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第八节民间歌舞艺术（4）

（3）筚篥及其吹奏乐。白族的筚篥又名芦管，长约21厘米，管身开八个按音孔（前七后一），芦哨长4~5厘米，音域从c到a，音色浑厚优美。芦管吹奏的乐曲大多由民歌的旋律演变而成，主要流行在剑川、丽江等地。乐曲有《寄生草》《闹五更》《一杯酒》等。

白族器乐曲中，值得一提的是集中了众多乐器一起演奏的洞经音乐。洞经音乐既是白族主要音乐形式中的一种，同时也是白族器乐曲的重要表现形式。洞经音乐传入大理后，吸收了民族传统音乐的多种成分，形成现今集吹、拉、弹、打、唱、诵为一体的民间音乐，成为白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洞经乐队组织由按使用乐器与曲牌的不同设文武乐两队。文乐是管弦乐，包括京胡、二胡、中胡、琵琶、三弦、箫、笛、芦管、唢呐等演奏的“丝竹管弦”形式；武乐是打击乐，指在前述乐器基础上加入大锣、汤锣、锣、大鼓、板鼓、拍板、铙、钹、小镲、碰铃、磬、木鱼、云锣等的演奏形式。上述器乐不仅用来为诵唱洞经伴奏，白族洞经音乐中还有大量纯粹用乐器演奏的乐曲，又称雅曲。洞经音乐用洋洋大观的器乐合奏，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令人神清气爽的艺术世界。

3。洞经音乐

白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生长艺术的沃土。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民间艺术中，白族洞经古乐称得上是一块音乐的活化石。确凿的史料证明：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展过程中融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主要用于说演道教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或《洞经》而得名，故称为洞经音乐。

大理洞经音乐源远流长。史料记载，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表达永世臣服唐中央皇帝的心愿，组织了一部称为《南诏奉圣乐》的大型乐舞赴长安奉献给唐王朝。唐德宗大喜过望，又给南诏赏赐了一部龟兹古乐。保存至今的下关洞经乐社“三元会”的传谱中，就有“奉圣乐”“龟兹乐”“朝天子”等乐章。总体上说，洞经音乐的主体属道教音乐，始于唐宋，盛于明清。据《义子簿》《长生录》载，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大理学者到四川演习《大洞仙经》，带回两部广为传之。洞经音乐从此在大理繁衍，并得到不断展。明末清初，《大洞仙经》在大理地区已风行于各文化阶层，并已和大理白族文化融为一体。它不但具有古朴典雅的江南丝竹之风，而且融入了白族传统音乐，逐渐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广泛流传于白族地区。

热爱艺术的白族人民不仅善于创造，同时也善于继承优秀的艺术传统。大理州的民间洞经古乐社团多达340多个，仅大理市就有90多个。洞经音乐社团组织多数以村社的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如“三元会”“宏仁会”“乐善会”等等。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会长以及相关的执事人等。但入会人员不一定是宗教信徒，更多的是民间艺人和音乐爱好者，包括工人、农民、教师、离退休干部等。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纯粹的音乐社团，如大理“南雅音乐社”“下关洞经古乐团”等。

白族地区的洞经乐队组织，设有上座师和诵经师，上座师就是乐队的总指挥。分文武乐两队：文乐主管弦乐；武乐是打击乐。音乐类型分打击乐、唱诵经乐、器乐曲三种。打击乐用于谈经仪式开始、结尾以及作法事的地方；唱诵乐是伴随经文唱奏的音乐；器乐曲，是纯粹用乐器演奏的乐曲，又称雅曲。

白族的洞经音乐经过广采博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乐曲，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现广泛流传的有唐宋词牌《小桃红》《浪淘沙》《水龙吟》《汉东山》，道家音乐《上清宫》《天宫颂》《真武赞》，宫廷音乐《南清宫》《宣风曲》《普天乐》《南洋洲》，江南丝竹《小开门》《忆江南》《金钱柳》《叠落泉》，民间小调《忆金莲》《瑞雪飞》，白族调《蜜蜂过江》《酸辣子》《海东调》，还有吸收了部分儒家音乐的《大晟乐》等等。白族洞经音乐曲调优美，词牌丰富，音域宽广，兼具道家飘逸洒脱和宫廷音乐庄重典雅的风格，同时也具有白族民间小调欢快、活泼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