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十五章 公元2009（8）

季羡林这儿说出了两层意思：一、自己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好人；二、一辈子只晓得埋头做枯燥的学问。***

如果季羡林只晓得埋头做学问，固然会有成就，但是难得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季羡林完美的人格，还在于关键时刻敢于讲真话。譬如，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也有人称为“中国牌知识分子”。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中华自有历史以来，无一日无敌国外患。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季羡林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特征：先是讲“面子”。“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砍他的头，不可以驳他的面子。知识分子多半人在江湖，心存魏阙。但是他们嘴上不说，这也和面子有关。与面子相对应，还有一个骨气。“文章”总是“憎命达”，“才如江海命如丝”，才华愈高，命运就愈不济，到头来，只剩一把嶙峋瘦骨。瘦尽管瘦，这把骨头，知识分子仍看得十分重。这是他们仅存的“财产”，最后的“赌注”，轻易不肯押上。但不要以为他们怕死，不，节骨眼上，关键时刻，他们却又喜欢拼命。“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就是骨气。

以此为标准，在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季羡林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在季羡林身上，也明显有两位大贤的风骨。譬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举世批判胡适、陈寅恪，他能以沉默对抗，一不。稍后，在一次批判冯定“为了生活而实干”的个人主义哲学的会上，主持人最后点名要季羡林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话说。这在当时，是需要大无畏的精神的。

季羡林的一位老老朋友（也是望百高龄），曾在闲谈中对笔者说：“建国初期，季羡林、李长之，还有我，三个人常常在一起玩，论学问，季羡林并不是最出色，论活动能力，他也不如长之和我，论婚姻，他就更加不理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但他的命好，晚年大红大紫，名动朝野……”下，颇流露出几分歆羡。笔者坦：“性格即命运。季先生的出生、环境、条件、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生命曲线，他对社会的感悟力、适应力、反弹力，是您这样的富家子弟、风流才子所不能比拟的。”季羡林先生曾对笔者作过自我剖析，他说：“我这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又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完全不计个人得失。”笔者认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加“挺身而出，仗义执”，正是他内在气质最为准确的概括。

俱往矣！“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选择季羡林作为二十、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领域的一座丰碑，自有它深邃的背景。同样深邃的背景，我们在齐白石的画室里见过，在巴金的书斋里见过，而另外一些也许是更为出色的文化巨子，如胡适，如陈寅恪，却因生不逢辰而无缘享此殊荣。季羡林是幸运的，他长寿，他的能量装置呈多级火箭推进，当生命的航船行将返归渺渺银河（天堂）之际，又获得了最后一程的大力助推；他活着时，就已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坐标。季羡林晚年虽有落寞、孤独，虽有风波、曲折，那也是人生应有之义。世间万事本无圆满，正如宋代词人辛稼轩所书：“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这不如意事，便是上帝设下的路障，你要领略完整的人生，就得学会从跨越中求爆，求高翔。季羡林最后的生命是光芒万丈的，经一波三折而终于达至和谐，这是天理，是公道，是百折不挠的生命的奇迹。

钱学森仙逝，引又一次举国哀悼。网上有人建议为他举行国葬，反映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钱永刚说，父亲走得匆忙，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遗嘱。但从舆论看，钱学森生前对**总理所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放大、强调成了最后的遗嘱。钱学森生前还说过“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展的事，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钱学森逝世后的第二天，媒体公布了教育部长易人，时间上的巧合，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热议。钱学森的忧虑，无疑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特别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