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二、宦官的职责（5）

宋朝皇帝对率军在外的武将十分猜忌，宦官却可以使他们相对地放心一些，因而宋代宦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曾出任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做了全军的统帅。

明朝宦官出任军职的，除了镇守、守备外，还有提督京营和出任监军两种形式。

京营即守卫京城的军队，是用兵时的主力部队。宦官提督京营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当时，创置了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其中五军营设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三千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神机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这三大营互不统属，至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宦官曹吉祥以司礼监总督三大营。于是，京军遂专掌于宦官之手。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京营有派驻的提督太监、坐营太监和监枪太监，分别督责军中事务，甚至连京营的检阅也由司礼监派员负责。

自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开始，明朝对出征军队派遣监军，位高者可加“总监”之名，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

崇祯年间，监军大多狐假虎威，借助于帝王的宠信弄权参政，左右出征的将帅，贻误军机，断送了大明江山。

3。出任各类使职

唐朝地方与中央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央政权。

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久，枢密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朝的枢密使执掌机密，参与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皇帝的废立。

宣徽使负责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国宴，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中枢机要。

唐朝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朝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务，介于帝王与翰林学士之间，负责传旨和上报，从而参与中枢机要。

明朝司礼监的职权范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三使之权，在许多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的三使为重，是名副其实的“内相”。

唐朝设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

市舶使设于广州，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和贸易事务。

营田使管理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转由宦官兼管。

国家的牧业管理本归太仆寺，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管理国家牧业。

铸钱事务本由少府监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了铸钱使管辖其事。

这些太监出任使职，掌握了国家财政，中饱私囊，反使国家积贫积弱，成了一个空壳子。

明朝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到各地担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如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担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出京时，他看准这是财的绝好机会，便重贿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充当税使。他们公开抢掠，敲诈勒索，夺人之产，淫人之妻，使辽东人民陷入了十八层地狱。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鞭腹笞背，拳打脚踢，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几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张柱的儿子向他勒索，陆续索银，直到索银达四万余两才罢手。

明朝大批宦官出任使职，都像高淮这样只谋私利，不以国家为重，胡作非为，致使国家江河日下，积重难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