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二节布依族文化名人――莫氏三杰（2）

清道光二年（1822年），与俦老母去世，清廷吏部传檄重新起用他，但他因不满当时官场黑暗，无心重返仕途，而自请改任清贫教职，继续为振兴桑梓文化服务，后受命遵义府学教授，潜心执教，度其教育生涯历时19年之久，直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遵义任所，享年79岁，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众子弟上谥“贞定先生”，以表景仰之。

纵观莫与俦数十年教育生涯，其教学实践具有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当时先进的教育思想。先，他满腔热，积极改善教学条件。当时，遵义府学有生员百余人，在贵州具有较大影响，但教学设备简陋，且官府还欲吞食学校，鱼肉士人。针对此，与俦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并想方设法改善教学条件。在他极力敦促之下，知府不得不划拨银两修缮府学，使教学条件有所改善。兴奋之余，他特写《补葺遵义府学记》志，同时，他还从自己微薄的俸禄中拿出部分钱来购买图书捐赠学校。古代中国，如此大公无私的学官实不多见。

莫与俦不仅满腔热，而且学识渊博，师德高尚，教导有方。他一贯提倡实学，重视品德教育，反对追逐科场利禄及华而不实的学风，并针对当时“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的时弊，提出国家办学，意在“时肄业，从广术业，勤训迪，以储人才”。他认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多为家国培养一些具有真才实学、能为国为民办事的人才。因此，应把德育放在位，谓“学之为道，莫先于正趋向，趋向不正，虽胸贯古今，望绝于世，亦小人身。”他从当时封建国家人才标准出，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处则为名士，出则为名臣，即甚最下无所成，亦是以奉身而寡罪。”虽属封建意识，但不乏反对不务实学、只求功名利禄的时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还常用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的格告诫弟子，勉励他们勇于克服困难，勤奋学习，这对推动学习亦起到积极作用。莫与俦从事教育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他创造了一套具有独特风格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最突出之处就是要求学生行统一，学用一致。他说：“读书讲求实用”，“经典所载，孰非师法，事事而思其用，则读一卷书，自有一书之益。”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招生的办法也有独到之处，主张以招收下层士民的子弟为主，上层听其自便。

在教学方法上，莫与俦重视因材施教，对后进生以讲授为主，分昼夜两部进行教学；高材生以自学为主，重点解决疑难，因人而异。当时的程朱理学，文艺训诂，内容枯燥，如教授不当，则听者乏味，收效不大；但经他精心讲解，循循善诱，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即使智力低下的人，亦如旱苗吸甘露，怡然有所得，与俦对学生管理甚严，禁止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求人人一丝不苟，端正学习态度。学生如有过失，决不姑息迁就，但关心备至，和蔼可亲，多表扬先进，重正面教育，使学生心悦诚服，弃恶从善。

由于与俦学识渊博，师德高尚，传身教，教导有方，因此，当他受命遵义府学教授时，“士人闻则至，争请受业，学舍蜂房，犹不足，僦（租）居半城市。”不少英才名家，多出自其门下，如其子莫友芝及门人郑珍，在他精心指导下，以著述宏富、精通许郑文学而成为汉学名家，时人并称“郑莫”，誉为“西南鸿儒”，故陈田在《黔诗纪略后编》本传中评价说：“莫与俦教授有法，黔士知有汉学，自先生始。”凌惕安亦盛赞“独山莫与俦教授遵义，更以朴学教其徒，风气所扇，四方景从，而人才辈出。”与俦从事教育三十多年，孜孜不倦，为家乡贵州培养人才，为展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立下汗马功劳，《中国少数民族人物传》把他誉为“布依族教育家”和“清代后期西南地区的文化大师”。

莫与俦不仅以教育名世，而且传下不少著述。主要有：《二南近说》四卷、《仁事本韵》《喇嘛传闻》二卷、《都匀自南齐以上地理考》《示诸生教》等。其子莫友芝把他的诗文遗稿辑为《贞定先生遗集》。他擅长考据学，对贵州历史、地理颇有研究，著有《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都匀府自南齐以上考》《牂牁考》《毋敛先贤考》等书，对贵州教育学、史学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莫与俦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和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