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一章 童年梦幻（6）

母亲生育侯仁之时，已年近四十，这是侯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喜出望外，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两年后弟弟出生，取名重临，学名硕之。母亲着力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劳动习惯，兄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加带劲。侯仁之的母亲是伟大的，同样是扫地，她只是给甬道一个新的命名，就使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浪漫的进军，耳旁交织着风声、车轮声、汽笛声，以及自内心的“加油”。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打时光的指缝偶然漏出的金色细节，一滴水看太阳，借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我甚至觉得，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季羡林：穷乡僻壤的野小子

与以上五位相比，季羡林绝对是个异数。他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那是一个穷乡僻壤。据其自述：“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就是说，季羡林这一粒种子，不幸是像但丁形容的那样，“掉在了岩石缝里”。

季羡林的祖父，是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生有三个儿子，因为日子艰难，养不起，把最小的老三送了人。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已去世，短命，想必和穷愁潦倒有关。祖父祖母死后，家里只剩下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一个更小的叔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兄弟俩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那日子是什么滋味，概可想见。据说，兄弟俩缺衣少食，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有次实在挨不过，偷偷溜去村南大户人家的枣林，捡落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称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像，唯独对于本能的口腹之欲，有独钟。晚年季羡林作《我的童年》，他在文章中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天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地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