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十八章十八世纪中期文人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3）

但是，对面前满是革命残骸的我们来说，更奇怪的是，在我们祖辈的脑海里根本没有暴力革命的概念。这个问题尚未被谈及和设想过。关于政治自由问题上不断的小变动表明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应该作为社会动荡的一种警示，从而推进公众的谨慎感。十八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动荡濒临危机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关于危险状态的警示。

我仔细阅读了那些陈书，这些陈书是一七**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所编制的。我所提及的三等级是指：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阶级。我现有些人想改变法律，有些人想改变习俗，于是我都做了标记。当大量的调查被采集起来，具体的要求被总结起来后，我惊奇地现，他们要求在全国上下同时系统地强制废除所有的法律和习俗。我立刻现这会导致史上最广泛的最危险的大革命的爆。然而那些革命的受害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在这样一个古老复杂的国家中，快速彻底的社会转型可以在纯粹的理性主义的帮助下毫无损失地实现。这些可怜而又愚蠢的人们啊！他们甚至忘记了先人们四百年前那精简而又有力的座右铭：要求自由越多，奴役就越多。

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长时间地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因而表现得严重缺乏社会经验，这不足为奇。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掌管国家重要事务的人，譬如大臣、地方行政法官和总督都毫无远见。但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很务实的。他们对于公共管理的细节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旦涉及政府的科学管理问题，比如让他人了解社会展的大体趋势或弄清公众们的想法和期待，他们就像那些未被教育过的人民一样手足无措了。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领全部教给政治家。

在一七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尔戈已经向国王提议让全国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团，每年让它在国王的监督下活动六个星期，但是不给它任何实权。它只能关心行政，但不能干涉政府，而且它只能提出看法不能表达意愿。事实上，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讨论法律但无权制定法律。\"这样，王室的权力不但不会被束缚，还会被扬光大。\"杜尔戈说，\"因为这个组织的人没有权力干涉重要事务，所以大家的意愿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被满足。退一万步说，即使它不听从您的领导，您也永远是国家有力的主宰。\"谁也不会低估一项措施的意义和杜尔戈所在时代的精神。确实，在革命接近尾声时，人们才能不受指责地实行杜尔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奥古斯都就尝试了这个办法，而且成功了。国民们厌倦了讨论，只要能获得平静，他们甘心被哄骗。在这种况下，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从国内找几个平庸又听话的人，在国人面前充当一下政治团体的角色就行了。可以印证的例子有很多。但在革命初期，这些方法并不起作用，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意愿。自由国家的小市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杜尔戈这个行政高官却不懂。

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事一无所知，也没什么经验，他们完全被政府控制了，但他们又无法改变政府，但是在当时，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非常聪明。所以你一定能理解作家们是怎样成为法国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又是怎样最终成为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的。

在英国，那些研究治国之道的人与执政的人常常厮混在一起，当官员们想出台新政策时，作家们就会为他们修正和归纳理论。但在法国，政界和文人是分开的独立团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执政者治国安邦，文人研究抽象准则，政府本该以此为基础的。他们一方按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一方却制定普遍法律，根本不考虑怎么实行。一方管公共事务，一方管国民思想。

在现实社会里，政府守旧、迷糊而且没规矩，法律杂乱又相互矛盾，等级森严，地位一成不变，税收不平等。但在一点点建造的理想社会中，任何事都那么简单、和谐、一致、公平且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