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第六章保安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2）

保安族人民为了应付这一切盘剥，往往将仅有的房屋土地典尽当绝，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缴纳，甚至以自身长期为债主服无偿劳役来偿还。为了躲避马步芳的兵马款，有些人丢下房屋与土地，扶老携幼逃到夏河、循化、同仁一带。被兵马款害得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如在1937年高李村就有50户变卖了土地，有6户逃亡外地。

旧社会保安族人民除了在经济上受尽剥削外，在政治上更处于无权的地位，统治阶级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民众生命毫无保障。许多大地主家私设公堂、监狱，刑具、刑法共有20余种，如鸭子浮水、揭背花、挂秤砣、砸骨骼、拔断筋、上脑筛、割懒筋、戳手心、割耳朵、火刑、炼油等，从而使许多无辜的群众在酷刑之下丧生或被送入监狱甚至被残杀。

第二节保安人民的反抗斗争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保安族人民在艰难的历程中，同统治者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斗争，参与了西北地区历次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

保安族人民早在同仁居住的时候，就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同清王朝的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由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爆后，部分保安族人民也遥相呼应，参加了斗争。这一举动，使同仁地区的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感到保安人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其统治极为不利，于是采用“以夷治夷”的方法，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多次挑起民族不和，最终使保安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后离开了同仁地区。

保安人迁到大河家后，又积极参加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同治元年到十三年（1862~1874年）的回民起义中，保安人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保安人民同回、东乡、撒拉等民族一道在河州太子寺南面的新路坡，以“黑虎掏心”的战术，打败了骄横一时的清军，清军提督博先宗、徐文秀和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均被击毙，四十营的清兵溃不成军，狼狈逃跑。但在取胜之后，领导这次起义的马占鳌却向左宗棠缴械投降，从而使这场起义以失败而告终。马占鳌从此深得朝廷宠爱，取得了马氏家族对河州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封建统治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三月，在循化生了河湟反清大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循化教派之间的矛盾引起，清统治者先捕杀了老教头人10余人，后来他们又不分新老教凡是穆斯林都统统剿办，迫使所有穆斯林放弃教派之争而联合起来反抗清军。各族穆斯林联合起来在循化截杀清军，在积石关击溃前来围剿的凉州练军王正坤部，起义声势如滚滚黄河，排山倒海，震惊了清政府及西北地区。保安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起义斗争。1896年，镇压这次起义的清统治者的代表马安良，将参加这次循化起义的马申望、韩哈子等27名保安人以通撒拉“造反”之罪杀死于河州。这些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而流血的同胞，将永远铭记在保安族人民的心中。

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反帝斗争中，守卫在北京的“甘军”中有几十名保安族兵士，他们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在正阳门的战役中，攻取了“八国联军”的正阳门据点，献出了自己的热血。

1928年生的河州事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回、撒拉、东乡、保安等各民族联合的武装起义，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壮举。许多年来，这场由马仲英（也称“尕司令”）领导的起义始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不是说“回汉仇杀”，就是说“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其实，河州事变的目的是反抗当时的统治者，它不但是回族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保安、撒拉、东乡等族现代史上闪光的篇章，因为这些民族都投入了这场起义。

1927年，国民党右派先后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从此，旧军阀刘郁芬又挂起了“国民军”的新招牌，在甘肃省各地拉夫抓兵、派粮派款，大肆向人民掠夺。刘郁芬派自己的亲信赵席聘（十七师师长）为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河州一方面加紧派粮派款，抓兵拉夫；另一方面纵容部下士兵，在回民饭馆吃猪肉，殴打回民群众，甚至强迫回民吃猪肉。他们的这一切罪恶行径，很快激起河州各族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当时，虽然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之争正在激化，但出于民族压迫而很快联合起来。在民族尊严受到凌辱的时候，他们在“天下穆斯林一家人”的口号下，形成了牢不可破、坚如磐石的力量。到1928年初，河州地区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群众从要求减免租税开始，逐步对统治者采取了反抗的行动。赵席聘自恃有刘郁芬作后盾，一意孤行，电告刘郁芬说：“回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违抗捐税，图谋造反。”刘郁芬接电报后大为震怒，说：“好！我这次叫他们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刘郁芬怀着民族屠杀的凶狠心，一面电令赵席聘对违抗不交捐税者都以军法论处；一面将前来省府请愿的穆斯林代表枪杀。刘郁芬、赵席聘的血腥镇压，犹如火上浇油，更激起河州穆斯林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