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3）

无需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邓小平来说，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效率。他通常将“民主”解释为经济放权，相信放权将会促进经济效益，因为党政干部将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

先不论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层启动的，并由他们进行掌控。高层设法鼓励社会群体加入有关政治改革的激烈辩论，但是只限于在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幕，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来说，26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革命经历上，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这样的资历。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出邓小平所设立的展框架。在中国内外生的事，依然指引着领导人选择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先，他们注意到，1989年生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放松了政治控制的结果。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层随后加紧了政治管控。

其次，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中的这一观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民主化，不仅导致了那里的**政权崩溃，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生的事，对中国的领导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那时起，

中国领导人们谨慎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避免生类似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成了领导人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的领导人足够务实，也极富想象力，他们总结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抗议的兴起，是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对民众开放政治空间。前者导致了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并导致了政权丧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而后者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推翻党和政府。有关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参见wanggungwuandzhengyongnian，“introduction：reform，legitimacy，anddilemmas，”inwanggungwuandzhengyongnian，eds。，reform，legitimacyanddilemmas：china‘spoliticsandsociety（singaporeandlondon：singaporeuniversitypress&worldscientific，2000），pp。1-20。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的噩运，领导人采取了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并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第二，政权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因此它设法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中国领导人相信，经济变革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崛起，但必须是由执政党来赋予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上将无为而治。相反，执政党需要调整其27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这样的调整将是由高层起的，是独立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压力之外的。

科学和技术的展被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并因此与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学者们观察到，中国新的科学和技术展战略，始于权力从邓小平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过渡期，即从1989年6月**后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时结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起了国民经济信息化项目。在“十五”计划中（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战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xiudiandai，“ictsinchina’sdevelopmentstrategy，”inchristopherr。hughesandgudrunwacker，eds。，chinaa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alleapforwar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