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8）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