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北国草 第八章（六）（6）

我十分怀念那一段失学后的童年生活。虽然在家庭中我是个不幸儿，但是我是大自然的宠儿。后来，接连生的三件事，结束了我在乡村的生活。一、有一次，在墙头上我和小伙伴追逐，摔到墙下背过气去；二、有一天晚上，我和范老五，合骑一匹光脊梁的大黑骡子去解山口（离我们村八里地）看冀东的驴皮影，两人双双从牲口背上掉了下来，差点一块去了“西天正路”；第三、在一次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时，一块石头子儿，打在我的鼻梁上，险些成了“独眼龙”。这三件事，使母亲十分伤心，她不愿意我变成像她那样没文化的人，便把我送到北京来上学。家里不给钱，她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银饰，把我送到北京的亲戚家里来借宿。当时，由于物价一日三涨，她变卖饰那点钱，根本无法供我上学，我母亲毅然离开了那个并不属于她的家庭，到北京给有钱人家来当保姆，用微薄的劳动收入，供我上学。这段艰难的生活，是我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我开始觉察到那个社会如同一盘石磨，有钱人花天酒地，穷苦人在磨缝里挣扎。这也许是我对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产生强烈回响的根本原因吧？！

由于童年时的遭遇，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了欢欣之感。我个人认为，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时，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先生也毕业于这个学校），如饥似渴地读解放区作家的大批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两家房东》，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而复的《燕宿崖》，也都给了我文学营养。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俄国的屠格涅夫，从他的《猎人笔记》一直到《罗亭》、《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春潮》、《初恋》、《阿细亚》、《木木》，我都精读过。你在信中询及我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偏爱屠格涅夫和孙犁，我想每个习作者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自己的艺术气质有关。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词汇——“阴柔”和“阳刚”来区分的话，毫无疑问，我崇敬的两位作家都属于“阴柔”的艺术类型。我在几篇短文里，把孙犁同志比喻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立论也在于此。当然给予我乳汁的不只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像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对青年时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对我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

你信中还问到我，处女作《共同的仇恨》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表的习作，都伴随着我的坎坷命运流失了，我只记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报》的征文栏目里表的。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小说是写我同班同学中，一个绰号叫“洋八股”的同学，和一个绰号叫“冲锋式”的同学，平日是唇枪舌剑的冤家对头，在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的同仇敌忾的日子里，他俩结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军干校，奔赴朝鲜为正义而战的故事。当时，计算稿酬的办法，还是以小米为折实单位，这篇以“碧征”为笔名表的处女作，得了相当于九十斤小米价格的稿费。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学，在翠花横街一个饭铺里，吃了一顿饺子。饭后，又用剩余的稿费到西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不能算之为处女作，我早在从乡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当时不过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愤于旧北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画面，曾写了一篇叫作《大红门里的笑声》的小说，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是我第一次拿起笔，但失败了。

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后，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陆续表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鸡鸭委员》等五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挚，那是从我心河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彦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青年，怎么能不放声歌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