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走西口”的历史成因（2）

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即垄断运销盐的凭证），运多少粮食相应的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就叫做开中制。***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是却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山西人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地垄断了两淮的盐引。朝廷虽然节约了每年九边的五百万石的后勤供给，却也损失了大规模的盐税，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代中期之后，开中制变成了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大批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晋商独霸盐业的格局被打破了。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许多山西盐商逐步从边商转向内商。就山西而，盐业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于是，晋商从盐业转向多种经营。最早的走西口就这样开始了。其目的主要是在北部边境从事多种商品的贸易活动，并开这些地区。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明代中期之后，与北部边境蒙古人的关系还是剪不断、理还乱。明朝与蒙古人有对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时侵犯明朝边境地区，明廷自然要强力抗击，明英宗带兵出征蒙古被俘的“土木堡之变”，正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蒙古人与明朝又有贸易的内在需求。蒙古人经济落后，需要各种生活用品，明人也需要蒙古人的马、牛、羊及皮毛，双方之间商机巨大。

“土木堡之变”的经过是这样的：明初对蒙古瓦剌实施“羁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开放马市，互通贸易。正统十四年（1949年），也先派两千人来进马，诈称三千，以冒领粮食，太监王振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瓦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进攻明朝，也先主力进攻大同，明军失利，传至京师，朝野震惊。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挟持下，御驾亲征，率五十万大军贸然进入大同。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向王振交代敌，王振恐惧，决定班师。大同都佥事郭登进：“取道紫荆关回京可保无事。”王振想借机使英宗幸其家，以便炫耀乡里，舍紫荆关向蔚县出。途中王振又恐大军毁他的庄稼，行四十里又折东改道宣化，从而延误了时间。十日到宣化后，瓦剌追兵赶到，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战死，领导的部队溃散。成国公朱勇率五万骑兵增援，在鹞儿岭遇敌伏兵，全军覆没。八月十四日英宗到达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瓦剌兵将堡团团围住，水道也被也先军占据，明军人马饥渴，终夜拒敌，敌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见瓦剌兵退，下令将兵营移至近水之处。军队刚移动，也先集中劲骑四面冲来，明兵争逃，行阵溃乱，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于乱军之中，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六十六名大臣战死，五十万大军覆没。由此引了于谦守卫北京等历史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等文学作品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而作的。

这次战争的结果，堪称奇耻大辱，也是大明建朝以来最大的一次耻辱。“土木堡之变”之后，与屡屡犯境的蒙古关系之修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历经一百七十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俺答汗（阿拉坦汗）占据了河套地区。明穆宗时（1567—1572年），蒙古族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互立互市，这拉开了明朝与蒙古正常贸易的序幕，也开始了山西人走西口的辉煌。

蒙古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互立互市，这件在明朝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