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与性的难说史（1）

一位叫“卫子”的博友给我留下如下博语：

“超女一样的作家，走这条道路或许更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丝来捧场。我是卫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觉有点悲哀，是大悲，为一个能写出大海浪花的诗人走上靠性包装满足另一种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个批评我的博友了。自从《非常日记》以来，许多人都批评过我，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来没看我的书就自以为是地批评的，到后来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边的文人墨客们，他们的批评可以说甚为辛辣、刻薄，都有点恶毒了。他们以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无视”这些批评。“无视”是因为这些都是无知者的滥，“无视”是因为我无从解释，但批评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参与时，这种愤懑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谢博客，有一个可以自我圆场的天地。

我为什么要写性

贾平凹在1992年前后出版的《废都》，是中国文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这部长篇时，我就以粗劣的语批评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倒不是因为写性，而是我认为他笔下的性没有任何价值。性在贾氏那里成了一种广告，成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借口。贾氏笔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断，可以说是一种死亡之性。我们很难从那种性的描写中看出入的道德冲突和精神倾向。在我看来，是一种失败。

时隔多年，在人们都想当然地批评我时，突然体会到贾平凹之不幸。性是什么？性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现在我可以妄，大概那时候中国的所有批评者跟我…样，对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么，那时候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呢？谁来给贾平凹验明正身，或“平反昭雪”呢？

实际上，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性始终是文学所要表达的一种重要的主题。我们中国人把爱与性往往分开来看。在西北民大作报告时，一个男大学生愤愤然地给我写了张纸条：徐先生，你怎么能把性与爱混为一谈呢？我当时愕然，转而大笑。这并非什么滥。这种观点也并非只来自于这个学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中国自然是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很久了，以至于我们的青春前期对性持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受中国传统道德对我们的束缚，在青春期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后来，我相信，把性与爱分离，是传统的中国人青春期必然要走过的道路，然后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性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绝性。它使我们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在我当教师的那几年，我身边有好几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便给我讲他们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使我大为惊讶。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把它们当成笑话。

人类对性的恐怖造成了人类的性变态，而这些性变态又遭成了多少悲剧。想起《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时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个女儿。也是我拒绝文学四年之后。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凉州，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无事可做，突然想写点什么。在一种冲动中，便写了《非常日记》，意在记录我所经历的那个青春的年代。

写完后给一个学生看，谁知他们都认为好，说可以畅销。那时候的我已对文学无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给其他学生看，希望他们给我提点意见。大概真的是写了一些没人敢写的东西吧，很多学生都要看，便流传开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一些媒体所写那样“疯狂”。这时候就想，有…家出版社能够给我出就行了，就给了敦煌文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