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人的节操（4）

中国人之讲究“节操”，到了极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与中国历史上那些不讲“节操”之汉奸，之走狗，之卖国贼，之假洋鬼子，以及挟洋自重的败类，以及拉大旗作虎皮的下三烂，以及残害同类的无耻小人，以及出卖灵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缘故，害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块土地，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么因果关系？所以，“节操”，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是用来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沦丧，国本动摇，家园变色之际，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决，存亡与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间，是考验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忠贞、信念的关键时刻，节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轻？就全部检验出来了。

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顺，由大顺而大清的三国演义这出戏剧中，我们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这个唯一的，绝无仅有的，能够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里，连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龚鼎孳。

江左三大才子，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节操上不怎么样的文人，而龚鼎孳尤其不怎么样。

据民国版的《清史稿》：“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迎降，授吏部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唯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而据清代编撰的国史《贰臣传·龚鼎孳》：“及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鼎孳从贼，受伪直指使职，巡视北城。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寻改礼科。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鼎孳，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蒙朝廷拔置谏垣，优转清卿，曾不闻夙夜在公，以答高厚，唯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请饬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议，降二级调用。”

龚鼎孳之最无耻者，莫过于他为自己在明亡时不殉死的辩词：“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即柳如是）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陆以恬《冷庐杂识》）

而最令人恶心的，莫过于他以耻为荣，为耻而不知耻了。“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孽贼余子？’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清史稿》）

读《三国演义》，我们还记得，张飞与吕布交手的时候，张飞骂吕布为“三姓家奴”，真亏他想出来这样一个既刻薄而又极其准确的称呼。因为吕布先认丁原为父，后来，杀了丁原又认董卓为父，后来，又与王允合谋，杀了董卓。而龚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无光、血风腥雨的“甲申殉难”和随后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给事中，摇身一变，为大顺政权的直指使，又摇身一变，为大清政府的给事中，其变之面不改色，其变之毫无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象。当得上三朝元老的这位文人，对他叛明投贼，在闯王的军政府中，居然混得一个北城直指使，相当于宪兵队或纠察队的角色，还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如此恬不知耻，如此丧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丛刊》的《横波夫人考》中指出，龚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个无赖、无耻、无聊、无可救药之徒：“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应酬。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