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文人的节操（3）

这应该是那天崇祯的面部表，他万万没有想到，横征暴敛，赋繁税重，天灾频仍，官逼民反，竟造就出给自己掘墓的队伍，大明王朝终结的一天，终于来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19日晨，李自成攻进内城，崇祯帝“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邸，阍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殿自经”。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基本上属于狗肚鸡肠之辈、心胸狭窄的小人一类，不过，死得较惨，大家还多能同他。

也许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乱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接下来，便是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所写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死难场面。

从这个月开始，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谷应泰说：“考其时，阖门同死者，父与子俱死者，母与妻子俱死者，妻妾从死者，独身效死者，闻难饿死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现在回顾生在公元1644年京城的“甲申殉难”，虽然骇人听闻。但比之随后满清入关，一纸《薙令》，除明代衣冠而胡服左衽，让你从精神上降服，从心理上慑服，从人身污辱上屈服，所激超的反抗，所造成的灾难，要比李自成进京时门上贴“顺民”大得多。“顺民”只是一张纸，贴在门外，你在门内，可以照样不顺，而头长在自己脑袋上，留不留头，留头不留，对这些明末遗民来讲，人人过刀，家家见血，满城尸臭，处处骸骨，是一场谁也躲避不了的灾难。所以，清末民初胡蕴玉所著《史》一书，这样感慨：

“呜呼！吾民族蒙辫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之历史也。入关之初，薙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屈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处，而此星星之，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乎？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对如今的人来说，我们钦佩其无惧无畏地走向死亡的勇气，然而，应该看到，这样义无返顾地奔赴死亡，对明朝那条即将破沉的船，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不身死，它要沉，你死了，也挡不住它不沉。对那位寡恩刻薄，刚愎自用，多疑好变，狷急忭躁，恶谏好谀，滥施刑惩，救亡乏术，治国无方的庄烈帝，就尤其犯不着为之身殉。大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覆命运，固非崇祯一人所能挽救，但为帝王者只能在景山上一死了之而无其他作为，那就更无必要与之共存亡了。所以，尽管死得很愚，很傻，很无必要，很不值得，但对公元1644年的这些当事人而，他要活得尊严，他就得随旧朝“茫茫泉路，咽咽寸心”而去。他要苟全性命，他就得服膺新朝新政，改换门庭，输款纳诚。若是做不到低头，做不到苟且，做不到背叛，更做不到出卖，就只有一本正经的郑重其事的别无选择的惟此一道的死。因为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是全部），对于“节操”二字，看得很重。所以在这些赴难者心中，觉得不如此，则不成其为天子脚下的大明之人，更不成其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之人。

在这个世界上，莫过于我们中国人，特别看重，特别强调这个“节操”了。为什么看重？为什么强调？因为吃足了苦头的缘故。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讲节操的中国人，而在同样的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不讲节操的中国人。说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这两类中国人，一是讲节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讲节操的小人败类。其矛盾对立的斗争史，也是讲节操的人基本上吃亏，而不讲节操的人总能得逞于一时的伤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