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从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3）

8月18日，红一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此时得知红三军团在敌何键部全力反扑之下已退出长沙，红一军团前委乃决定攻取文家市，解红三军团之围。8月20日，红一军团三面围攻文家市，采取突然包围强袭之势，全歼敌三团一营一机枪连，击毙敌旅长戴斗垣。随即，红一军团乘胜于8月23日打到浏阳东部之永和市。8月24日，红三军团亦从长寿街来到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师。当日，两军团前委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任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永和会师后，总前委立即就李立三命令红一方面军“再占长沙，夺取武汉”问题进行讨论。**等“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若硬攻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但是，“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当时多数干部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一、三军团应立即再战长沙。根据当时的具体况和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在红一方面军二度进攻长沙之前，**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即在思想上作好转弯的步骤。朱德1944年回忆说：“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

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永和市布了由**、朱德签署的《向长沙推进的命令》。随即根据“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梨市、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的敌变化，**、朱德又于8月28日午后9时签署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规定：“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于明（二十九日）战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制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障碍物。”

红一方面军于8月末对长沙取包围之势后，方面军总部“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然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于是，方面军总部于9月1日午后8时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准备9月2日起全线总攻击。正在这时，得敌作战文件一份，知敌动向，乃改变原定计划，于9月3日下午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便一再坚持强攻。方面军总部乃于9月10日在田心桥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说：“决强攻该敌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八时向二里碑、乌梅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从此开始了强攻长沙的激烈战斗。由于缺乏攻城武器，红军久攻不下。指战员们想尽办法攻城，甚至采用“火牛”去冲敌人设置的电网，亦无济于事。红军伤亡越来越多，而敌人援军又从各方赶来，形势对红军已十分不利。

实践教育了人们，坚持二攻长沙的领导干部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于是，**等总前委成员因势利导，决定撤围长沙，并于9月12日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退后，总前委决定撤至江西袁州地区，布置一军团夺取吉安，三军团进到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是，在总前委讨论这一行动时，三军团的某些同志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仍有主张进攻南昌者”。**又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启红三军团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使之认识攻打中心城市是错误的，改变了攻打南昌的意见，从而统一了全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