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第七十一章跳出历史（3）

如此结果想必会深深打动喜好悲剧的庶民。***但如此一来，江户将直接毁灭，而不会走上通往东京的道路。

（必须从政治的表面消失，但同时……必须默默开辟通往东京的道路！）

对于从不为自己考虑且具有王者之风的人而，这是一种伴随着巨大苦痛的觉悟。

在当朝的历史之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曾有天皇以对天地神祇负责的形式，虽已退离天皇皇位，依然以太上皇的身份行使权力。然而，如此做法往往只会造成可悲的混乱。

这是理所当然的。太上皇亲手玷辱天皇皇位，自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水户的撰史便是要纠正这种错误……

（无论舆论如何，要为天皇皇位奉公，便必须贯彻水户至诚……）

这便是庆喜既不可自尽又要抹消自己的决心，同时也是他对新帝的奉公之道。

（政治上的庆喜已经死了……）

但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必须从江户一直活到东京，一同创建盛世，为盛世庆贺。

实际上，要将这种觉悟付诸实践，必须具备信徒般的终极信仰。不，事实上可以说，只有对这种信仰心有所领悟之人，才能够称为“达人”。

庆喜在宝台院领悟了这种信仰。他将从政治历史上消失，作为一个人活下去。显而易见，能够作出如此觉悟，必然需要对大自然的真谛有所领悟，即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

8月15日，六岁的龟之助——德川家达抵达骏府，成为德川家的新继承人。庆喜公也离开宝台院，迁至市内绀屋町的原代官府，继续隐居反省。

无论何人前来拜访，庆喜几乎一律拒绝会见。尽管如此，他仍对自江户便一直跟随自己的小姓头新村猛雄（主计头）如此说道：“我如今才三十二岁……仍不得不继续活过漫长的茫茫余生。”

近侍究竟能否领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

其间，会津及其他藩的抵抗也露出终止的兆头，天皇决定东幸。9月20日，天皇起驾离开京都。而前一天——即19日，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带领家臣手代木直右卫门、秋月悌次郎、枇川彦次郎，向米泽藩的军队投降。

三

无论怎样，御驾亲伐庆喜以及迁都大阪的计划等，都很难理解为是出自新帝的本意。正因如此，东北地方的各藩主才认为官军所为乃是无视圣心、挟持幼帝的私斗，坚决予以反抗。

客观来说，他们的反抗绝非毫无意义。正因有了他们的反抗，才令庆喜的“恭顺”望之犹如高远的富士山，促使了包括萨、长众人在内的整个日本的反省。

于是，明治元年（1868年）9月20日“天皇东幸”时，“讨伐庆喜”、“天皇亲征”等阴谋性内容已经变成了天皇驾临改称东京的江户。正因相信事理应如此，在鸟羽、伏见的激烈冲突之后，庆喜才立刻诚惶诚恐地退至江户，一味保持恭顺，为日本铺设出一条轨道……

因此，天皇东幸便是为明治维新这一大革新所铺设的全新的心之轨道，天皇政治便在这一轨道之上开始行进。而在新帝御驾离开京都的那一刻，庆喜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世界中消失。他虽已消失，但轨道已经铺好……

倘若忘记这一事实，便无法看清后面的历史。新明治的历史便是从庆喜的恭顺和新帝的东幸开始的。

只要正确看待这一政权的授受关系，便可明白当初那般强硬地反对兵库开港的萨、长和公卿们为何会如此轻易地变为“开国派”。

开拓了以欧式风格与列强外交团进行外交交涉道路的是庆喜。此外，巩固西洋式军备的基础也好，营建财界团结的基石、以公会形式与对方交涉也好，全都在按照庆喜远大计划的线路行进。

正因如此，无论贯彻恭顺的庆喜是多么大的障碍，新政府都没有除掉他的理由。

理所当然地，第二年（1869年）9月28日，朝廷下达宽宥诏书“解除反省处分”，而天皇东幸便是达成此事的先兆。

9月20日，新帝离开京都。在车马东幸途中，他向各国公使出谕告，说明一切外国事务均在东京处理。一行自石部站出，经土山站、关站，于24日在途中遥拜了伊势神宫，并于4日抵达市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