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爱情文学与性文学（1）

禁区——“文革”中的爱文学

在

“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海港》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地下文学对爱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