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第八章保安族的族际交往(2)

98.第八章保安族的族际交往(2)

1939年,十四世**喇嘛进藏时,保安商队一直护送他到日喀则,因此,西藏僧俗中有很多保安族的好朋友,他们在路途客栈给保安族商队提供过诸多方便。商队中每年有人结伴而行去麦加朝觐。在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中有一批去过印度的“藏客”和走过四川、内蒙古的“松潘客”,以及来往于上海、北京等内地的“中原客”。保安族商客对促进西北地区的商贸展,增加经济收入,繁荣经济和推动保安族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保安三庄”所处的大河家镇地处于甘青两省和永靖、民和、循化三县交界处,又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在民国初年,大河家镇已初具规模,店铺、饭馆、大小商贩近百户,在大河家经营棉布、杂货的有“永盛茂”“兴盛福”“全盛祥”“永盛祥”四家商号,在刘集经营布匹、杂货、副食的有“积顺昌”“渊明”“敬信义”三家商号。

二、集市贸易和民间商贸

集市,是积石山县民间物资交流和民族贸易的场所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是保安族商贸活动的主要途径。积石山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早在清初,已形成若干集市。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在民国初年就有居家集、吹麻滩集、刘家集、大河家集。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四个集市贸易一度十分活跃。“文化大革命”中取缔了集市,将各集商户、摊贩和居民遣送山区务农,使本来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宽了经济政策,恢复了集市贸易,集市又成为各族人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工商业、交流信息的中心。集市增添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短短几年间,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迅速展,市场扩大,买卖兴旺,成为农工商经济联系的纽带。集市贸易交流的商品除各种棉、麻、丝绸、化纤等纺织品、针织品外,还有日用百货、各类家禽、粮食、油料以及瓜果、药材、皮毛、山货、保安腰刀、小农具等;理、照相、油漆、木工、缝纫、饮食等各类服务行业也相继出现。癿藏、居集、吹麻滩、刘集、大河家五个集市从临夏至大河家公路沿线,各相距1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其中居集和刘家集是原临夏县有名的五大集市(另三个是韩集、马集、尹集)中的两个集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家集、大河家集仍然十分繁荣,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两个地方成为连结青海、甘肃等地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个体经济十分活跃,如今的保安人做生意大部分都坐着飞机、火车往来于全国各地,并将其他城市的商品带到大河家、刘家集。

大河家集临近黄河渡口,赶集的除保安、撒拉、回、汉等族之外,还有黄河对岸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藏族,以及积石关外的循化撒拉族、藏族,是两省三县物资商贸交流的中心。操着各种不同语的民族在这里开展各种交易,传递各种信息,交流生产经验,加深了彼此间的感,增进了民族团结,繁荣了保安族聚居地的经济。

第二节族际往来

保安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在隆务河边,与周围的汉、藏、回、土等各兄弟民族,朝夕相处,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开了这片土地,同时也建立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友。然而,直到清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保安族的聚居区仍是土司、头人、边官武吏交叉统治的地区。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和寺院上层喇嘛等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展,且清朝统治者采用扶此抑彼“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同仁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如保安族与当地藏族因水渠问题引起纠纷,矛盾激化;同仁地区的统治者为扩张势力,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人民改信喇嘛教等。可以说,这些是迫使保安族举族东迁的直接原因。

尽管由于各种矛盾及清朝统治者的处理不善,与有的民族部落生摩擦甚至械斗和流血事件,迫使保安人离开故土,迁到今甘肃省积石山县,但他们与故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宝贵的世代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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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安族(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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