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十九章非宗教思想如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遍占主导地位，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2）

另外，当时教会本身就是要的政治权力，尽管不是最具有压迫性的，却是最令人憎恶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力量，这与他们的职责和天性都是相违背的。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行为，然而自己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用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来遮掩其政治上的丑陋，似乎想让政治力量也如同自己一样永世长存。任何攻击教会势力定会立即使民众群激奋。

然而，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以外，作家反对教会势力还有更特殊、更个人的因素。教会代表了政府中和他们最接近、最具有敌意的那部分。其他政治力量只是偶尔干涉他们，但教会依仗他们可以监督人们的思想，查禁作品，总是经常为难他们。当他们反对宗教干涉、捍卫个人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这场斗争是从打破束缚他们最紧的枷锁开始的。

并且宗教也确实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脆弱的环节。教会势力减弱，尘世王权就会加强。教会势力曾经高于王权，之后与之平等，现在又沦落为了其保护的对象。教会与王权之间，这样一种交易建立起来了：王权赋予教会物质权力，教会则赐予他们道德权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规，而教会则要求民众尊重政府意志。大革命临近之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强迫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国王总是宣称自己是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却忽视了其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他们保护自己政府的热要远远高于保护教会的热。事实上，他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直接危害教会，但是从远处重伤他，他们就视而不见了。

那时强加在教会的敌人身上的折中办法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有时压制作家的思想会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又会使其加速。但是当时对这种出版界的侦查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不会造成恐惧，只会引起抱怨。他们能忍受激斗志的折磨，却无法忍受将其摧垮的沉重束缚。对作家的攻击总是拖沓、杂乱和无效，其目的似乎不是阻止他们而是激他们写作的热。让出版完全自由对教会的威胁也许会相对小些。

一七六八年，狄德罗在给大卫·休谟的信中写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和你的观点不同。\"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是正确的，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他深有体会。狄德罗是从作家的观点出的，而休谟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拦住碰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助于稳定法律和实现一个社会的秩序井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没有宗教，更不用说一个自由社会了。在他看来，对宗教的尊重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即便是最不精通执政思想的人也知道这点。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美国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最大胆的政治学说应用得更广泛。只有那些反宗教学说没能在美国问世，尽管美国有无限制的出版自由。

英国的形是一样的。甚至在大多数启蒙运动家出生之前在英国就已经开始宣扬非宗教哲学，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整个十八世纪，在英国有很多著名的不信仰宗教的倡导者。聪明的作家和深邃的思想家肩负起这一事业，但没能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那些在革命中有所畏惧的人急忙来支持已有的信仰。即使是那些深入参与当时法国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法国哲学有道理的人，也因认为危险而拒绝了这些信仰。像在自由的国家通常生的况一样，强大的政党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自己也成了主教的一个盟友。教士得到了榜样的力量，从不觉得孤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积极地战斗。尽管教会组织有缺陷并且弊端很多，英格兰教会成功经受住了打击。教会阵营的作家和演说家，急切地投入到对基督教的守护中。多亏了社会的努力，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反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驳斥最终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