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德国统一之路（2）

年轻的俾斯麦认识了一位贵族小姐，希望与她结婚，但却没有钱，于是希望用赌博的方式赢一笔钱，结果不但输了很多钱，而且欠下许多债务。后又结识一个牧师的女儿，但她后来跟一位军官结了婚。赌场、场都失意的俾斯麦只好回到家乡，过了一段庄园贵族的生活。但不甘寂寞的俾斯麦很快开始从政，被任命为河堤监督官。这份差事很适合他好斗的性格，在职期间他维持正义，坚决不做任何屈服和退让，结果树立了很好的口碑。不久，他借此参加议会选举，成为一名候补委员。这时体现出俾斯麦擅长使用手段的一面：他逼迫一位正式议员以患病为由退出，自己于1847年5月顺利成为正式议员，时年32岁。

次年，欧洲爆1848年大革命，普鲁士国王被俘，俾斯麦决定利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再进一步。于是他来到柏林，没想到在途中遇到了威廉亲王的妻子，她请求俾斯麦帮助亲王，俾斯麦拒绝了，但此事并未影响俾斯麦的仕途，后来威廉一直非常器重他。

1851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的普鲁士代表，后升为大使，并在此任上干了8年。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失常，其弟威廉亲王摄政，任命俾斯麦为驻俄大使。

1861年，威廉亲王登基，称威廉一世，因在扩军方面与议会生矛盾，于是任命扩军派领袖俾斯麦出任内相。但俾斯麦不满于仅仅成为内相，不愿履职。1862年春，俾斯麦回到柏林，但威廉一世迫于压力仍无法任命其为相，俾斯麦请辞，改任驻法大使。但不久俾斯麦就得偿所愿——当年，普鲁士议会新一轮选举中自由派获胜，立即否决了普鲁士政府的军事预算计划，结果扩军受阻。议会与政府陷入严重的对立中，此时能让双方都接受的人选只有俾斯麦，于是威廉一世立即召回俾斯麦，任命其为普鲁士相兼外交大臣。

1862年，俾斯麦登上了普鲁士的政治舞台，成为核心人物。上任伊始，他就强烈地表现出强硬的政策——9月26日，他在下院表了演讲，表示出了他的“铁血倾向”。1862年9月30日，即他任相后的一个星期，他出席了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时政府与议会因扩军问题矛盾重重，所以与会的只有20多个委员），会上讨论了关于1863年拨款的决议草案。俾斯麦在中，开始时还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他是多么重视政府与议会共同解决预算问题，接着，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提出他对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基本见解。他说：“……虽然我们不去寻求，但很难避免德意志的纷扰，这是真实的。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普鲁士必须集聚它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曾一再到来而又被放过。自从维也纳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就不是为一个健全的政治集合体而适当设计的。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铁和血。”俾斯麦此举原本只想说明他的见解，没想到舆论大哗。在整个内阁中，除了陆军大臣罗恩外，没有一个阁员支持他，由此他也获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威廉一世对俾斯麦的激进态度很担忧，10月5日，威廉一世在从巴登返回柏林的途中会见俾斯麦，他说：“结局会很清楚，他们会在歌剧广场、我的窗前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俾斯麦回答：“既然迟早要死，为何不死得体面一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必须抗争到底！”

就职后，俾斯麦并没有急于着手解决议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他并不在意这种争吵，甚至可以说蔑视——俾斯麦对资产阶级派系所主张的“宪法统一”十分鄙视，也不相信宪法的任何一项条文会使人产生力量，他说：“假如确实成功地按照这条新的、正在走的道路争得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祖国……那我可能会对这个国家新秩序的创始人表示我的感谢；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确信，普鲁士的荣誉并不取决于为了那些正在生病的议会著名人士在德国到处扮演唐·吉诃德……德国的统一和在议会的讲坛上作报告的权力不是同一类问题。”他嘲讽地说，“一个议会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被动员起来。”当然，俾斯麦除了把宪法统一视为毫无用处外，还敏感地意识到议会宪政对普鲁士容克统治的危害。在他看来，议会的民主政治思想，始终是一种有可能被街垒战士掌握统治权的威胁，说“这可能把民主政治的毒药撒进纪律严密的普鲁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