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2）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寻求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幕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尽管所推行的各种措施与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能够保持一致，但是有一个主题一直很突出，并且一直没有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使得中国**及其政府能够增加或增强它们的政治合法性。

尽管邓小平将后**时代的这场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他并不打算让这场改革破坏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更不用说意图推翻它。相反，他的意图是，旧的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便中国能够在国内追求经济展，在国外获得国际影响力。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82页和第113-114页。

当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主持工作之时，他从**手上继承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在**时代多轮的政治运动之后严重地疲惫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在经济上，它也不再能够为民众提供产品。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也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

中国**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合法性呢？一个主要的方法是致力于经济改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先进行了农业改革，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工业改革。最初的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论述，参见barrynaughton，growingoutofthepla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国家经济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界在决策中变得富有影响力了。carolleehamrin，chinaandthechallengeofthefuture：changingpoliticalpa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陷入了“集权-放权-再集权”的恶性循环。naughton，growingoutoftheplan。来自利益集团的抵抗非常强大，社会不满也变得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些抵抗并寻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为什么政治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继续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许多讲话都触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例如，参见邓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第176-180页和第213~214页。我们很难质疑领导人关于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诚态度。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程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激烈的辩论中，讨论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够开展这样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