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忧思手记（二）（8）

经过反复策划的行动，逐一如期实施。1970年11月25日这一天，他早早起床，没有与妻儿做特殊的告别，也没有作为一个丈夫所应有的对妻子、孩子的依舍和放弃责任的自疚，只是精心洗浴修饰自己一番，穿上日本传统的兜裆裤以及盾会制服，带上短刀匕，留下请编辑来取的遗稿，然后就分别给记者打电话，并嘱咐他们带上照相机，以便让新闻界亲眼目睹他最后一次的戏剧性表演，刊登出去昭示于众。然后按时来到自卫队总督中心大楼，一伙人开始行动，捆绑总督，并强行召集总督自卫队听其煽动性的讲演。最后，按程序宽衣解带，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在地毯上正襟危坐下来。先割破手指，在事先预备好的日本纸上写下一个\"武\"字，抛笔后，便把短刀捅进自己的左侧下腹，再次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便请求他的伙伴对他进行补刀，砍下他的头颅，他的伙伴对他补了三刀，三岛才身两处，结束了生命。

一切都是按照步骤血淋淋地进行……

接下来，是整个日本的哗然与震惊，以及规模宏大的哀悼和国葬，浩浩荡荡的人流伴随着贝多芬第三交响乐为之送别。如果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社会活动家，这个局面是非常顺理成章合合理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便显得不大对劲。死是一件非常个体的行为，轰轰隆隆、喧天响地，总觉得是一出悲剧戏的表演。

一位诗人曾说，沉默比毒药更动人。在生活中，我常常有同感。

三岛的死，与我尊敬的茨威格以及令我心疼的张爱玲的安详的离去，在人性的哲学的层面上是多么的不同，死神每一天都在触碰他们深层的精神和灵魂，而不仅仅是触碰他们的躯体或握住刀刃切腹的手腕，也不仅仅是触碰了某种实现自我压抑的**。他们始终在反省，那些忙碌的虚华浮荣、功名利禄，那些礼貌之下人类的冷漠与孤独，那些虚设的意义与价值，到底都是些什么？这才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最深邃的质疑。他们默默无声地消逝了，不打扰任何一个人，他们把死亡作为最后一个沉静的哲学，留在后人心里，让我们继续思索。

前者是一种当\"烈士\"的**，后者是一种人类最深层的探索生命的哲学。两者完全不是一种境界。

但毕竟三岛是悲壮的，谁会用自己的生命去表演呢！这也是最后的壮烈了。

17、不写作的自由

常有人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答说没写什么，或说写得很少。问者便很失望地、同时又似乎鼓励般地说：你应该写作，你不写太可惜了。

\"可惜\"一词多少令我有点疑惑。先，是一种善意的想当然，也许他以为一个人的某些资源，如若把它潜留在心底便是一种浪费。其次，是对创作的不理解——莫非写作是自来水龙头，只要打开随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出？

只有很少的人，懂得一个作家不写作的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痛苦。

经常是，我把房门紧闭，电话关上，电脑打开，手指洗得干干净净，茶水也泡好，把头脑中所有的压力和杂念统统排开，外边的天气也正好是阴雨绵绵……似乎一切准备都合乎写作的心境。可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呆呆地一坐坐上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脑子里空空洞洞，如同一个废弃的仓库。每当这时，我便会停下来，或者随便翻翻闲书，或者干脆把自己打到街上去瞎走。

其实，不写作的自由正如同写作的自由一样，自然而然，没有附加条件。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成为一道虚幻的光彩或者一道阴影，浮现在真实境况中我们的脸孔之上；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同时寄附在现实生活的我们的身体里，让\"他\"浑然不觉中游离成另外一个单独的人；什么时候，那个作家的身份只是报刊杂志上的一个署名，而生活中的我们只是安静地生活在北京某条宽敞的街道拐角处的一所寓所里的有些多思多感的人；当报刊杂志上那些褒贬我们的作品的嘈杂之声，或者熟人在电话里讨论我们要不要写作的感叹，对现实的我们来说如同在说一个不相关的另外的人的时候……这种时候，自由的光辉就真实地降临了，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