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十七章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2）

我们前面已提到各地的资产阶级离开农村到城里享受。***有关旧制度的文献在这点上一致显示：在农村我们几乎没有现任何一代以上的富足农民。勤劳的农民攒到一点财富，就让孩子放下锄头，进城买个一官半职。今天法国农民仍对使他们富裕的种田行当感到厌恶，其根源就在这里。可谓缘由不再、影响犹存。

实际上，当时只有牧师还与农民和睦共处、密切交往，因此他们是唯一有教养的人，或者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唯一的绅士。伏尔泰说，如果牧师与政治等级没有瓜葛的话，可能就成为农民的领袖了。结果牧师得到了一些政治特权，同时也激起了农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

就这样，农民几乎与整个上层社会不相往来。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乡亲们也疏远他们。他们有了知识或财富后就与农民形同陌路了。农民在整个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这种被边缘化的程度在其他欧洲文明中都未曾见过，即使在后来的法国况也有所不同。十四世纪时的农民受压迫更深重，但得到的救助也更多。有时贵族会对农民横行霸道，但是从没有抛弃他们。

在十八世纪时，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群落，大家都贫穷、无知、粗野。村官们也没什么两样：没文化、不受重视。当官的不识字、收税的不会管账。往日的村领导没有权力管理农民，而且也不愿屈就参与政务。分配税收、征兵、组织劳动都是卑微的活儿，都交给一般职员去做。只有中央政府关注农村，由于远离农村，他们并不害怕农民闹事，只是想从农村榨取利益。

这就是被忽视的农民阶级的境况。没有人对他们施行暴政，可谁也不愿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

毫无疑问，封建体制强加给农民的负担已经减轻或消除，但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是，他们承受了新的负担，而且可能更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的苦难，但是忍受了许多其先辈不曾知道的痛苦。

我们的确知道，过去二百多年来租税增加了十倍，这全部来自农民。这里必须说明征税的方式，这样才能表明文明社会中，在多数有识之士的纵容下，可能制定和维持什么样的野蛮法律。

在总监一封一七七二年写给地方总督的密函中，我现了一段对军役税的简短明确的描述，信中写道：军役税的摊派是随意的，并且纳税人负有连带责任，征税的标准是看人数，而不看土地多少。在法国大多数地区，每年纳税的况随纳税人的财产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当时的税收做法反映出了贵族敛财的丑陋，以上信中虽寥寥几行，但对此描述得再好不过了。

每个教区的纳税数额每年定一次。正如一位大臣在信中提到，因为数额年年变，所以农民们都无法预测下一年得上交多少。每年在每个教区内部随机选一个农民负责摊派和收取税额。

我之前就许诺过要描述一下收税员的处境。为此，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南部贝利省一七七九年的议会上来。议会的消息应该可信，因为议会完全是由国王挑选的特权阶层组成，而且他们不用纳税。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收税，所以大家轮着来。因此，收税员每年都换，不管能力如何，诚信与否。于是，每年的税收名册自然就有收税员的影子：恐惧、懦弱和罪恶。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是，这些收税员无法把工作做好。想想，谁能知道其邻居到底有多少财富？谁能知道如何对财产进行比较？因为收税员没有渠道知道这些况，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判断，而且必须按指定收齐税额，用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担保。一般来讲，收税员在两年之内每天要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农户家里。碰上不识字的收税员，他们只能找别人替自己完成任务。

稍早时候，杜尔戈对另外一个省份的况这样讲道：\"农民一旦被选中当收税员就会感到绝望，而且往往会搭上整个家庭的财产。这样，村里日子过得不错的家庭就陆续陷入贫穷苦难之中。\"

然而，这些收税员也滥用职权、横征暴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一旦摊上收税的工作，在毁掉自己的同时，手里也握有毁掉他人的权力。再看看那个省议会说的吧：\"收税员对亲朋好友与左邻右舍照顾有加，对关系不好的心怀敌意、打击报复。他们需要庇护友邻，害怕得罪给自己派活儿的有钱人。这一切使他们内心饱受正义良心折磨。\"恐惧往往使这些收税员变得冷酷无。在有的教区，收税员出门都得有当地治安官和执行官陪同。一七六四年一位地方官员向部长汇报称：\"如果执行官不陪同收税员，农户就不愿意缴税。\"吉耶省议会有评论说：\"光维勒弗朗什一个区就有一百零六名治安官和助理不停地在路上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