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十七章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4）

打那时起，随着贸易频繁和对道路条件要求的范围不断扩大，强制农民修新的公路，因此农民受压制比以前更大了。在贝里省一七七九年议会的报告中现，这个贫困省份当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高达七十万里弗。据报告，下诺曼底在一七八七年的劳役工程价值也差不多。这也最能说明农民的悲惨命运了。社会进步使其他阶层富裕了，唯有农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专门与他们过不去。

在大约同时期总督们的通信中，我现劳役并不在乡村道路上使用，而是专门用于交通要道，当时老百姓称之为\"王家道路\"。理所当然地将修路的费用强加到了最穷的、也最不可能出去游玩的农民头上，这种罕见的做法在所有地方绝无仅有，然后在那些既得利益者心中已根深蒂固。很快他们就完全离不开这种做法了。一七七六年人们试图把这种强制劳役变成地方税，因此不平等现象很快就随之而来了，只是新税成了载体。

强制劳役本来是领主的特权，后来扩大到王室，进而逐渐推广到了所有公共事业中。一七一九年强制劳役用来修建军营，因此各教区必须选派最好的工人，其他工程必须为它让路。强制劳力负责把罪犯押往监狱，把乞讨者押到收容场所。他们还负责军队转移时的辎重搬运工作，当时军队装备沉重，所以这是很苦的差事，必须征调大量车辆和牛方可运走这些东西。这项工作最初不是很重要，随着军队规模扩大，变成了最繁重的负担之一。我现一些承包商强烈要求派遣劳力帮他们把砍伐下来的木材从森林运往海军军械厂。被召集干这种活儿的农民一般会得到点报酬，但雇主随意确定数额，往往很低。这种不合理的负担有时愈演愈烈，连收税员都为此担心。其中一位在一七五一年写道：\"要求农民为修路缴纳的费用很快就使他们无法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农民周围有既富足又有知识的人，即使他们无意保护农民，也起码代表农民和控制财富的贵族进行调解，那么这些新型的压迫形式能得以确立吗？

我看到过一个大地产主一七七四年写给他所属省总督的一封信，请求新修一条路。他认为这样的话给某个村庄带来繁荣，因为建立个集市，农产品价格就可以翻番。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补充说，只要稍微出点钱就可能建所小学，这样可以给国王培养更多刻苦的臣民。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国王关押了两年，他在信中坦道：\"在城堡里两年的流放生活使我确信，这些事非常有必要做。\"

然而，那个饥荒年代，维系农村大地产主和农民的纽带以及依存关系已经松散甚或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因孤立和影响力削弱感到不安，很不适应，也想恢复那些不复存在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关系。可是出号召却没人响应，政府惊讶地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正是政府要了他们的命。

这种况下，一些最穷的省份的管理者，比如杜尔戈，非法颁布命令，要求富足的地产主必须养活农民，直到次年秋收。我现了一些一七七○年的信件，反映了一些教区的牧师向总督提议向当地的大地产主征税，包括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理由是他们占有大量资产却不在当地住，他们在当地收入丰厚却到别处挥霍。即使在正常年份，村子里也到处是乞讨者。正如勒特罗纳所，穷人在城里可以得到救助，但是在农村到了冬天，穷人就只能靠乞讨求生。

这些苦命的乞丐经常遭到暴力对待。一七六七年舒瓦瑟公爵企图一举清除法国的乞讨现象。我们可以从他给总督的信件中看到采取的方式多么残忍。他们下令让警察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乞讨者，据说有五万多人被抓了起来。其中身强力壮者被遣送去做苦役，当时建了四十多个乞丐收容场所专门接收其余被逮捕者。如果有钱人像过去那样慈悲该有多好啊！

我之前提到过，旧制度下人们对有地位的人是那么温和、羞怯、有礼貌和恭顺，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却是那么的粗暴，让人猝不及防。我查过的文献中，我没有现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的记录，但却现农民经常遭到逮捕。有的是在做强制劳动时，有的是在服兵役时，有的是在乞讨时，有的是在治安问题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些是设立独立法庭，展开长时间的辩论，进行公开审判，有的是法官当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