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国草 第八章（六）（5）

我落生在旧中国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代官屯）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里。***据我的长辈人告诉我，祖辈原籍山东，不知是哪一年，山东闹了水灾，挑担逃荒至河北落脚。初到代官屯这个傍山依水的小村庄时，我祖父的父辈人开了一座豆腐房，走村串店卖豆腐，从而把赤贫变成了小康人家。也许是祖辈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我的祖父奋读书，考上了满清末年的秀才。所以，从我在村口大庙堂里上小学第一堂语文课，摇头晃脑地读着：人、手、口、刀、牛、羊时，祖父已经用填鸭的方式，在家里叫我背“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十枝花”的千家诗了。说实在的，当时幼小的心灵，根本不理解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意和意境，祖父的填鸭式的灌输，只不过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起了形象思维的播种作用罢了。

到今天我也不能理解，我和我的父亲有着那么大的差异。三十年代时，开设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是全国理工科学生人才荟萃的地方。我父亲从河北遵化县五中毕业之后，竟在几千名投考北洋工学院的学生中，考取了第一名，而我的算术却糟糕得要命，总是在六十分上下转悠。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代数竟然得了“大鸡蛋”，因而留级一年。我对理工科毫无兴趣，却对文艺书籍废寝忘食。医学上的基因遗传学说，没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验证。

我的童年时代，家里除了有残破不全的《三国演义》、《石头记》、《水浒传》等文学书籍外，其它都是武侠小说，如《小八义》、《大八义》、《施公案》、《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我无一例外地都拿来解饥。回忆起来，这些杂乱书籍，不能说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没有影响，但仔细地回童年，对我形象思维启示最大的，还是盛唐的诗歌。我当时虽然不可能理解它的深奥意境和艺术上的完美，但它刺激我朦朦胧胧地认识人生，认识美丑。记得，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佳句。我所以喜欢杜甫这样冷峻的诗句，和我并不幸福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庭，尽管属于和酒肉无缘的书香门第，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投影，依然在我的家族中留下浓厚的痕迹。我的父亲，活到二十八岁——在北洋工学院毕业那年在投奔延安途中因肺病作而死，我和母亲在大家庭中沦为孤儿寡母，加上我母亲目不识丁，因而成为家庭中的排挤对象。在我的记忆中，我祖父是喜欢我的，但他因年老而不能主持家政了，所以当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家庭不再供我上学。于是我变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当时，我的家已从村里迁到县城城关，我失学后，离开县城城关，回到落生我的村庄去生活。

无论从我思想的形成和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去回忆，这都是我最有意义、最有色彩的一段生活了。夜晚，我和羊倌范老五住在一条大炕上，听他讲述许许多多古老的民间故事；白天，我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鸟、捉鱼、折花、捕蝶、偷瓜、“打仗”。我衣衫褴褛，像个自然之子，在乡野里到处嬉戏奔跑。当八路军住在我们空荡无人的家院时，把我看成小长工，教我用“七九式步枪”，对着天空射击呱呱飞鸣着的老鸹。我们村南，流淌着一条不宽的小河，那是我遗留下脚印最多的地方。我摘了河畔的野花，往村里小女伴头上插；在河里摸到了鱼，在饭桌上和范老五同享。离开学堂的生活，似乎使我对于眼前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新概念，特别是大自然和故乡泥土对我的熏陶，常常成为我后来提笔写作时的艺术遐想。从我的早期作品《故乡散记》、《在河渡口》、《夜过枣园》、《七月雨》，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去探索，完全可以寻觅到我童年的脚步。《南河春晓》的题材，本来来自于我在《北京日报》当农村记者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把它的背景写在我的故乡，因为童年的梦是最难忘却的，它是陶冶艺术家最早的生命摇篮。这种对于泥土的眷恋，使我早期的作品，孩气童贞和诗画意并存。我所以为孙犁同志的作品倾倒，是我从前辈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我童年时熟悉的那些人物。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