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扰我思绪（上）（6）

当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展示全世界穷人们的痛苦时，我写了中篇小说《痛苦比赛》，说一美女征婚，希望嫁给有痛苦的人，于是几个小伙开始编造、合并痛苦，让其中一人去应征，仿佛谁拥有痛苦谁就拥有资本。在应征过程中，他们所编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验证，最终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忍受两次苦：经历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而传媒为了自己的收视率和销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私毫不考虑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现了身份跟身体分离的荒谬，写了中篇小说《不要问我》。大学副教授卫国因酒后失态，被学校处分，提着皮箱南下。火车上，他的皮箱被盗，证件、金钱和物品全部丢失，于是他要在另一个城市不停地证明自己是谁，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都说连同皮箱一起丢了，以至于他的皮箱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东西。没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诵自己的简历，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记。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类的“自我丢失”。但是小说表后不久，有位读者给我寄来了一则新闻，我才惊讶地现类似的事早已在生活中生。

这则新闻说1988年，一位流亡国外的伊朗人纳塞里打算途经法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去比利时。当他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现能证明自己难民身份的文件和护照丢失了。他不得不滞留在候机厅，等待自己的身份被确认。比利时有关部门表示他们的文件足以证明纳塞里的难民身份，但必须要纳塞里亲自到比利时领取文件。而法国边检却因为纳塞里没有护照和身份证明无法让他入境。纳塞里出不来、回不去，不得不待在戴高乐机场，一待就是七年。想象的荒谬竟然被生活证实！可惜小说无力，不能制止荒谬的事件生。难怪纳博科夫要说：“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是自娱和娱人，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而并非是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

想象比道路还长

13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上班，只有主任的电话机可以打长途。编辑们都想占小便宜，可主任的电话机是锁着的，尽管我们用两个手指同时按免提键和“米”字键，能打长途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一天，有位编辑把她桌上的电话机拿过来，拔掉主任电话机的入线，直接插到她的电话机上打了起来。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只会在电话机的键盘上打主意，而一个有想象力的人竟然把锁住的电话整个换掉。这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意思是偷钩子的人被杀了，而偷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得以封侯。好的作家必须有把整个电话换掉的想象力，而不仅仅是偷窃一个钩子。

美国“911”事件像一盆冷水迎面泼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想象力，因为他们在没有炮弹的时候，竟然把飞机当成了炮弹。而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又看到了美军的想象力，他们把通缉犯印到扑克上，让士兵们的休闲娱乐也变成了工作。小说家们经常抱怨读者越来越少，但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当生活不断地超出想象，而小说却总是没有惊奇的时候，谁还愿意浪费时间阅读小说？作家卡夫卡在小说《变形记》里有想象力把人变成甲虫；中国16世纪的小说家吴承恩在长篇小说《西游记》里，有想象力让孙悟空个一筋斗飞越十万八千里，他可以上天可以入地，还可以钻入妖魔的肠胃。我必须真实地承认，想象力曾经是小说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1951年法国作家让？萨特写出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格茨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先做恶人，再做善人，最后现“不再有天国，不再有地狱，只有人间。”格茨摒弃了世俗的善恶观念，转而加入到人的行列中来。这个戏剧公演之后的第二年，意大利作家卡尔唯诺表了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小说写了一个叫梅达尔多的中尉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分成了两半，先是恶的那半回到家乡，尽做恶事，乡亲们怨声载道。后来，善的那一半也回来了，尽做善事，却同样遭到了乡亲们的诅咒。一天，善与恶两半持剑决斗，鲜血把分开的两半重新黏合成一个完整的梅达尔多。这个在恶与善之间徘徊的主题，被两个作家在相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描写，却丝毫没给我雷同、抄袭的感觉。原因就是后来者卡尔唯诺有巨大的想象才能，他用变异、夸张的手法完成了萨特完成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