谐音，元煤者，袁没有也；元宵者，袁消灭也，都是不吉利的话。
老袁虽然变得这样神经过敏，禁令森严，可是结果皇帝没坐上多少天，仍旧完蛋大吉。讲忌讳不过给后人留下一个笑柄而已。
§190
嘉道两朝士气衰颓(1975)(《思辨录》第96条)
嘉道两朝，士气衰颓，浸成风俗。清统治者对汉族官员是不放心的，采取了严加控制的政策。龚自珍在《明良论四》中曾大胆揭露了这种“约束之、羁縻之”的苛细手段：“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大抵逆臆于所未然，而又绝不斠画其所已然。”这结果就是造成一批批谨小慎微、因循苟且的庸人。《明良论二》说：“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他们平时所关心的只是官场中的升降沉浮和个人得失，“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这种萎靡风气反映到学术界来，就形成了龚自珍诗中所说的“文格渐卑庸福近”的局面。当时读书人墨守着髫年学艺皓首穷经的传统道路，循规蹈矩，从不敢逾越一步。清王朝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禁锢思想的文化统治政策，一般读书人早就吓破了胆，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有志气的只能埋首故纸堆中，从事于训诂考据之学。嘉道两朝承前代的余绪，学术界更显得死气沉沉，变成一潭死水。龚自珍的《咏史》诗就是当时这种情况的逼真写照：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和他所结识的一些抗英派人物都是有胆识有魄力的人，自然看不起那批庸俗鄙吝的名流、才人、盐商、狎客。他们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给学术界吹进了新鲜空气。他们反对抱残守阙，主张经世致用。他们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几乎个个都懂兵法、治河、农业。在他们之中，林则徐和魏源可以说是后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林则徐主持编纂的《中西纪事》《四洲志》《华事夷言》以及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重新撰写的《海国图志》，是我国介绍西学的嚆矢。这几部书第一次为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海国图志》甚至对日本明治维新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
鸦片战争时的抗英人物(1976)(《思辨录》第82条)
根据手边有关人物的传略、年谱、诗文集来看，鸦片战争前夕抗英派的人物是声气相通的。不仅龚自珍、林则徐、皇爵滋、魏源、张际亮、汤鹏等彼此过从甚密，早就结下深厚的友谊，就连传说因抗议遣戍而以尸谏的王鼎，也和他们有着密切的来往。王鼎当时是军机大臣，身居高位，但他并不像一般宰辅鄙视龚自珍这个内阁国史馆的小小校对官，而把他视为困厄下僚的清客。道光十年，王鼎邀龚自珍等饮宴，龚自珍在《饮王少宰定九丈宅，少宰命赋诗》中称王鼎“恢博不弃贱士议”，说他平易近人，不摆大官架子，并推崇王鼎是个有肝肠、有血性、耿直不阿、强项敢言的人物。诗中说：“公之奏疏秘中禁，海内但见力力持朝纲。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迩来士气少凌替，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公其整顿焕精彩，勿徒须鬓矜斑苍。”这绝不是一般诗人墨客在这类场合所写的敷衍门面酬酢之作。后来，林则徐因抗击英军为投降派所忌，被遣戍伊犁，王鼎为他力争是非，终以身殉，足证龚自珍诗中推重的那些话绝不是阿谀之词。
当时，这些抗英派人物在厉行禁烟抵抗侵略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砥砺磋商，安危与共。龚自珍早就洞见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他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这篇序文写在鸦片战争十七年前，可以说是有眼力的。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奉旨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龚自珍作序赠行，劝林则徐“宜以重兵自随”，并且要求随林则徐南下，为禁烟效力。这件事没有成功。次年，龚自珍辞官回到家乡，感到战事迫在眉睫，渴望投身到这场反侵略的斗争中去。这种激切的心情，从他写的怀念林则徐的诗中生动地表现出来：“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皇爵滋、魏源等人也都是禁烟的坚决倡导者。鸦片战争爆发，魏源投裕谦军营协助筹划浙江防务。裕谦战败自杀，魏源愤而著书。他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鸦片战争的实录，堪称信史。当时的抗英派，除林、黄、龚、魏外，还有姚莹。姚莹《东溟文后集》曾记述他在京师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订交，作诗唱和，“慷慨激厉，凌轹一时”。鸦片战争时，姚莹任台湾道，曾大败侵台英舰，“毁其船，俘其人”。后来，他遭到和林则徐同样的命运，投降派诬他诳报军情，冒功欺罔；腐败的清政府将他逮问下刑部。在姚莹被逮由台押赴京师途中，张际亮正染疾在家，闻讯后，扶病陪送姚莹入都，义声动天下。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而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林则徐奉旨禁烟时，已经预感到道光的翻覆无常和投降派的牵肘作梗，他是怀着决心担起艰难重任的。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入于坎窞，所以不敢稍迟者，冀为中原除此巨患，至于一身休咎，已置度外(据《溃痈流毒》所录大意)。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曾记林则徐出都前谒座师沈鼎甫说：“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言毕二人相顾涕下。龚自珍同样是个有血性的人。道光十六年，龚自珍的友人王元凤以陈州知府获谴，道光皇帝亲自派使鞫审，特旨革职，发往军台。龚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关，逾八达岭而返，并在《说张家口》一文中，力白其冤。这时，龚自珍经常向人乞籴，几乎穷到无米举炊的地步，但他还是把王元凤的家属收留在自己家中(事见《潘阿细碣》)。这种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的行为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192
龚自珍与法家(1976)(《思辨录》第88条)
自儒法斗争说起，有些论者硬把龚自珍穿上法家号衣，编进法家队伍。杨荣国《中国简明哲学史》称：“显而易见，龚自珍的‘更法’思想，是和儒家的复古守旧的政治思想路线对立的。‘更法’是先秦法家商鞅的《商君书》的主要篇章，这说明了龚自珍是继承了法家变革的政治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尊法反儒思想。”为了证明此说，杨氏又援《乙丙之际箸议第六》所云“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为证，并加以解释说：“一个时代的统治和一个时代的学术是统一的，以此批判把‘圣人之学’作为万世不变的说教，提倡‘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效法‘法家申氏(不害)、韩氏(非)’为当代立法。”事实上是这样吗？《龚自珍全集》无一字提到过效申韩之法。就连申韩的名字也仅仅一见于《乙丙之际箸议第六》，这段话原来是根据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来阐明各家渊源所自，原文如下：“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后为纵横鬼谷子氏，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公孙龙氏，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韩氏。”这本来是袭用《汉书·艺文志》的旧说，几乎连文字也是完全相同的，可是《中国简明哲学史》却用来作为龚自珍效法法家“为当代立法”的根据。这样无中生有信笔捏造，说明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横行之际，写历史比写神话更可以不顾事实，更可以驰骋荒诞无稽的想象力。
龚自珍也从未推崇过商鞅，更没有提到过《商君书》。《龚自珍全集》中仅在《地丁正名》一文里涉及商鞅。这篇文章谈到康熙蠲免地丁赋，革两千年之苛政，“其实如此，其名未改，邸钞、缙绅书，仍称地丁，是实后稷而名商鞅、汉武也。名当亟正者此也”(秦时已按人头赋税，名“头会箕敛”，云梦出土的《金布律》可证)。这里对商鞅并未赞许，且有贬义。至于对王安石，龚自珍确实比较赞成的。道光九年，他的廷试对策，大致祖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他曾说“万言书实二言而已”，即：“窃惟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但他对王安石有褒也有贬。他在《保甲正名》中认为与其采用王安石的保甲法，不如采用《周礼》的五家相保法。他说：“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才，毕成三代之才者也。但其虑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他认为人们讥议王安石是不对的，但是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本身也有缺点。这一切说明他并不是什么“尊法反儒”的闯将。
§193
《京师乐籍说》(1976)(《思辨录》第98条)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辞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了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喻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三反，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194
“情”和“自我”(1976)(《思辨录》第101条)
龚自珍的“自我”是具有反宋儒唯理主义的意义的。《大清实录》载：道光登位不久就竭力鼓吹“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龚自珍在这时写的《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针锋相对地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这里对理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主宰人类的不是道，不是极(理念)，而是自我(这篇文章还提到原始社会各氏族以动物名称命名的情况：“众人也者骈化而群生，无独始者。有倮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翘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也者，人自所造，非圣造，非天地造。其匹也，杂不部居。倮人之不与毛、角者匹，其后政，非始政。”这些说明较《论衡》《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等有关原始社会各氏族的记载更进一步。它说明氏族社会的形成不是天地造，不是圣人造，而是众人自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的反唯理主义的个性解放就是他所说的“情”。自从资产阶级思想萌芽后，反封建的思想家、艺术家往往是通过“情”这一概念来表示个性解放要求的。在他以前，也是再三突出“情”这个字。《红楼梦》所写的就是那些具有“情痴情种”的叛逆性格。曹雪芹甚至把《红楼梦》另名为《情僧录》，更可为证。龚自珍大声疾呼要摆脱一切束缚个性的枷锁。那篇传诵人口的《病梅馆记》是表现这种思想的力作。
§195
从宥情到尊情(1977)(《思辨录》第102条)
龚自珍著有《宥情》篇专门讨论“情”这个概念。文中举出甲、乙、丙、丁、戊五人相互辩难。甲提出“哀乐也沉沉然”的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乙引许慎《说文》“情，人之阴气有欲者”而诃之。丙不同意乙的意见，引佛家之言：“欲有三种，情欲为上”，肯定了情的价值。丁把情与欲加以区别，指出乙以情隶欲，无以正确对待哀乐之正而非欲者，故乙非是。又指出丙以欲隶情，将使万物有欲者皆混淆于情，从而使情成为秽墟，成为罪薮，故丙又非是。他认为应该析言之，区别对待情的问题。戊引佛书“纯想即飞，纯情即坠”，指出佛家对情并不是析言之，或贬或无贬，而是一概诃之，故不得言情。龚自珍对于以上五种意见虽未加评骘，但他认为这些意见都未得正理。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情是一种阴气沉沉不知不觉袭上心来的东西，即使在“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它也会出现。由于他说不出这种感受的所由来，他把它称为“心脉”或“心病”。他不顾世人对情怎样看法，“此方圣人(儒——引者)所诃欤？西方圣人(佛——引者)所诃欤？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党我欤？孰诟我欤？姑自宥之，以待夫复鞠之者，作《宥情》。”这里显示了他摆脱旧传统的新精神。他写了这篇《宥情》十五年后，在《长短言自序》中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但是，十五年来，“锄之而卒不克”，于是“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这个怪物一直追蹑着他，盘踞在他心里，他想要摆脱，却无法摆脱，他越来越感到它的力量，于是由宥情到锄情，由锄情而尊情。嘉道之际，他写了题名《又忏心一首》七律，诗中虽未拈出“情”字，却正说的是“情”：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这里重复了《宥情》篇中的“心病”这一用语。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他感到它的力量像千年怒潮一样汹涌澎湃，就是万物不可抵抗的劫火也不能摧毁它。他说它像黑夜中的幽光狂慧时时袭上心来，使他慷慨激昂，无法自抑。他把自己在它支配下写成的作品叫做“寓言”。由于他始终没有说清楚“情”是怎么回事，更加上他用了“心病”“心脉”“幽光”“狂慧”一些惝恍的说法，所以直到后来，还有人说他“被变态的及狂放的心灵所支配”。其实，不纠缠在他的抽象术语中，他说的“情”还是可以理解的。龚自珍所说的“情”就是反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自我”。
§196
“横以孤”(1978)(《思辨录》第93条)
龚自珍冲决封建罗网的大声疾呼是使他遭到当时人非难的主要原因。不仅他的友人姚莹说他“言多奇僻”，就连他的知交魏源也写信给他进忠告：“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廷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这些话说得很恳切。唯其恳切，更说明了对他的知交是多么不理解。他竟把他那反映时代呼声的大胆思想说成是“不择言之病”，把他向封建社会挑战的勇敢精神说成是“德性之疵”。敌人的诽谤只有引起轻蔑，可是一位朋友出于善意的误解，将会使人感到多么沮丧和痛苦。今天我们可以公平地来评断魏源和他之间的这种分歧了。他死后，次年，他的儿子龚橙抱遗书至扬州就正于魏源。经魏源论定并校正章句违合，编成《定盫文集》。文集中有些诗文保存了原来的字句和魏源的校改。两者对勘，所改的大抵是磨去原文的锋芒。如《饮王少宰定九丈宅，
少宰命赋诗》中“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魏源改作“不使朝宀一争锋芒”。原诗“毋乃大官表师空趋跄”，魏改作“如鱼逐队空趋跄”。原诗“所惜内少肝与肠”，魏改作“畴肯报国输肝肠”等等。经此一改，原作的机锋尽消。这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两人思想分歧的佐证。魏源尚且如此，其他人不问可知。后来似乎只有程秉钊对他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可是这种人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麟角。在涉及封建社会根本问题方面，他们那种异乎时流的新态度、新眼光、新思想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因而他们是孤独的。龚自珍把他这种心情写在《纵难送曹生》中。这是一篇使人感到心灵震撼的悲壮文字。他假借“求三代之语言文章而欲知其法”来暗示自己向往的革新事业。他说：
天下范金、搏垸、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于士也，求三代之语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适野无党，入城无相，津无导，朝无诏。弗为之，其无督责也矣。为之，且左右顾视，踆踆而独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颓然退飞也夫?……其志力之横以孤也，有以异于曩之纵以孤者乎?(“横以孤”指在自己时代处境孤独，“纵以孤”指历史上处境孤独的先辈。——引者)
接着，他似乎在告诫自己，不要孤芳自赏，以为：
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范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贤。吾有垸而方员之，有楮而缋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几而雕镂削治之，愈密愈华愈贤，吾又大于贤。……夫横者孤矣，纵孤实难，纵者益孤，夫汝从而续之，不难其止。
读了这些话，不难看出那种视他为狂妄自大的成见是多么不符事实。
§197
鲁迅与太炎(1981)(《思辨录》第105条)
鲁迅留学东京时曾师事章太炎，受到章太炎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不仅是文字学，也不仅是排满思潮，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例如关于今古文学派的看法，对法家所采取的比较肯定的态度，以及对疑古派的反感，都留下这种影响痕迹。在近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是推重讽刺文学的为数寥寥的思想家之一(此外是在他之前的龚自珍)。这里顺便说一下，鲁迅似乎从未提到龚自珍。首先，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对他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讨。章太炎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其次，章太炎继清代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传统偏见，著《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鲁迅曾校《嵇康集》，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籍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把魏晋时代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说法不仅中肯，而且具有卓识。他在涉及古代文论时，每每征引陆机、刘勰之说，并以新见解加以引申，不仅殚其底蕴，且发扬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对《文赋》中的“榛楛弗剪”这一论点的阐发就是明显的例子。笔者在拙著《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五引鲁迅论《文心雕龙》之文，其见解之精辟，就是今天看起来也令人折服。例如，鲁迅引《程器篇》“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也”，加以按语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又引《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加以按语说：此言后世模仿《离骚》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这类见人所未见的简短按语所包含的深刻内容足以耐人细思寻味。自然，以上这些观点并非来自章太炎，但章太炎的《五朝学》对魏晋时代文学所作的肯定评价，应该说对鲁迅是起了诱发作用。
§198
鲁迅与周作人(1981)(《思辨录》第109条)
我们需要从鲁迅作品中去探索其中所涉及的人名、书名、事件等和他在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就是对于他并未正面涉及的，也要善于去分辨，去寻找其蛛丝马迹。例如，鲁迅晚年有些文章是以周作人为对象的。据我浅见，鲁迅的《喝茶》就是和周作人的《苦茶随笔》针锋相对的。这篇文章十分精辟地勾勒出在大动荡时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那种回避现实，不敢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却又变得具有病态的敏感、细腻，以致不能经受时代风暴考验的懦怯性格。再如，鲁迅在《“题未定”草》第九篇中引张岱《琅嬛文集》述明末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中的君子与小人一段所发的议论，也是驳斥周作人的。两人同引这段话，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相反结论。这些地方都未有只字提及周作人，只有读了周作人文集后，进行比较，才可见出端倪。鲁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代表同一时代两种思潮的争辩。如果有人写出这一对兄弟如何在早期重视手足之情，以后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而产生了矛盾，那将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199
《鲁迅传》与传记文学(1981)(《思辨录》第111条)
解放后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料，写出了许多回忆录、事迹考之类的专文或专著。在资料整理方面，如辑佚、校勘、疏证、注释、考据等等，更是做了大量工作。这都为写作《鲁迅传》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什么新的《鲁迅传》偏偏姗姗来迟至今没有人写出来呢?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有关。在我们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直到目前为止还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传记文学这一课题似乎始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在国外，传记文学早已成为专门名家的学问。且不说所谓“拿破仑学”的学者所写出的充塞各国图书馆内的为数众多的拿破仑传，仅以卓别林的传记来说，以我有限的见闻，就不下六七种之多。有卓别林本人写的自传，也有别人为他写的传记。而且写法不同，各有各的侧重面，各有各所选择的角度，很少雷同，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例如，二次大战前法国作家菲力普·苏卜根据卓别林在影片中所创造的那个流浪汉所写的《夏洛传》，就是通过卓别林的艺术创造来探讨他的内心世界。这在传记文学中别具一格，被称为“幻想人物传记”。如果我们把国外的各种传记的写法进行比较研究，是有助于丰富传记文学理论的。我国史学在世界素享盛誉。黑格尔曾经说，印度虽以史诗著称，但却是个史学很不发达的古国，在那里年代记载纷乱不全，使人茫然不可测知。他对中国两千年来从未中辍的史书，感到了惊讶并表示了赞美。我国古代史学家以编年体或纪传体来写历史。《史记》中的列传，既是历史，又可以说是早期的传记文学。我以为，对于我国史书中的传记文学更应加以总结，把总结的成果引进到我国传记文学的理论中来。
§200
鲁迅研究和利用科研成果(1981)(《王元化集》卷二)
科研工作有一个利用已有成果问题，这也是采用综合研究法经常碰到的问题。任何研究工作者都不可能靠一己的力量精通和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门门学科，他需要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凭借，联系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钻研下去。这些科研成果越是成绩斐然，他的研究也就越能达到高水平。这种情况可以用俗话所说的“水涨船高”来做比喻。一个国家往往很难使某一学科单独地取得超越的惊人成就。为我国所发明并具有古老传统和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的针灸，现在已发展为针刺麻醉。可是由于在有关机制研究方面(包括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等的科研工作)跟不上，以致在针灸理论研究上就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文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不得不依靠史学、哲学、美学等已有的科研成果。倘使研究者选择的专题所涉及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成果，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那会是一件令人感到苦恼的事。我想，这种苦恼是不少严肃认真的研究者深有感受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利用已有科研成果，不是就现成、图省力，更不是指那种转相抄袭的陋习。掠人之美据为己有的抄袭之风，似乎至今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少有人出来加以指摘。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中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所谓利用已有科学成果，应该是在别人所达到的成就上，联系自己研究的课题，进一步做更刻苦更深入的钻研。要对别人的创见采取尊重态度。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或脚注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学术道德风尚。
在鲁迅研究上利用已有科研成果问题，已经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虽然目前可资利用的科研成果除资料性的外尚不太多，但毕竟不是没有。例如有些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对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就颇有参考和借鉴价值。自瞿秋白提出鲁迅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观点以来，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们对于鲁迅早期的进化论的思想的研究，似乎一直踏步不前，没有多少进展，还留下许多有关问题需要解决。“五四”前后，进化论成为当时的进步思潮，而且各种流派的作家，从鲁迅直到胡适，大多卷入这个思潮中。为什么在“五四”时代，进化论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巨潮？那些受到进化论影响的思想家在吸取进化论观点上又有什么分歧？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什么关系？和严复的《天演论》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应该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重点，可是目前尚缺乏深入的钻研。我觉得，鲁迅研究者很可以借助最近出版的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论严复》一文来解决上面最后一个问题。鲁迅自称受到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赞许严复的感觉敏锐，又说他不是翻译而是做了《天演论》。《论严复》一文论述了严复的思想渊源，指出《天演论》一书按语中多以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来反驳赫胥黎的人性善的社会伦理学说，并且阐明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何以在当时对中国进步思想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自然，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其本身来说是具有反动性的，但同时它也为一些进步作家所接受。因此，我们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学说，还需要作出更深入更全面的评价。我以为，鲁迅研究者倘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顺藤摸瓜，一步步深入，就会在鲁迅早期的进化论思想问题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目前停滞不前的局面。希望史学界、哲学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创造更丰硕的成果，以作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起飞跳板。
§201
龚自珍生平行事(1986)(《思辨录》第89条)
龚自珍的生平行事往往越出了当时读书人恪守的规范。他的同时代人曾描绘了他的肖像：“广额巉颐，戟髯炬目，故衣残履。”他做人不懂世故，说话不知顾虑，交游不问身份，他在《能令公少年行》中说：“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诗前序曰：“龚子自祷祈之所言也。”这还只是理想。道光七年，他写了《自春徂秋》的组诗，其中一首说：“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这却是纪实。他确实常和社会底层的人来往。他的一位友人记载他“曾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饮”。道光十九年，他辞官南返，在归途中行抵淮浦，看到运河两岸有许多船夫拉纤过闸，运送粮船。他想到自己在京师也曾耗费官粮，颗颗俸米都沾染着人民的血汗。深夜，他坐在旅店里听到运河岸边的船夫号子声阵阵传来，心情激荡，他用旅店的鸡毛笔在账簿纸上写下自己的情怀：“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还写下一些诗:有的是记他的保姆金媪(《己亥杂诗》)，有的是记他结识的侠士(《送刘三》)，有的是记他童年的伴侣段叟——一位寄食他家穷途潦倒的远亲。他在《寒月吟》中倾吐了对这位孤独老人的眷念：“我有生平交，外氏之懿亲。自我慈母死，谁馈此翁贫？江关断消息，生死知无因。八十罹饥寒，虽生犹僇民。昨梦来哑哑，心肝何真清？翁自须发白，我如髫淳。”这些小人物纯朴率真，他们的高尚品质远远胜过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和追名逐利的名流学士。他说他们“愧杀读书人”。
他在与魏源笺中，对于那批浮在社会上层的渣滓，作了生动的刻画：“居亭主犷犷嗜利，论事则好为狠刻以取胜，中实无主。野火之发，无司燧者，百里易灭也。某公端端，醉后见疏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疏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为呆稚以行其老诈。某一席之义前后不相属，能剿说而无线索贯之，虑不寿。朝士方贵，亦作牢骚言，政是酬应我曹耳。善忌人者术最多，品最杂；最工者，乃借风劝忠厚，以济锄而行伐，使受者伤心，而外不得直。骛名之士如某君，孤进宜悯谅也。某童子妍黠万状，志卖长者，奸而不雄，死而谥愍悼者哉！”这真是一竹篙打一船人。他情愿与屠沽游、驺卒饮，就是认清了这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的缘故。在他的文章中也留下他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靠拢的痕迹。《说居庸关》记述了他在山径狭道上与骑骆驼的蒙古人相挝戏。《乙丙书》记述了他走向民间采访世情民隐的事例。他说：“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今学士大夫谢之，以为不屑知，自珍获知之，而以为创闻。”这些都说明了他那“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的胸襟怀抱。
他在被漠视、被曲解中度过了一生。贫穷成了他的伴侣。他家时有索逋者上门，几乎日闻剥啄声。他的官俸本来有限，辞官前又被罚俸，使他不得不南下乞籴。他在晚年借宴游以抒淹郁之抱，赋《寱词》三十余首，自称“醉梦时多醒时少”。他曾经感叹“一世人乐为乡愿，误指中行为狂狷”。他的心情是苦闷的，终于在寂寞中悒悒以殁。
§202
“以理杀人”(1987)(《思辨录》第87条)
过去戴震曾直斥后儒以理杀人，大声疾呼反对压制个性的“遏欲之害”，主张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他并不是主张纵欲，而是反对禁欲。要使人各遂其欲，自然各种恶劣情欲也会趁机出现，对于这一点，他曾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命题，这就是不能因为有恶劣的情欲而去谴责情欲本身，正如不能因为有恶劣的思想而去谴责思想本身一样。因此，不能为了要消除恶劣的思想就去禁锢思想，为了要消除恶劣的情欲就去禁锢情欲，这样，将会使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产生一种对世事极端冷漠的态度。不过，戴震为情欲所作的合理辩护，并没有导致他更进一步去阐明欲和自我的关系。相反，他把欲和私严格区分开来，多少意味着他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既定看法，而去对自我作认真的再估价。直到龚自珍才大胆提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
§203
不拘一格降人才(1987)(《思辨录》第94条)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
嘉道两朝正是取得恶果的时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就是描述这种“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景象：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产生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会出现才偷、才驵、才盗。他宛如置身荒涼的墓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那首“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著名诗篇。他感到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渴望看到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委琐。《全集》收有他的语录，其中一则记述他讲解《四代》篇：“子曰：平原大薮，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渊大川，必有蛟龙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见器见才焉。”他说：“孔子观人如此，今之观人者，喜平原无草木者，见虎豹则却走矣。”大概这就是他由才相、才史一直连类及才驵、才盗的缘故吧。他的悲壮呼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反映了这种要求。
§204
“蛆虫儒”与“蛆虫僧”(1987)(《思辨录》第95条)
龚自珍喜好百家之言，并不独尊儒术，不守儒家绳墨，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尽量做到不囿于主观成见，不蔽于前人旧说。这方面大致是继承了戴震、段玉裁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段玉裁是他的外袓父，曾授他文字学；而段玉裁本人则是戴震弟子。《经韵楼娱亲雅言》曾引戴震一句名言：“知十而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可见戴震是最讲求真实性的。在经籍诠释方面，他严守“传其信不传其疑”的原则。后人说他倘没有确凿的证据，“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龚自珍的治学方法，可从他写的《抱小》篇中窥见端倪：
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忠，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
他说：“儒但九流一”；对于儒家末流，他更加以尖刻的嘲讽：“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这正如他把佛家末流斥为“蛆虫僧”一样。按他在《正译第七》中引佛言：“我如獅子王，一切无畏，畏狮子身自生蛆虫，食狮子肉。”把奔逐利禄以恫吓挟制较量罪福的禅师名为“蛆虫僧”；则那些“颜益厚”的儒家末流，正不妨目之为“蛆虫儒”。
§205
说掌故(1991)(《王元化集》卷七)
刚刚寄奉一信，翻书得黄宗羲事一条，摘钞供你为余姚地方写稿的参考。
此事见于胡思敬《国闻备乘》。胡为清遗老，张勋复辟曾授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未就任，复辟已失败。《国闻备乘》有《三先生崇祀》一条，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崇祀文庙经过。大意谓，光绪即位甫二年，郭嵩焘倡从祀之议。郭归自海外，称服西洋。礼部尚书徐相恶之，疑其一乡阿好，遂引曾国藩序文，本表章夫之之人以驳夫之(船山遗书为曾氏所刻，曾序中有“纯疵互见”之语)。郭嵩焘无以难之，从祀之议遂寝。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上夫之书于朝，复申前请。礼臣再引《四库总目》议驳，言遗书杂儒佛老庄混为一途，又有《潇湘怨》等各体，事涉游戏，不得谓为无疵。《四库总目》为高宗(乾隆)钦定，胡思敬说礼臣这种手段是“借圣谟以箝群议”，以致使廷臣更无敢置喙者。至于顾黄崇祀之议，则自陈宝琛发之。是时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以李鸿藻为首，孙毓汶、张之万、张佩纶等附之。南党主准，翁同龢为首，孙家鼐、孙诒经，汪鸿銮、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主驳者谓顾黄二儒，生平著述仅托空言，不足当圣学传授道统之目。议上，祖阴等联名疏争，诏下廷臣再议。北党复推满大学士领衔，请仍照礼臣前议，其事遂寝。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主准者十居八九。惟礼部郎中吴国镛不好新说，以黄氏书驳杂，摘其可议者数条，上说贴于堂官。尚书溥良以为是，侍郎曾炘以为非。然部务当由尚书主政，遂拟稿准顾王而驳黄。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诣内阁会衔，邮传部尚书陈壁先画诺，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继之。画未竟，而张之洞遣使持说贴至，大意言黄学与孟子相合，议驳非是。举座愕然，各逡巡遁去。次日邮传部咨行礼部，取消陈壁花押。润庠、名侃亦各行文取消。其畏惧政府如此。
以上摘录史料可补正史之未备。近来我对清代掌故颇感兴趣，曾请人找来近百种，于夜间枕上翻阅。并摘录若干则，写成《夜读钞》，发表在晚报上。清人掌故继前人笔记、野史之后，形成一具有特色的体裁，它较笔记或野史所接触的面更广，内容也更丰富。程秉钊称掌故之学创于龚自珍“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龚自珍所写的《杭大宗逸事状》就是他记述杭世骏文字狱的一篇掌故。今天倘有人将清代的掌故加以搜集整理，并进一步研究疏理，一定可以发掘出不少有意义的东西。就以上面摘钞的《国闻备乘》来说，在崇祀顾黄王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当时一些朝臣身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他们议事的方法，以及顾黄王的历史地位是怎样逐渐确立起来的。这一则还不是突出的例子。我在读清人掌故中，了解了不少清代的政治、法律、文化、风土人情……这些事在掌故中是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呈现出来的，而一旦反映在正史中，就变成了抽象的概括了。
§206
曾国藩著“挺经”(1992)(《思辨录》第68条)
相传曾国藩自言欲著“挺经”，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国藩子颉刚，曾任驻英法公使。颉刚婿吴永，著有《庚子西狩丛谈》。其中记李鸿章对吴口述故事：
我老师(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应为‘与’——引者)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就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前人据此，称“挺经”之刚，具有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
§207
宦术(1992)(《思辨录》第69条)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威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一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囯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统治政策，只要读了《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势危甚。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的确要高明多了。
§208
李鸿章办外交(1992)(《思辨录》第70条)
李鸿章是清末主持外交的重要人物。梁启超说他“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弱国无外交，这本是常理，今对外竟出以轻侮态度，似乎不可置信。但前人笔记中，多有此类记载。甲午之役，伍廷芳以议和随员赴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谈起十年前奉使至天津订约事。伊藤说，李鸿章态度威严，有“追忆令人心悸”之语。此类传闻颇多，有人甚至大肆渲染李鸿章在签订战败的屈辱条约时，用这种对洋人的轻侮态度，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亲王亦苦之。公(李鸿章)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问：“尔今年年几何矣？”外人最恶人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踧躇而去，自是气焰稍杀矣。
这一记载虽然使人痛快，但似乎有些可疑。以年龄辈分压倒对手，只是我们的传统习俗，西方却并不管这一套。《庚子西狩丛谈》也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一日，华官与洋人议重大交涉。洋人态度嚣张，气势汹汹，而华官危坐祗听，始终只回答一二语，面赤赧颜汁，局促殆不可为地。俄顷中堂(李鸿章)入门，左右从者只二人，才入厅数步，即止不前。此时三洋人之态度，不知何故，立时收敛。一一趋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谨饬。中堂若为不经意者，举手一挥，似请其还坐，随即放言高论，口讲指画。两从人为其御珠松扣，逐件解脱。似从里面换一衷衣，又从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数说，而三洋人仰注视，如聆训示。喧主夺宾，顿时两方声势大变。《庚子西狩丛谈》本记吴永口述故事。这一则却是刘焜记他本人事。当时他到总署访友，亲眼见到这一场面。接着，他说：
再观列坐诸公，则皆开颜喜笑，重负都释。予亦不觉为之大快，如酷暑内热，突投一服清凉散，胸间郁火，立刻消降。……吾友因为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见过两次，或者是外交一种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谓如此则公真吃饭穿衣，浑身皆经济矣。语虽近谑，而推想亦不无理致。
清季外交不务实际，多舍本逐末，在许多琐细事上如礼节、称谓等问题上纠缠不休，甚至闹出笑话。据某笔记载，在民国初年，杭人黄保如司马，办理天津洋务局事务。一日，美领事招饮，仅请黄一人，领事夫人同坐。席将散，领事有公事先辞出，夫人留黄坐，黄虑遭物议，强辞而去。结果弄得不欢而散。曾纪泽(颉刚)于光绪初奉命使法。他偕夫人出国前，先郑重致书法国使馆，谓有“极重要之事，须与台端商量”。信中说：“鄙人此次挈携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国仪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与西国女宾来往，不必与男客通拜，尤不肯与男宾通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子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这是光绪初年的事。还是个开通而了解西方的外交官。
他在信中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礼节问题，而其中所规定的礼数又是这样详细琐碎，这在外交史上可说是特殊国情。
§209
伪造合影(1992)(《思辨录》第73条)
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均为晚清的封疆大吏，三人鼎峙，有赫赫之名。时论“南皮(张)屠财，项城(袁)屠民，西林(岑)屠官”，三屠之名流传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岑春煊卒于一九三三年，晚年撰《乐斋随笔》，述其亲历之史实，自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直至民国初，袁世凯篡窃国柄，以帝制自为，一一收录。其中亦夹杂若干身边之事，如处心积虑，时欲加害之类。下面二事虽琐细，但可见袁之狡诈狠毒。岑称，李鸿章在北洋，积存历年洋商所缴购买船械回扣，达数百万。李去北洋之日，移交后任，袁世凯据而有之，挥霍无度，并借以献媚宫廷，固结党援。袁与岑交恶，尝语其私人某曰：“君等但知与西林(岑)为难，而不审要害所在，何能致人死命。”某请其说，袁微哂曰：“在报销耳。”另一事则较离奇：“(袁)知东朝平生最恶康梁师弟，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语者然。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亟谋所以处置者，枢臣固请如瞿相之例。”由于岑春煊在慈禧西走时护驾有功，结果未予深究，只是谕令“以久病未愈，准其开阙调理”。此事胡思敬《国闻备乘》亦有记述。胡称，照片乃是粤人蔡乃煌献给袁世凯的，袁交弈劻密呈太后，作为交通乱党之证。案当时照相馆已有将不同影片合而为一之术。据鲁迅称，咸丰时就已有照相馆，他在少年时曾见过照相馆陈列的二我图、求己图之类。这类照片即是将二张合一而成的。
[同年补记]本文发表后，傅杰抄来以下资料，现录于文末以备考。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云：“陈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粤，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有籍其家者。粤人悬赏十万金，谋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红标。知春煊与项城有隙，西后西幸，宠岑在袁上也。乃由粤人蔡乃煌谋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广售京津，由蔡辇巨金谒袁，转李莲英，密上西后。西后阅之大怒，遂有调岑离粤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获巨酬，以金办港省轮船公司，珠江码头划归陈有，其家今尚食之。出此奇计，少白得有陈平之目。”事出当事人自述，史家以为较《国闻备乘》之得于传闻者为可靠。同书其后又记：“春煊知为相片所绐，自辇巨金求计于莲英。莲英又以西后扮观音，自扮韦陀，同坐一龛，上相片于西后曰：‘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见民间伪造，藉观朝纲，从前岑春煊、康有为等照片，想亦类此。’西后对岑意解。”
§210
刚毅识杨金龙(1992)(《思辨录》第74条)
稍不如意辄加人以恶名，这是清末的一种陋习，前已述及，现再举另一个例子。某笔记称：
庚子夏，那拉后命义和团攻驻京各使馆，端王等字谕各直省大吏，先杀外人侨居内地者。岘庄(刘坤一)先奉旨而秘不宣，乃严檄水陆防营，保护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江苏提督杨金龙亦得密诏，复奉刚毅私书，嘱其驻师吴淞，专击列国兵舰商船及各教党，金龙立率所部移屯吴淞。岘庄闻之大怒，别饬俞统领持令箭往，谕之曰，杨金龙不遵令，可持其头来。杨始撤兵回防，乃大哭，复书刚毅云，刘坤一身任封疆，不保国而保外人，真汉奸也。剛毅持其书示其友人，皆赞叹以为忠臣语。
笔记又记，在此之前，刚毅奉西太后命，自江南搜刮归，西太后要他密保将才，刚毅奏曰：“江南武员，唯有杨金龙，可称古之将才。”俗云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此亦一例。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的是西太后问：“能比何人?”刚毅答：“可比古人黄天霸。”
§211
司官护法(1992)(《思辨录》第75条)
晚清朝政昏乱，官吏颟顸，但也还有一些司法官不畏强暴，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王造《方家园杂咏纪事》称：“光绪五年，慈禧遣阉人赴太平湖之旧醇王府，出午门。凡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护军依例阻之。阉持势用武，护军不让。阉归告慈禧，谓护军殴骂。时慈禧在病中，遣人请慈安太后临其宫，哭诉被人欺侮，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兼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立决。祖荫到署传旨，讯得实情，护军无罪。秋审处坐办四员，提调四员，皆选自各司最精于法律者也，同谓交部则依法办。倘太后必欲杀之，则自杀之耳，本部不敢与闻。祖荫即以司官之言复奏。”(《一士谭荟》中《庚辰午门案》记此事与《方家园杂咏纪事》略有出入：“八月十二日，孝钦后命侍阉李三顺赍物出宫，致其妹醇王福晋，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三顺不服，遂至争哄。”此记载可纠所述细节之误。)这个案子因拗不过慈禧的泼辣哭叫，捶床村骂，终于还是“曲法拟流”。但刑部秋审处的八位司官，敢于持法不阿，毕竟还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刑署中对这八个人有“八大圣人”之称云云。
§212
水晶灯笼(1992)(《思辨录》第76条)
清末御史高树深知进言之难，稍一不慎，就可能获罪。他曾著《金銮琐记》，其中提到庚子时，直隶总督王文韶上疏，言不宜围攻使馆，篇末云：“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其言一放即收，颇得进谏之妙。端王载漪初读王疏，以为当杀，等看到篇末语，遂不加罪。高树对此颇有感慨地说：“人谓相国(指王)不愧水晶灯笼之名。”并有诗以讽之：
表里玲珑似水晶，一篇疏谏矢忠贞。篇终转语能纾祸，福寿康强得令名。
高树讥弹王文韶是把他和抗争进攻使馆，沥言不宜开衅而遭诛戮的总理大臣许景澄、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相比较而言，我觉得高树的批评未免有些过头。批评时也应考虑到当时进言的难处，而不应要求人人都做批逆鳞的英雄。这里可以再举一例。庚子两宫西狩，张之洞欲请废大阿哥，得赴行在之召后，由豫入陕，行程愈近而心愈惧，筹思措词之难，夜不成寐。因为清律规定，臣下言及立太子，废太子，皆当大辟。一日至潼关，登山远眺，仍自己心口相商，推敲字句，心忽然开朗，口中自语曰：“不如我们自己料理。”默自审谛，不误。是夕，始能睡熟。后来，到西安召对时，即以旅途熟思语对：“闻洋人在上海已先议决，除杀端王外，尚有专条干涉大阿哥事。倘洋人提出，伤我中国体面太大，以臣愚见，不如我们先自己料理。”太后正在为自身安危担心，闻此连连点头。不数日，废溥儁之议遂定。我以为诸如此类推敲进言之法，似不应讥为水晶灯笼。只有窥伺上意，随声附和之徒，才可被以玲珑剔透之名。《金銮琐记》又记，在召对围攻使馆问题时，“兵部尚书裕德曰，奴才愿太后、皇上以天下国家为重。太后不理。三言之，仍不理。学士(朱祖谟)窃笑其言空洞无物，然不触犯天威即在此”。为了避祸作如此模棱语，自然可笑，但也只能说是胆小糊涂而已，至于水晶灯笼则应属于另一种类型。
§213
周汉其人(1992)(《思辨录》第77条)
光绪初，湖南风气尚闭塞，自陈宝箴诏授湖南巡抚，行新政后，一时人才济济，天下靡然景从，有人甚至比之于日本变法之诸藩。宝箴于三立文集中有《巡抚先府君行状》，曾记一事，为外间所罕闻：
先是府君锐兴庶务，竞自强，类为湘人耳目所未习，不便者遂附会构煽，疑谤渐兴。其士大夫各扶党挤排，假名义相胜，寻复有周汉事。周汉者，官至道员，宁乡人，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为湖广总督落其职，而海内多奖谓忠义，尤为乡人所信重，至是复刊贴布乡县，府君方痛胶州事，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世竟用此争齮龁府君矣。
这里记述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改革遇到传统势力的阻挠是颇为生动的。像周汉这样自以为伸张正义的硬汉子，尤为惟妙惟肖，真有一种真理在握、睥睨群小的棍子气派。《行状》中所谓“揭帖”，亦称“白劄”，为当时士人刺议时政的方法，亦相当于今之贴大字报也。
§214
沈荩之死(1992)(《思辨录》第78条)
章太炎在上海狱中事，近来常常被人说起，而与太炎下狱同时，沈荩在北京被捕事，现在似乎很少为人提到了。太炎于狱中有怀沈荩诗：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中门。
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我在鲁迅文中初读此诗年方少，那时华北风云日紧，日寇蠢蠢欲动。太炎诗的雄沉悲壮，令我激越。光绪二十九年，沈荩遭吴式钊潜陷，被内务府郎中缉获入狱。次年，王照入狱，闻狱卒言沈荩就义经过。出狱后，王将其事写入《方家园杂咏纪事》诗末的杂记中：
夜半宫中传出一纸，天未明而沈已碎尸矣。其明年余入狱，所居即沈之屋，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狱卒言，夜半有官来，遵太后手谕就狱中杖毙，令狱吏以病死报。沈体极壮，群杖交下，遍身伤折，久不死。连击至两三点钟，气始绝云。余闻而惕息。
王照称，西太后开“破律乱法之端”，除杖毙沈荩以病死报外，还有曲法斩决午门护军一事。在此以前，清朝的司法对于皇帝也还是有独立性的。如同治十三年，甘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良为匪，屠数百人，被大吏奏劾，拿解入京。时盛传同治庇袒成禄，已谕末减。其实这事并不可靠，只是谣传。但是御史吴可读却信以为真，上疏忿争。疏中有“请斩成禄以谢某县之民，斩臣之头以谢成禄”等愤激语。同治暴怒，面谕刑部“必杀此獠”。清律，凡死刑须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全堂画诺，缺一不可。在审吴可读案时，十三堂官都已画押，独大理寺汉少卿王家璧一人，认为“官例得闻风入奏，不应科以重罪”。案不能定。谕旨严摧，十三堂官与王争十余日，王卒不屈，乃改拟流宥，始画押。案子这样了结，同治虽然不快，但也无可奈何。此事亦见于《方家园杂咏纪事》。
§215
甲午缉奸(1992)(《思辨录》第81条)
鲁迅在《坟》里曾提到一种由来已久的陋习，即对对手加上种种恶谥，借以泄愤。“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这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当时情况，现在的人已不大了解。近读文廷式《闻尘偶记》，始得窥其一斑：“甲午之役，有奏请缉奸细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胡同，谢姓。廷寄命给事中唐椿森缉之。唐至，饬兵役勿遽，先检其来往书札，则琉球遣臣求援于中朝者，流寓京师十二年矣，每岁皆有表文，而总督不为达。其旅费则琉球遗民倾助，流离琐尾，备极可怜。”这个被奏请缉拿的人，原来竟是一名求援中朝的琉球遗臣。缉捕者到他家时“方作函牍，冀中朝之大捷，而中山之复国也”。他不知自己已被当做奸细，还在希望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幸而缉奸的给事中唐椿森总算明白，没有鲁莽从事，以辣手为快，而据实奏闻，从而结束了这一几乎酿成的冤案。
§216
屈大均葬衣冠(1992)(《思辨录》第83条)
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是二首绝句：
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
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诗及《番禺集》名，均为廋语，乃指屈大均及其所著诗。屈大均著作在清代是明令销毁的禁书，计有《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翁山诗略》《翁山诗外》等十三种。在当时，某人一旦获罪，不但著作尽被禁毁，还要消灭他本人留下的一切痕迹。其性质之残暴、手段之苛细，乾隆在有清一代可谓居其冠。屈案原发生在雍正七年，但事隔数十年后，乾隆忽觉屈文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事，乃疑屈有衣冠冢，于是大张旗鼓，谕两江总督高晋访查刨毁。清故宫存档有高晋摺，说明其始末。高晋先令江宁藩司闵鹗元，以购访碑版为名，传集乡绅，了解情况，再往雨花台周围覆勘，将所有坟冢碑记，逐一洗刷查验，但是并未查到屈大均衣冠碑冢。高晋却仍不放心，再去复查，又未查到。这个奏折极为烦琐芜杂，去何处查，用什么法查，都不惮辞费，一一写明。这位疆臣在乾隆面前战战兢兢，唯恐责他当差不力。奏折末尾还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恶极之人，其生前忽而为儒，忽而为道，忽而还俗，行踪诡秘，居心叵测，其死后尸骸，久经粤省刨出剉戮，乃于恶逆经过之地，辄敢虚营狡窟，冀附游魂，实属天理难容，神人共愤。此冢历今百有余年，查无踪迹，或被雷火轰击，铲削除根，或被犬豕蹂躏，灰飞影灭，甚或此等狡狯之徒，掉弄笔墨，伪饰虚词，均未可定。
这段话真是面面俱到，委婉之至。冢碑明明是没有的，但皇上要查，直说没有，岂不等于说他疑神疑鬼，患了过敏症？故说或是屈大均故弄玄虚，假设狡窟；或是原来存在，而遭天谴，以致踪迹荡然。给乾隆当差确实也不容易，这位皇帝是先定下框框，再叫臣子办事的。
§217
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1992)(《思辨录》第84条)
有人曾以鲁迅不信中医，作为“五四”反传统的例证。其实反对中医，乃是晚清知识界一种思潮。早在“五四”前，桐城派后期大家吴汝纶就是一个激烈反对中医的人物。吴笃信西医，据说是受教于李鸿章的缘故。李曾戏称，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下移，余人(按：指信中医)皆下愚不移者也”。《一士类稿》有《吴汝纶论医》一章。收有吴氏与友人书札，其中推重西医，排诋中医的言论甚多。现摘录数则如下。
《辛卯六月晦日答萧敬甫》：“今西医盛行，理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疾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这里的说法尚较平和，但在别的信中，却激烈得多了。
《癸巳三月二十五日与吴季白函》毫不客气地称吴季白虽“文学精进，而医学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见，不知近日五洲医药之盛。视我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
《丁酉二月十日答王合之》讨论中西医优劣，亦称：“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按：指勇士壮夫)之与童子。”谓王合之评汉代张仲景所论三阳三阴，系强分名目，“最为卓识”，认为“六经之说(按：指张仲景《伤寒论》据《内经》之说演为六经分证)仲景前已有，仲景从旧而名之耳。其书见何病状与何方药，余不以六经为重，不问可也。西人之讥仲景，则五淋中(按：指石淋、气淋、膏淋、劳淋、血淋五种病名)所谓气淋者实无此病，又所谓气行脉外者实无此理，而走于支饮留饮等病，亦疑其未是。此殆亦仲景以前已有之常谈，未必仲景创为之也。盖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已未尽得其实，况《千金》《外台》(按：医书名)乎？又况宋以后道听途说之书乎？故河间、丹溪、东垣、景岳(按：古代医家)诸书，尽可付之一炬”。
吴汝纶认为“西医精绝”，而中国医家“自古妄说”，从而对中医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这自然是偏激的。事实上，我国自汉代发展起来的医学，已形成当今世界医学中的一大体系，应进行科学的总结与探讨。不过对吴汝纶这种反中医思潮，也应就其时代背景揭示其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当时此种思想多受日本医学界影响。吴汝纶《壬寅六月十日与李亦元书》曾有这样的记述：“前初见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劝兴医学。昨外务大臣小村君亦谆谆言医学为开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独立，唯医学则必取资西人，且与西人往来论医，彼此联络，新学因之进步，取效实大等语。是晚医学家开同仁会款待毓将军及弟等，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说，皆望中国明习西医，意至恳至。”由此推想鲁迅在日本仙台习医，可能也受到当时此种空气影响，不知研究者对此是否作过探讨。
§218
跪拜礼(1992)(《思辨录》第85条)
清同治时，吴可读劾成禄一案，几酿大狱，前曾于另文中涉及。在这以前，吴可读尚有一疏，请免外国使臣行跪拜礼。这个问题成为清代外交上的一大问题。早在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正使马戛尔尼来华，要求通商。清廷责令他于船上插旗，上书英国进贡船。觐见时需循例叩头。陈康祺《郎潜纪闻》称，英使“自陈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当时还有大臣赋诗，说什么“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真是懿欤盛哉。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同治年代，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外国使节的跪拜问题成为另一种情况了。吴可读摺就充分反映了那种内心虚弱但又要强争面子的心理。这份奏折很长，开头大意说外国人无亲亲尊贤之义，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引孟子的话说：“君子于禽兽何择？”我等何必去计较，不如暂行权宜之计，免其强行跪拜之礼，如此又岂为朝廷辱？折中最有趣的是下面几句话：“于许其进见时，不俟彼启齿，一并慨然许以代为奏请皇上，免其行吾中国跪拜礼，并不曾轻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卑弱，岂不光明正大，夷夏凛然？”吴可读曾冒死愤谏请杀成禄，引起同治暴怒，几乎被杀头，可称得上是个敢批逆鳞的铮铮汉子。可是他的上一折竟是如此荒唐可笑，简直可采入“阿Q谱”。不过，从此以后，外国使节行跪拜问题，也就随着国势日蹙而烟消云散了。不出三十年，到了庚子之役，清廷割地赔款，遣醇王载沣赴德谢罪，这时跪拜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这回却是外国人欲以此礼强加于清朝大臣。当时载沣拍回的电报记载此事说：“以跪礼我国万难应允，于德既无所取，更与两国体面大有相关，作为出自沣意，恳请宽免。”清朝的外交不是倨傲自大，就是屈卑乞怜，充分显示了朝廷之昏昏、士人之愦愦。这虽是琐事，但亦可供有心于社会心理学者参考。
§219
祀天敬孔(1992)(《思辨录》第86条)
抗战前，故宫乐寿堂，陈列清代档案，其中有康熙时论西洋人谕旨一道，似是内阁所拟，经康熙朱笔批改。原件记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召见供职内廷的西洋人苏霖、白晋、巴多明、穆敬远、戴进贤等十八人，至乾清宫西暖阁，示以曲赐优容之意。其中谈到西洋的宗教与中国的祀天敬孔，涉及中西文化异同，颇值得注意。原件云：“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因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荒诞议论。若本人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之义理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以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据尔集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可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行百常之大道，群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知亲上敬长之大道，此至能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人，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以上所摘录的康熙谕旨，是有关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天主教传入中国时，在祀天敬孔这两件事上，即有争论。龙华民等以为祀天敬孔是异端而不可行，利玛窦则以为非异端，两派讼于罗马教廷。一七○四年，教皇格勒门十一采择龙议，立禁约七条，并派主教多罗使中国，申明此旨。清廷则以不准传教抵制之。一七一五年后，教廷再派主教嘉乐使中国。康熙未见嘉乐前，特召在京西洋人，告以应付嘉乐之法。其内容即上引谕旨中的那些话。陈援庵对此事考证甚详。他疑此旨中有不可解者，可能笔意有伪误。但黄哲维辩云：“当时满中书票拟之旨，大率如此，即康熙朱批，亦非尽通顺。所谓《东华录》清史，乃几经儒臣润色而成。若论此旨，正是初稿，且当时不以入史，故存其真也。”
§220
再谈鲁迅与太炎(1992)(《思辨录》第106条)
鲁迅说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业绩比学术史上的要大。鲁迅和太炎在思想倾向上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不把学术上的承传当做简单的模仿或因袭，而视为潜移默化的汲取；那么，我认为鲁迅对国学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的；不论这影响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蔡元培称鲁迅曾受清代学者的濡染，认为他杂集会稽故郡杂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古小说、唐宋传奇，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全用清儒家法。鲁迅自称，他在写作上先受严复后受章太炎影响。我认为，鲁迅受太炎的影响，除早期文言文喜用古字和成为鲁迅文章特色的犀利笔法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现简述如下。
章太炎继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偏见，对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作出再认识、再评价。他的《五朝学》可以说是一篇为魏晋玄学所作的有力辩词。文章以汉末与魏晋作对照，批驳后世所谓魏晋俗敝之说，用史实证明汉末淫僻之风远过魏晋。《五朝学》说：“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这是对于魏晋玄学的很高评价，发前人所未发。鲁迅早年校《嵇康集》，写小说《孤独者》魏连殳采用阮籍居丧故事，这些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魏晋玄学的态度。后来他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更说明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重视。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与《五朝学》不同，但从学术渊源来看，仍可发现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玄学和礼教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一儒玄可通的观点滥觞于《五朝学》。按照以前的说法，两者是很难调和的。如王何解儒经就曾被儒家极端派斥为“罪深于桀纣”。太炎据史论玄学兴起之原因，认为当时倘徒陈礼教，不易以玄远，则不足以戒奢惩贪。这是史有明证的。可是后人不见汉末风气已坏至唐则尤甚这一事实，独斥魏晋，以致责盈于前，网疏于后，是极不公正的。《五朝学》称：“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进弭乎下。”这也是说魏晋玄学实可纠汉末风气之弊。太炎指摘魏晋的，乃是自魏文定九品官人法以来所形成的士庶区别门阀制度，故他批评顾炎武所谓魏晋矜流品为善的说法为“粗识过差”。这些看法都与鲁迅相契合。
当时在古史研究中有疑古派，也有对疑古派表示质疑和不满的人，在这一问题上，也不难寻觅鲁迅与太炎的思想渊源。我认为鲁迅对顾颉刚的忿罣诋琪，不能仅归于性格作风。两人交恶除萌发于“以俟开审”之类的具体事件外，也夹杂着学术观点的分歧。后者往往是更主要的。鲁迅不止一次地讥讽了顾颉刚所谓大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这件事应该放在一定思想背景上来看。太炎少时师事俞樾，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后来成为经古文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对于以今文疑群经最所痛恨。戊戌前一年，太炎致谭献信中，记述他与梁(启超)、麦(孟华)诸子相遇，“论及学术，辄如冰炭”。他在《汉学论》中称：“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螫)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史实蹶矣。”姜亮夫记太炎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糅古今。”太炎其他弟子也发过这样的感慨：“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孙思昉还记述了太炎曾指斥奇袤怪迂之谈，其中就有“斥神禹为虫鱼，以尧舜为虚造”，这与鲁迅之讥颉刚几乎完全一致(鲁迅在《理水》中亦嘲讽把禹当做虫把鲧当做鱼的说法)。顾颉刚主办的《古史辨》是疑古派的大本营，影响被及海内外达数十年。他以怀疑精神破经书之神化，其成就不容抹杀。顾称古史研究即在证伪与造伪之辨。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往往流于为破伪而成新伪。疑古派固不可简单地说成就是今文派，但从基本上来看，仍可说倾向于今文。二十年代上半期，北京学界发生争论，有“某籍某系”之说，这一说法，实含有将鲁迅与太炎连在一起的寓意。因为当时北大中文系教师多浙籍，也多为太炎弟子。《古史辨》的疑古派多重宋学，与太炎尊汉学异。据钱穆回忆，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教书时，以讲授康有为今文学为中心。鲁迅则对宋代理学多所訾议，他的文章曾批评宋代业儒，在小说中曾为理学家取名为“道统”，为其子取名为“学程”。这篇题名《肥皂》的小说系描写一个人物想用肥皂洗净丐女，而作者命意却在洗去假道学的伪装。我认为凡此种种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可以从学术上去探究鲁迅与顾颉刚之争的思想背景。
太炎对秦代及其学术思想的评议，也与鲁迅有某种契合。太炎撰《秦献记》《秦政记》，为秦代申辩，称贾生过秦为“短识”。他认为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以童男女三千资徐福渡海求仙诸事，而“其他无过”。太炎文录有《与王鹤亭书》，其中说：“经术之用，不如法吏明矣。”鲁迅对秦代及其文化没有像上述这样肯定的评价，不过，他在早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言文中，对“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指摘，与太炎的两记颇有相通处。《秦政记》称：“古生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两记并以此为主导思想去评骘秦代文化，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始皇叫屈，说他与攻陷亚历山德府的阿拉伯人、希特勒之流不可作同日语。认为后者也做不出始皇所做的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业。秦代无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为李斯独立一篇，称他尚有华辞，而在划一文字上则有殊勋。其第七篇合贾谊和晁错为一章。其中谈到《吊屈原赋》《鹏鸟赋》《治安策》，而未及《过秦论》，不知这是否受到章太炎所说的“短识”的影响？鲁迅曾明言，自己有庄周的“随便”与韩非的“峻急”。他说“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认为从以上所揭示的一些资料，可以进一步发掘鲁迅与太炎在学术思想上的关系。
§221
胡适论清学(1993)(《思辨录》第115条)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对清代学术作了总结，指出有三大成就(整理古籍、训诂、考古)，也有三大缺点：一是清人大都摆脱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见，所以研究的范围大受限制。一是清人除了用经书、史书、子书作训诂和音韵的比较研究外，就再没有其他参考比较的材料。上述两种情况确实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形成这情况的历史原因，而只是常识性的泛泛而论。至于他说的另一种缺点，则是可以讨论的。即他认为清代学者太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胡适曾撰文论述清代学术，推重清人的重证据精神。顾亭林以一百六十个证据证明“服”字古音读作“逼”，阎百诗以三十多年工夫考明《尚书》中的古文为伪作，钱大昕据数十例考定古无轻唇音及舌头舌上之分，高邮王氏以二十六例释“焉”字之通则……胡适对这一类治学工夫，都曾倍加称颂。表面看来似与口述自传批评功力之说相悖，但并不矛盾。因为这符合他的“拿证据来”的原则，但清人治学偏重归纳法，其弊端如胡适所云，“绝不能把同类的例都收集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因此必须以演绎法与之相济。胡适心目中的演绎法，即他说的“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的心里就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这假设的通则不是别的，正是他倡导的“大胆的假设”。所谓大胆的假设，用他的说法，乃是一种“艺术”，一种“想象的功能”。
胡适在日记中记他于一九三七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对胡自认胆小，说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两人治学方法之间的短长所在。
§222
《纵难送曹生》(1993)(《思辨录》第92条)
龚自珍《纵难送曹生》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之一。数年前，我曾摘录其中一段话写入手卷请友人题词。这篇文章所说的曹生即曹籀。曹籀又名家驹、文昭，字葛民，又字竹书，号柳桥，又号台笠子、石屋子。生于嘉庆五年，卒于光绪初。同治三年所出《定盫文集》三卷、《定盫续集》四卷、《定盫文集补》六卷，就是曹籀校订由吴煦出资付印的。他是一介贫士，靠卖文教授生徒糊口。生平致力于经学与小学，研治《榖梁春秋》达二十余年。著书甚多，有《榖梁春秋释例》《榖梁春秋传微》《尚书古文正义》《三家诗传诂》《说文古音表》等十余种。他与魏源、俞正燮、胡培翚、张维屏、陈沣、黄燮清、赵之谦等亦相过从，并于道光咸丰间，与戴煦、邹在衡等结为红亭诗社，互相唱酬。
《纵难送曹生》描写了当时追求文化真知的士人，在茫茫无助的环境中默默工作，得不到支持，也不被人理解。作者笔下流露出来的那种苍凉孤寂之感，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篇文章是龚自珍为曹籀，也为他自己，倾吐积压在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哀愁。如果龚自珍不是把曹籀视为知己，他是不会写出这篇《纵难送曹生》的。可是曹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很少人提到。他和龚自珍的关系如何？曾有过一些传说。谭献《复堂日记》载：“孝拱言曹老人者，曾卖墨京师，为先君子食客，粗识字而已，谬托知交。”这里说的曹老人即曹籀。孝拱为龚自珍子，他的话有一定影响。但此说曾遭到吴庆坻的反驳。吴庆坻《蕉廊脞录》认为这“乃是文人相轻之习”。樊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首先考定龚自珍于道光四年与曹籀结识。[按：据曹籀《定盫文集题辞》：“道光甲申之岁，余入市阅书，邂逅于僻巷，不及通姓名，瞠目视良久，若有心契者，执手谈文字甚欢，始与订交。”]再述往来经过：一、龚自珍结识曹籀时，不仅年长曹籀八岁，且已任内阁中书，并将自己著作编为十九卷，刊刻文集三卷、别集一卷。曹籀则是布衣寒士，尚无作品结集问世。但龚自珍对他毫不倨傲轻慢，而且友情甚笃，脱略行迹，亲往造访。二、龚自珍曾邀曹籀往游沪上，吟诗唱酬。曹籀诗中一再流露出对龚自珍有知遇之感，说明龚自珍对他是热诚相待的。[按：曹籀诗集《蝉蜕集》有多首述及此事。如道光五年夏，龚自珍邀曹籀及王应绶豫园赏月，曹籀诗有“海内论交晚，生平感遇深”，以寄深情。]三、道光十一年夏，曹籀借授徒曹艘之便，由津入都，与龚自珍重聚，二人论学极为相得。[按：曹籀《籀书文集续编》曾记他淹留龚自珍旅舍两月，谈论经学，至鼓四下不能睡。]四、龚自珍《大誓答问》是由曹籀带回杭州付印的。这是龚自珍生前所刊印的唯一一本经学专著。[按：曹籀《大誓问答后序》，称此著与诸家说不雷同，读后有与共信。]五、龚自珍己亥辞官回到杭州，与故乡诸友人重晤。他在诗中对曹籀表示了深厚情谊。[按：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谈及曹籀的诗有二首。其一：“乡国论文集古观，幽人三五薜荔看。从知阆苑桃花色，不及溪松耐岁寒。”]樊著对龚曹二人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证明传说之妄，《复堂日记》所载之不实，是令人信服的。
§223
“破落户飘零子弟”(1994)(《思辨录》第108条)
鲁迅晚年答徐懋庸曾用了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用语“破落户飘零子弟”。这一说法很值得玩味，可惜他未深论，只是举出几个特点，如喜欢叽叽喳喳搬弄是非等等。后来我读杜亚泉论游民与游民文化的文章，杜指出过剩的劳动阶级与过剩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约束，不计生计，嫉恶官吏，仇恨富豪为其特点。又说这种人有两面性：一面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我觉得这些话颇可用来作为“破落户飘零子弟”的注释。
§224
高阳谈张之洞(1994)(《思辨录》第72条)
读高阳著《清末四公子》。高阳熟悉晚清掌故，其所撰清宫小说，未见所长，而《清末四公子》一书，则颇具才识。陈佑铭在湖南巡抚任上行新政，湖南巡抚归两湖总督张之洞所辖，湖南新政得张之洞支持。书中记时务学堂事，述张之洞恳切告诫梁启超说，报上发表过激言论“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而报纸将“从此禁绝”。接着，作者论此事曰：“平心而论，张不失为有心人，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折中古今新旧中外，不失为稳健的救时良策。因为体用之间亦不是纯然不变的：坚甲利兵，只是固为用；但对西学浸染渐深，悉其意蕴，如严复、辜鸿铭等人之书，得以大行，则科学精神能够根植，西学亦不至于为‘用’，而为体的一部分了。无奈当时新学家操之过急，乃有戊戌政变的不幸结果。”高氏未将湖南新政与戊戌变法进行比较，只是点到为止，然其识见颇堪注目。
§225
日知会(1996)(《思辨录》第79条)
从杂物中拣出两张《圣公会报》，为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七卷第八期，大约是母亲所存遗物。其中教讯栏中，有高荆记《黄吉亭会长升受圣职四十周年纪念感恩礼拜自述》一文，述及湖北沙市圣公会事。文云：“庚子年德公使被杀，乱日扩大，祸益甚，国益危，试释其因，实属民智不开，庸人自扰。祥(黄吉亭自称)等组织日知会于府街，广集书报，任人披阅，开讲演以灌输新知识，大受学界欢迎。常闻人云：此乃中国第一阅书报处。”日知会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进步团体，陆丹林《革命史谭》记其事颇详。儿时，父母亲在谈话中时时叙及黄吉亭、胡兰亭之名，惜有关事迹已无记忆。但父亲母亲在谈话中从未提及日知会，我对这一组织有所了解，还是读了陆丹林著作才知道的。
同文中又说：“一九○三年，祥在长沙设立日知会，大受湘学界之欢迎。除阅书报公开演讲外，每主日(即星期天)早礼拜，校长、教员及学生，受奉教礼者有之，受洗者有之，并乐捐款项，作耕地时之中用酒水等费。”长沙为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之地。湖南新政即有开民智之举措，办有时务学堂和刊行《湘报》等等，故日知会的活动在此易被接受。本世纪初基督教与革命党人关系颇密切，但到了二十年代初，由美退还庚款兴办的清华大学即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反基督教大会，当时陈独秀亦有反基督教的强烈言论出现。数年之间，发生如此变化，是何原因，颇值得研究。
[附]陆丹林《革命史谭》记日知会事：
在鄂党人借圣公会开会欢迎，演说革命，空气紧张。被清吏张之洞、张彪们侦得，于十一月十一日派兵围圣公会，捕去刘家运、朱子龙、胡瑛、李亚东、殷子衡、吴贡三、李雨霖等多人，检出名册四大本，多属军学两界分子。余诚、冯牧民等幸得逃脱。
日知会在两湖的革命运动中，主干人物，除了教会牧师胡兰亭、黄吉亭之外，在湖北方面有曹亚伯、刘家运、冯牧民、张纯一、吴贡三、陆费逵、朱子龙、李亚东、殷子衡、余日章、梁钟汉等。湖南方面有：黄克强、刘揆一、禹之汉、易本义、胡瑛、宋教仁、陈天华等。他们对于革命运动，尽过很大功绩。
党人借教堂或教会学校做革命机关，有在长沙、武汉两处的圣公会，武昌的文化书院，上海的圣彼得堂。
§226
谈太平天国(1996)(《思辨录》第80条)
英人呤唎所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记载并分析了当时英国的对华政策，其中颇多其他著作中所难见到的资料。至于有关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方面，就我所浏览的来说，早期简又文的一些著作，后来罗尔纲编定的大量资料，以及清方记载，特别是清军为了作战需要由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等等，都比呤唎这本书的内容要丰富。史学界曾出版了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但是如果把近代史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现代中国革命史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不少使人感到饶有趣味的前后相续的现象。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迄今未引起人们重视。我印象中有这样几个例子：如基于平均主义思想，太平天国取类似张鲁五斗米教置义舍、义米肉办法，设男营女营圣库圣粮，以行供给制。又如太平军行军时，有类似“八项注意”的纪律规定(两者近似的程度令我为之惊讶)。此类史实倘加以深入探讨，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将是大有裨益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自然应归之于内讧后领导层的腐化，但其采取的歧视知识分子(士人)的政策，也是造成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所流传下来的清方记载，除官书文书外，均出于读书人之手，而他们所写的野史或笔记，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太平军取反对态度。我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能简单地用士人的反动阶级立场来说明的。范文澜近代史曾引曾国藩《讨粤匪檄》的一段话：“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认为的“这一宣传是取得了胜利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待士人的具体举措。我已记不得在哪一本清人笔记中读到，太平军将所俘士人，着青衣小帽，编入队末，令其抄写文书。据说这还是给予士人的优渥待遇。太平军不理解士人的价值并不奇怪。我们在“文革”中还可以听到“工人为你们造房子，农民为你们种粮食”之类的话，用以指责知识分子只会糟蹋粮食，对社会毫无贡献。这已是在太平天国以后一百多年了。
§227
说无政府主义(1996)(《思辨录》第119条)
最近我读了些有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资料。西方革命思潮最早进入中土的是无政府主义。这是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大约在一九○二年，马君武首先介绍了《俄罗斯大风潮》。由于中国革新运动屡遭失败，当时一些和平稳健人物，如蔡元培、马叙伦，甚至太虚和尚，也都浸染了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人物刘师培于一九○四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的《论激烈的好处》一文说：“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平和党的人各事都要保全，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我明晓得这破坏的人断断不能建设；但是中国到了现在，政府既坏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异族占去了，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就是破坏两字，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这段话颇能道出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情绪，如果用作对于激进主义一词的说明，倒是十分接近的。激进主义发生在“五四”以前，“五四”和“五四”以后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大乱才有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两个彻底决裂”等等，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我的反思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这和意图否定八十年代是不相干的。不过我对于所谓八十年代是重思想，九十年代是重学术，因而九十年代的反思，就形成了“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或今天更进一步的“学术压思想”诸如此类的意见，是不能同意的。我仍旧认为今天应该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如果有人反对，硬要将思想和学术截然分开，这是他的自由。我不想强人从己，也不想强己从人。我说的只是我以为然的道理，希望它或许对读者不无借鉴之处。
§228
再说无政府主义(1996)(《思辨录》第120条)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风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是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革命理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一样，批评激进主义的人立场也不尽相同。我并不认为激进主义专属哪一党派，而是界定它为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于极端的一种思潮。较远的例如无政府主义，较近的例如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关于前者我曾举出刘师培的理论。这不是孤立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几乎都持类似看法。一九○三年马叙伦发表在《政艺通报》上的《二十世纪新主义》，就提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宗旨。同年，杨笃生撰《湖南之湖南人》，第五篇以《破坏》为题，歌颂破坏精神说：“非隆隆之炸弹，不足以惊起入梦之游魂；非霍霍之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呜呼！破坏之活剧，吾曹安得不一睹之？破坏之悬崖，吾曹安得不一临之？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茏茏哉，破坏之景象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旱魃行灾，吾以破坏为神龙之行于海。”同年，自然生(张继)纂《无政府主义》，燕客在序中明白宣告：“破坏不能与建设并行，现欲行大破坏，当专以破坏为脑。”文末大声疾呼：“吾愿杀尽满洲人，杀尽亚洲特产之君王、杀尽政府官吏、杀尽财产家、杀尽资本家、杀尽孔孟之徒、杀尽结婚者。”这种荡涤一切的狂热，令人不能不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破四旧”“大批判”“造反有理”“两个彻底决裂”“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乱才有大治”等等造反口号与行动。其区别是前者处于被压迫地位，而后者是受到保护的。但就手段来说则两者完全一致。我为了究明成为长期顽症的“极左”思潮的历史根源，近两年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自然“极左”思潮的思想根源并不完全来自西方传入的激进主义，它也和中国历代的农民造反运动有着一定的关联。红卫兵运动的狂热性与冲动性，都可以在已往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等农民运动中找到类似的特征。
§229
太虚法师(1996)(《思辨录》第121条)
据太虚法师年谱载，他早年在思想上与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等都发生过某种瓜葛。他曾撰《整理僧伽制度论》，其中“论僧”部分与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同旨。在评论世学方面，则有《论陈独秀自杀论》《睐盫读书录》《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篇》《读梁漱溟君唯识学与佛学》《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近代人生观的评判》等。所可惜者，年谱在这方面大多一笔带过，其中只有“大师不满胡适之进化论的历史观念，责其抹杀个人之才性，不明佛法之心性”，“梁漱溟时有《唯识述义》公世，右空宗而抑唯识，大师为论空与唯识，义本一致”等数条。年谱还记有游绍兴，盘桓二三月，曾撰文于绍兴公报，宣导立宪政治及普及教育等。此事亦见孙伏园著《鲁迅先生眼中的太虚》一文。关于太虚相信无政府主义，年谱于辛亥前一年(一九一○)条下有这样的记载：太虚“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当时太虚曾为吕大任主编《良心月刊》，鼓吹无政府主义。并著《无神论》比较政治与宗教的进化历程：“政治界之进化，由酋长而君主，由君主而共和，由共和而无治(指无政府)。宗教界之进化，由多神而一神，由一神而(无神)尚圣，由尚圣而无教。”年谱称这一说法为“遮他边”。大概佛家因破人我诸执而成“日损之学”(用熊十力说)，所以才可能接受行彻底破坏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吧。但无论如何这总是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在当时风行之广。“五四”时期胡适所记日记中称谈论无政府主义为当时的“时髦”风尚。但真正原因恐怕只能以中国百年来改革多遭挫折来说明。社会过于黑暗，使许多要改变现状的志士仁人，选择了采取暴力手段的无政府主义。当时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还有不少性格和平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人物，如蔡元培、马叙伦、刘师培、吴稚晖等。
§230
刘师培一鞭先着(1996)(《思辨录》第122条)
一九○七年，刘师培偕妻子何班(后更名震)东渡日本，先办《天义报》，遭查封后，又办《衡报》。这两个刊物是刘师培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时办的，但其中也留下不少有关我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文献。《天义报》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共四期合刊上(一九○八)，载有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衡报》最值得重视的文章是《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这里说的共产制，援引了苦鲁巴特金(今译克鲁泡特金)《面包掠取》第三章：“详述无政府共产主义，最精之语则谓，由无政府而生共产制，由共产制而无政府。”作者认为这种共产制于中国古史“确然有征”，并举《礼记·祭法》篇的“共财”说、顾炎武释《礼记大传》的“合食通财”说、《汉书·食货志》的“计亩均收”说，以及《礼记·礼运》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谓“此即共产之确据”。然而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下面这段话：“东汉之时，张鲁据汉中，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间亭传，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此亦共产制之行于一方者。”把五斗米教张鲁所立之制视为共产制之先声，这令我不禁想起，五十年后，在北戴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案时，曾附毛注《张鲁传》以供参考，毛注也是认为五斗米教的种种措施含有共产制的因素。如果上面那篇文章果为刘师培所撰，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却是一鞭先着。
§231
《衡报》(1996)(《思辨录》第123条)
辛亥革命前，刘师培在日本所办《衡报》还有一篇文章《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也值得注意。文章一开头就断言：“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指的乃是“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与田主”。文章阐明革命必自农民始的理由有四：甲、中国大资本家以田主为多数。乙、中国人民以农民为多数。丙、中国政府的财政以地租为大宗，农民抗税，财政必定不支，则颠覆政府必易奏功。丁、财产共有制必以土地共有为始基，如农民实行土地共有，则一切财产均可易为共产制。作者接着分析了农民为什么可以投入革命的理由，除指出团结性等等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从历史上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运动，来证明农民最具抵抗力(反抗性)。作者列举陈涉起于佣耕，刘秀起于力农。唐初刘黑闼起于漳南，所率都是农民；而西晋农民扰乱，也都是无食农民。明代邓茂士以佃农之微起兵闽省，而明末之乱也以无食农民占多数。近世蔓延北方被称为“捻匪”之众者，实如曾国藩之奏，“聚则为匪，散则为农”。晚清，北方及川、黔、湘、浙、粤各省会党，多事力农，反对差役，其殴官各巨案，鲜出于市民，而多行之于农村。更近发生镇江之闹漕，桐乡万顷湖之暴动，湖北之后湖，安徽之八都湖等等事件，都以农民反抗为主。作者在那时就提出当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理论，诚然是一鞭先着的。在刘文发表二十年后，中国的苏维埃土地革命起，也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
三十多年前，笔者在上海古籍书店二楼旧书部，见有《刘申叔先生遗书》，问价超过百元，倘把书买回家去，则可堆满小半间房间，这不是我辈可以问津的。然而不仔细读他的书，就无法对其人其学作出公允的评价。刘师培仅仅活了三十多岁，他的一生极为复杂，其行径之曲折，往往令人诧异。如早期投书端方，晚年依靠袁世凯，这些失去操守的行为，一再受到人们的指摘，即使对他取同情态度的弟子亦不为之讳。黄季刚曾评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但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我以为激进主义的趋向极端、崇尚暴力、蔑弃人道、反对民主可能就是两极相通的途径之一。
§232
戊戌变法之前、之外、之后(1998)(《思辨录》第71条)
一九九八年天则经济研究所邀我去京参加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主要谈如下三点：
一、戊戌变法前——变法是在一定的改革思潮背景上发生的。乾嘉时期惠栋、戴震反对的禁欲絜欲之说，龚自珍提出的自我，和曹雪芹和洪昇所歌颂的爱情，邓石如反对馆阁体和郑板桥表现的不羁精神等等，都可视为体现个性解放和自我觉醒思潮的萌芽。
二、戊戌变法外——比戊戌政变略早出现的湖南新政，似乎至今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却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它与戊戌变法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改革运动，但两者本身却存在着区别。这一点陈寅恪早就指出过。戊戌变法是采取激进手段，把成败寄托在帝党与后党之争上面，以为帝党胜则改革成，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路线。湖南新政则相反，它所采取的是渐进手段。湖南新政的最大特点还不仅在于它继承了洋务运动未能完成的事业，也不仅在于它的开民智——办时务学堂以培养人才，办《湘报》作为新政的舆论，更重要的是在于公官权，即从基层入手推行地方自治。显然这一从基层入手的措施使它和戊戌变法分别开来。我有一种想法，尚不成熟，先提出供参考。据《散原精舍文集》，可以看到陈宝箴父子与郭嵩焘关系密切，感情笃深。文集目录后有用小字排印的附言，内称其先君三立壮岁时与筠仙(嵩焘)往复商榷诗文。文集中又载所撰《船山师友录叙》。文称，船山遗书“久而后显，越二百有余岁，乡人湘阴郭侍郎嵩焘，始尊信而笃好之，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这几句话因船山而涉及，但亦可见其推崇之重。文集中的《郭侍郎荔湾话别图跋》，这本是为他在离开粤东前与友人王少鹤、丁禹生(日昌)、陈兰甫(澧)等十余人，同游潘氏海山仙馆名园图影所写的纪游小文，但也点出他“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立自强之基，振兴变革”的胸襟怀抱。
郭嵩焘是早期变法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不仅远远超迈倡导洋务运动的前辈，就是同时期的维新人物也难以和他比量。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他于福建按察使任上所写的《条议海防事宜》，就已申言“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商贾不是本，洋务派所向往的坚甲利兵、声光化电也不是本。当时能有此种议论是很有见地的，而尤其难得的是他在《条议》中还提出自己所倡导的“自治”观念。自然这时他对自治的认识还很朦胧。但他出使英国，一到那里就竭力搜索西方的政教知识。最初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政治经济的著作，得知阿达格斯密斯(亚当·斯密)的《威罗士疴弗呢顺士》(WealthofNations，《国富论》)，抟蔑儿(约翰·穆勒)的《播黎地加儿伊哥那密》(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日记》中大量记载了参观访问活动。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记：“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日记中谈到英国的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和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也讲到英国的两党制：“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十二月十九日记他和李凤莲议论英国政治，涉及制度与道德问题颇堪注目：“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以上引自钟叔河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对英国的民主政治是有较深理解的，在当时还没有人能望其项背，这大概与他亲自在英国作了考察有关。由于他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氏有着密切关系，我以为湖南新政的“开民智”(办学办报)、“公官权”(地方自治)大概都受到了他的(倘不是最主要，也是很大)影响。自然这还只是推理，倘要进一步证实，还需要做大量资料工作。尽管湖南新政不如戊戌变法像一场骤风暴雨那样激动人心，而只是像没有大的波澜起伏的平静河水向前缓缓流去，但是日本的维新人士却对它甚为推重，将它比作在日本维新时期的长门和萨摩两个藩。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给予很多的注意，但对于当时和它采取不同方式(如果不遭意外也许可以获得成功)的湖南新政则几乎没有人关心也很少有人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三、戊戌变法之后——对改革失败后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对康有为的批判。近代史只研究变法维新的思想家，而缺乏学术脉络的疏理，以致像陈澧、朱一新等的学术思想研究长期成为空白，这是亟待填补的，否则连变法维新思想都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和认识。比如陈澧对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的探讨，比如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都是在研究维新思想时不可不注意的，但至今这些有关的著作，甚至连新排印的铅字本都没有，遑论其余？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附记]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根据记录将我的发言整理成文。后来，《公共论丛》的编者王焱来信，也附来记录稿，向我征求意见准备发表。我因当时的发言太匆忙，不成熟，打算花一点时间，补充资料，重新整理，但始终未能如愿。这里所记是经过增订的，但和我想要写成的文章还是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