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宁教我负天下人”（4）

有的人认为对曹操的赞誉偏高。***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他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

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好色，虽然圣人有“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绣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琰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

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政治上的压力与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是其他如同刘备、孙权等诸侯无法想象的。曹操在特定的环境下作出的决定既有残忍的一面又有无奈的一面。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么，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损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悽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

从当时实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乘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作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

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兖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擒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