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十五章 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4）

大概率价值观的盛行必然会使所有的人趋于一致。***就是在我们社会中那些不属于大概率人群的人们中间，也能感觉到它的向心力——在我调查过的同性恋者、独身者和离婚者当中，羡慕大概率人群的大有人在。大概率行为规范就像一个黑洞，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吃下去，其中有一些肯定是它不该吃的。举例来说，在同性恋人群中，有很多人和异性结了婚，维持着一个家庭，过着两面人的生活，他们对妻子和同性伴侣都不忠实。这就说明，有些东西大概率这个黑洞不但不该吃下去，而且是吃不下去的。同性恋这个小概率人群并不会因为大概率价值观对它的否定而改变自己，而只会因此而转入地下，同时继续坚持他们的小概率行为方式。

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已经是世界上最为一致的人群了。当然，它还可以更加一致：消除贫富差别，消除社会分工，甚至消除性别角色的差别，就像文化大革命里试图做过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设想它成功了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全中国每个人都拿一样的工资，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工作，每个男人都有妻子，每个家庭都生一个孩子。这样大家就都属于最大概率人群，大概率价值观于是取得全面胜利。假如我们以为大概率现象是美好的，大概率价值观是美好的，结果就会是这样。这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

三、关于后乌托邦社会

与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的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后乌托邦社会，因为并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欧洲的中世纪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同它们十分相像——在中国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期，各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设计层出不穷，反复试验（公共食堂，人民公社，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在那个时期，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单调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一种文化时，总是从生活方式入手；而研究一种生活方式又总是从它的环境入手。如果我们考察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方面的意愿，有两种想法最为普遍，一种认为现有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人都适用，不可能变革，人能够做的只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内部取得成功。在中国农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最多，他们被动地接受生活，像老辈子那样生活，积攒婚姻支付，结婚，渴望生育尽可能多的男孩子，这些就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件。另一种观点或许可以算做它的对立面，即认为现有的生活方式不理想，应该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才是真正适用于任何人的。这样他们就开始构思乌托邦。举例之，农民的生育行为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每个人都想生一个儿子。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让他们做了之后，肯定会造成将来中国男多女少，造成严重的问题。我的一位朋友想出了这样的办法：用立法的手段，让每对夫妇都能生育一男一女，这样既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而且每个男人都有老婆。这种构想假设某种生活方式会适用于每个人，因而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其实，这两种想法合在一起，并不构成一切可能性——只有把所有的人只能有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作为前提，它才算完备。我认为这个前提是十分可疑的。仅从婚姻家庭领域来说，每个人就不一定都要结婚；结婚后也不一定要生育；如果允许生两个孩子，也会有人坚持要两个儿子而不是一男一女，等等。

乌托邦这个词来自摩尔的同名作品，里面不但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还详细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罗素对它有一个评价：在这样精心构想的社会里生活，一定是十分乏味的。参差多样是幸福的命脉。对罗素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被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是件可怕的事。但是看看农民的生活，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也没有什么变更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就相当于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生活不像书上说的那么美好。我把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单调划一的社会叫作后乌托邦社会，把美好二字扣掉，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