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十七章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1）

十八世纪时，法国农民也许不再是封建权贵的猎物，政府的暴行也很少波及他们。农民享有公民自由，拥有一定土地。但是其他阶层疏远他们，他们被孤立的程度也许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农民遭受的这种新型的、绝无仅有的压迫值得专门给予密切关注。

按照佩雷费克斯的说法，亨利四世在十七世纪初期就曾抱怨贵族对农村地区置之不理。到十八世纪中叶这种现象已相当普遍。当时的所有文献——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们的信件和农业协会的报告——都提到了这一事实，并对此表现出了不满。当时人头税的记录里可以找到确凿证据，人头税按实际居住地征收，当时大贵族和部分中层贵族的人头税都在巴黎征收。

多数贵族都离开了农村，只有一些由于财富贫乏留在了农村。我想，与农民阶级相比，他们的处境是任何富有的贵族都不曾有过的。既然贵族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也就没有兴趣像以前那样与农民相处、帮助和引导农民了。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承担同样的捐税，也就不会对农民有同心，更体会不到农民的苦衷，当然也不会去分担农民的疾苦。农民已不再是这些贵族的子民，而这些贵族也不是农民的兄弟，这种况史无前例。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很普遍、很具破坏性的现象。这些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贵族及其管家都瞧不起农民，对农民没有好感，只是管家们当着贵族面儿不敢说出来而已。他们都认为农民只是债务人，因此凡是按照律法和惯例应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他们都毫不留地敛取。这样一来，这些封建残余的敛财给农民造成的苦难甚至超过了封建时期。

这些贵族往往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一心想着聚敛钱财，以备冬天进城消费。老百姓往往说话很直接，把这些残留贵族贬称为土豪劣绅或掠夺成性的老鹰。

毫无疑问，这种描述不适用于每个贵族，不过我这里说的是阶级，这也应该是只有历史学家才感兴趣的话题。谁也不否认，那时确有许多富足的贵族无私地关心农民的福祉，但是令人高兴的是，他们这样做等于是没有以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自居，因为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对农民冷漠，这也使他们之前的附庸怀有憎恨。

贵族离开农村往往受某些王公大臣的影响，特别是路易十四的大臣黎氏留。的确，在君主制的最后三百年间，君主们青睐将贵族与人民分离，诱引他们入朝、从政。这种况在十七世纪时尤为明显。当时，王权害怕贵族。在中央给地方官员的信件中，我们仍现这样的问题：你们省的贵族愿意留在当地还是想离开？

我们找到了一份当时一个地方总督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怨道，本省的贵族们更愿意留下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愿入朝尽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这个省是当时法国西部的一个州，叫安茹，后来一般称作旺代。正是这些拒绝对国王尽责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去保卫君主制，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让那些农民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战斗，当然也有人指责他们喜欢在农民中享乐，而不去对王权尽责。

不过，贵族阶层离开农村，其原因不能简单地算在国王头上。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体制弊端的日积月累造成的。这样说的理由是，十八世纪时政府试图扭转体制弊端，但当时连弊端的蔓延趋势也无法控制。当时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而且当地自由力量也已消失，因此贵族的流动自然就增加了。当时已不再需要国王大臣去引诱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本身已经不想继续呆在农村，农村生活对他们而已索然无味。

我这里说的贵族包括全国各地的富足的地产主。中央集权使富足的有识之士纷纷离开农村。我还想说，其实中央集权导致农业生产落后、缺乏革新。这样说下去也许可以解释孟德斯鸠的名：与其说使土地多产的是土地的肥沃，不如说是经营土地人们的自由。不过，我不想扯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