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论人格（7）

这类人便把重心完全地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虽然他们为数极少，不论性格多么优秀，也不会对朋友、家庭或社团表现出很大的热或兴趣；他们只要求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所有也无妨。***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性格往往容易陷入孤独状态，更由于其他人的本性与他自身不一样，不能使他满足，彼此的相异之处便时时明显可见，以致即使他行走在人群之中，却似孤立的异乡人，当其谈及一般人时，只用“他们”而不说“我们怎样”。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天生具备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体因素和人的关系较它与客观环境的关系要更为紧密；因为不论客观环境怎样，他的影响总是间接、次要的，并且都是以主体作为媒介。卢西安察觉了这个真理，于是说道：“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宝藏，其余的所有财富都可能带来比该财富本身还要大的灾祸。”除了消极和不受打扰的闲暇之外，不需再向外界索要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他需要的仅仅是闲暇时光，展、成熟自己的智性机能，以及享受生命内在的宝藏；总而之，这样的人生只求其一生之中的每一刻都能为他自己而活。如果他注定能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能不能完美地展心智力量直至巅峰以完成其精神使命，便成了他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这就说明为何生来具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都重视闲暇，珍视闲暇似生命。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戴奥简尼赖尔提斯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行时说过：“苏格拉底视闲暇为一切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罕氏伦理学》一书里总结说，奉献给哲学的生活便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他又于《政治学》中说道，得以自由运用任何类别的力量就是幸福。最后，我们再引用歌德的一段话：“若某人生而具备一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那么他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使用这些才华。”

但是成为拥有闲暇宁静的人与成为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对宁静闲暇的渴求原本不属人之本性，那些一般人生来便注定了劳碌终生来养家糊口，成为处在挣扎与困乏交织的俗人，不能做有才智的自由之人。所以，一般人厌倦空闲，总需为着某些目的而忙碌，要是连幻想或勉强的目标——比如游戏、娱乐消遣和各种嗜好都不能找到，闲暇就成为他们的一种负担了。正如人一旦闲下来便急于找些事做，所以闲暇有时可能充斥着危险因素，就像有人说的：“当人无事可做时，是很难沉默下来的。”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个有适当才智而又远超常人的人，这似乎是一件不合自由且一反常态的事。但若这种况真实存在，那么具有这种才华的人士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求得被他人认为是负担和有害的安静与闲暇。毕卡素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若他披上普通马必需的鞍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根本不会快乐。若外界、内在两种反常况即无扰的闲暇与极高的智慧重合在某人身上，那便是他极大的幸福；再加以命运顺遂人意的话，这个人就能过着不用受制于人类两大苦源——痛苦与厌倦的烦扰的高度生活，他非但不需再为生存而痛苦挣扎，而且还可以享受自由的存在境——闲暇，唯有对痛苦和厌倦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受它们的感染，我们方可避免痛苦与厌倦。

但是从相反的观点来看，天赋的伟大才智是一项个性极为敏锐的活动，对于各种痛苦有着极大的受容性。它含有强烈的气质，广博而又生动的想象力，这两种性格便是伟大才智的鲜明特征，它们使具备此种特征的睿智者常有着较那可以吞食一般人的热更为深刻的绪，所以他也往往很容易成为这种绪的牺牲品。世界上能带来痛苦的事，本来比制造快乐的事要多。天赋之才常远离他人，只因他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已绰绰有余，不需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再得到什么，所以他人认为值得高兴的事，他只觉得浅薄枯燥罢了，相对地，能令他高兴的事也就少些。这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证，我们称此现象为“赔偿律”，他是指世界上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反之亦然。常听人说，心地狭隘的人，其实是特幸福的人，即使这种好运并不值得艳羡。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辩驳，以免影响读者自己独立的判断，特别是古代圣哲典籍中，对这一点也常有相互对立的论出现。现举例来说，苏弗克利士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