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第十六章 公元2010（7）

还有一则逸闻，可入现代版的《世说新语》。***1990年夏，侯仁之虚岁八十，他带队到围场县考察，途中在隆化转车，因为是过路列车，买的是站票。研究生邓辉心想：侯先生这么大岁数了，说什么也要给他抢个座位。于是，待火车进站，刚刚停稳，邓辉就扒着窗口，纵身往里爬。侯仁之恰巧站在身后，他怕邓辉摔下来，便伸手一托。这样，邓辉就顺利爬进去了。检票上车，列车员却拦住侯仁之不放，说刚才那个年轻人扒窗而入，是不轨行为，要受处罚，侯仁之是协谋，予以没收车票，不准登车。任凭侯仁之怎么解释，列车员坚持原则，不予放行。随队的老师王北辰见状，赶忙上前，给列车员一个劲地鞠躬，猛赔不是，末了又亮出侯仁之的身份证明，说“这是我的老师、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列车员至此才高抬贵手，准许他登车。

侯仁之比较具有诗意的一笔，还要回到燕园。1999年冬日的某个夜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在北大未名湖南岸的慈济寺遗址旁，人们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仰望星空——他就是侯仁之。

深夜一点多，八十八岁的侯仁之依然豪兴不减，为阵阵划过天幕的流星叫好。流星划过的间隙，侯仁之兴许想起了他的弟弟侯硕之，1935年，侯硕之翻译的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取名《宇宙之大》，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侯仁之曾对人说：“我弟弟有能力，有才华，有人格，想为国家做事。我的弟弟比我强。太可惜了！”1942年，侯硕之从四川北上，在陕西境内惨遭土匪杀害。有一阵子，侯仁之又想到了学潮，他指着面前的空地，对同游者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啊，那一年，侯仁之二十四岁。

屈指算来，侯仁之在燕园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无数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而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仁之更像一颗恒星，热烈地招展着光帜。

陈省身

陈省身最早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和记者们的一次斗智。那是2002年夏天，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省身担任名誉主席，大会为避免新闻记者的干扰，特意安排他在远离会场的希尔顿饭店下榻。记者们找不到陈省身，当然不乐意，纷纷给组委会提意见。组委会不得已，只好安排一个专场采访。那天下午，在希尔顿饭店的一间大厅，挤满了无冕之王。陈省身满面春风，有问必答。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记者们轮番询问，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主持人束手无策，莫可奈何。这时，陈省身感觉累了，他于是提出一个建议：“这样吧，我提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如果你们回答出来，我就继续回答问题，如果你们回答不出，采访就到此为止。”众位无冕之王觉得一个数学家能提出什么历史难题呢，遂表示同意。陈省身扫视大家，慢条斯理地问：“司马迁是怎么死的？”

大家面面相觑。司马迁虽然贵为“史圣”，《史记》虽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关于司马迁的死，历史向来没有明确交代，因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陈省身胜利了，他含笑离座，欣然而去。

事后，有人向陈省身打听正确答案，他说：“我猜想司马迁是被汉武帝杀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确认。其实，你看《报任安书》，如果落在汉武帝手里，岂不是死罪？”

陈省身的推论是有道理的，汉武帝能阉司马迁，自然也能杀司马迁。你对一个封建帝王，还能抱什么幻想？

颇遗憾我未能出席那次采访，失去一次与陈省身对话的机会。随后我开始涉猎陈省身的资料，把他与我熟悉的大家作比较。陈省身不喜欢体育运动，可他偏偏又长寿，这事，有点像季羡林。不过，他比季羡林更彻底。举个例说，季羡林到了黄山，还勉力攀登了三日，领略了奇松、怪石、云海、日出，兴尽而返。陈省身呢，有一年，他和朋友一起游黄山。是日天朗气清，朋友结伴登山。陈省身却说：“懒得爬那么多的石阶，上那些陡坡，还是在山下算了。”结果，他就留在山下招待所，看了一场有关黄山的风景电影。陈省身自嘲：“一个人到了黄山，只看一场电影就回头，也算是一个纪录。”在陈省身看来，攀登科学高峰，其乐无穷，而攀登黄山呢，却需要劳筋累骨，且气喘吁吁，大不愉快。既然如此，干脆免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