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的中国外交（2）（1）

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是传闻失实、报道有误，反说秘鲁一贯保护华工，并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是秘鲁急于与清政府立约，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谈判，所以葛尔西耶暗中请英国驻华公使来津劝李鸿章妥协，勿令葛氏返国，此建议也为李鸿章明确拒绝。看到李鸿章不为所动，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津赴京，想活动其他列强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对他说按照惯例，封河后自己将回到省城保定处理直隶省政务，公务繁忙，只能在第二年春回天津时再商谈立约之事。这样，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1874年5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双方均有准备，各有方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而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又活动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倾向妥协。这时李鸿章见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遂在6月底与葛尔西耶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既得利益“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这是中方原本不同意的。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或不甚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也被写入条款。如规定中国派员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其他外侨的一切权益，华工受到雇主虐待可向当地政府或法院控告，秘鲁政府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送其回国，秘鲁船只不准在中国口岸诱骗运载华人出洋，违者严惩。

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juanfredericoelmore）来华换约。事前，李鸿章已派陈兰彬、容闳秘密到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况。李鸿章得知中、秘签订条约后华工在秘鲁依然受到残酷迫害，非常气愤。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遏地写道：

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

由于秘鲁而无信，所以他提出如果不在照会中“剀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因此他认为不能就此与秘鲁换约，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即或加订条件，或添用照会，然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对李鸿章的提议，爱勒谟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表示拒绝，并且提出根本不应讨论此事。在谈判中，由于李鸿章等态度强硬，爱勒谟甚至拂袖而去，私下又找一些列强驻华使节为其说项，由他们“担保”爱勒谟在换约后交出照会。但李鸿章毫不退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8月7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李鸿章当然明白仅凭条约无法约束秘鲁，所以上奏朝廷立即派员出使秘鲁，随时保护华工利益。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三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

在中秘交涉中，李鸿章之所以“一反常态”地据理力争，表现出少有的强硬，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是因为他认为秘鲁只是一个各方面还较落后的小国、穷国，不足以对清朝构成威胁。而对强国，他则是“有理也让三分”。当然，此由他对“时”、“势”的判断所决定。在处理与“秘鲁虐待华工案”同时生的“马嘉理案”或曰“滇案”时，他的态度，则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