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十八章十八世纪中期文人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2）

此时的境遇使得这些作者们倾向于抽象概念，即是关于政府的一般理论，一些他们盲目信服的理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现有的经历已不足以历练出他们本该有的激。因此他们从现实中也就得不到任何可能阻碍改革大趋势的艰难险阻的警告。无一例外，势在必行的改革总会伴随种种危险。然而，这些作家们对此全然不知。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他们不但无法成功地掌控政局中的众多事务，而且也无法注意到该事务。因此，对于改革中存在的艰难险阻，他们无能为力也毫无预测可。他们与那个政局毫无关系，并且也不能觉察到在这个世界其他人所做的成就。因此，只要听过一个有关自由社会以及自由人士所说的话，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熏陶，然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在他们自己的改革中他们就变得格外大胆，他们更加倾向于整体思想和制度，更加蔑视传统的至理名，更加自信于个人推理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去相信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作家。

大众也同样具备这种无知，这使得他们愿意相信这些作家并且心甘愿地臣服于他们。像往常一样，如果法国人仍旧通过三级会议参与政府事务，或者他们仍旧通过省议会方式参与日常国家事务管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就不会被那些作家的思想煽动，就如同他们现在这样。他们将依旧精通于政府管理，从而这也使得他们警觉到纯理论所暗藏的危险。

如果他们能够像英国人那样，不废除旧的体制，并且慢慢地革新他们的精神，他们或许不会如此快地做好准备去构想一个全新的制度。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们的财产、人身、福利和自尊心方面每天都会受到一些老式法规、一些古老的政治习俗、一些古老权力残余的妨碍，并且他们感觉到没有触手可及的补救方法以宽慰他们特有的悲伤。由此看来，国家的政体要不就全部被接纳，要不就全部被摧毁。

然而，我们已经保护好一种自由使其不会像其他自由一样受到摧毁。我们能够无所忌惮地去进行哲学探讨，探讨这个社会的本源，探讨政府的本质，探讨人类最根本的权利。

所有因进行日常立法而受阻的人们很快会迷恋于文人政治。这种倾向甚至会延伸到本性和处境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因军役税的不平等分摊而受损的纳税人不喜欢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一个财产被贵族邻居家的兔子糟蹋了的地产主，他们对于一切谴责贵族特权的行为都备感满意。因此，每一个公众的愤怒都隐藏了起来，如同沉着的哲人一般。从此，政治生活被有力推入文学之中，并推向作家。这些作家们将政治揽于他们手中去指挥民意，并一时间取代那些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

这次，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机会挑战这些作家们所扮演的角色。

全盛时期的贵族统治不仅领导公众事务，同时也要有能力去型塑观念框架，为作家定下写作基调，并且给思想以权威。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才完全失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它的信誉和它的权力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那个曾控制人们思想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另外，作家们可以自由担任起这个角色去驱逐其他阻碍。作家在贵族统治的地方所取得的地位让他们的进取心大受鼓舞。贵族阶级已经完全忘记一旦这些理论被普遍接受，不可避免地转化成政治激与行动。这些激与行动仅仅被看作独创的智力游戏。在其中，所有的学说理论大都敌视它自有的特权，并且甚至敌对贵族阶级的存在。为了消磨时光，贵族阶级自己参与这个游戏，当沉着地探讨着约定俗成如何荒谬之时，也静静地享受着它的豁免权和其他特权。

许多人表示惊讶的是，上层社会对于古老政权特殊的盲从使他们走向了灭亡。但谁又会教给他们其他的呢？那些自由的法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主要公民来说，可以引导他们如何面对危险，正如对于地位比较低的人来说，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力，都是必要的。在公众生活最后一丝痕迹已消失了一个世纪后的法国，对那些保持古老的体制有直接兴趣的人对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毫无理会，从未听见过任何撞击和噪音。在外部的条件没有改变的况下，他们继续站在祖先的视角上看问题，设想着每项事物原貌。一七**年贵族在陈书里对王权的僭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十五世纪一样。同时，正如伯克指出的，不幸的路易十六即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然认为贵族才是王权的最大对手。他不信任贵族，好像他仍是生活在投石党的时代一样。相反，正如他的先辈一样，他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是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