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的中国外交（4）（1）

经过与本国政府紧锣密鼓的联系，确定了此案方针后，威妥玛于8月初由上海返京路过天津时，主动找李鸿章商办此事，意在借李之力使清政府尽快屈服。***而清廷也指令李鸿章设法打探英国的真实想法，并要他尽可能“开导”威妥玛缓和事态，同时要求他与丁日昌“相机而行，力顾大局，俾免决裂”。因此，李鸿章在天津与威妥玛及其翻译梅辉立（w。f。mayers）多次会谈交涉。

“俾免决裂”自然成为李鸿章的指导方针。威妥玛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处理完日本侵台事件，正就秘鲁虐待华工事件与秘鲁交涉。在给朝廷的《秘鲁换约事竣折》中，他就提到“此次威妥玛为云南之事，气焰张甚”。在随后的一系列奏折和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他多次提到威妥玛“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殊甚骇异”。威妥玛怒气冲冲地说事已经生半年，中国一直拖延不办，并当着李鸿章的面指责总理衙门向来遇事总说从容商办，但却一件都不办，“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再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和局就要裂了”一再成为威氏的“杀手锏”。尽管李鸿章连连解释说中国一直按条约办事，但威氏完全不听解释，指责中国“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进而提出“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指总理衙门）几个人不可”。对此论，李鸿章则“严词辩驳，并晓以国政非尔等所能干预，彼此既经立约和好多年，难道竟将条约半途而废？且威大人与总理衙门大臣共事已久，均极相好，不应出此无理决裂之语”。

在多次交涉中，威妥玛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优待公使；清政府护送英国到云南调查的有关人员；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此案失察之责；派遣道歉使臣及责问岑毓英的谕旨必须明并在《京报》上公布。这些谕旨中凡提到“英国”字样必须抬写，因为中国文书中提到国、朝廷、圣上、祖宗、坛庙等都是抬写，英国此要求有与中国平行对等之意。

在与威妥玛的交涉中，李鸿章的策略是无论如何不能使谈判破裂，尽量将此事说成是当地“野人”所为，与当地官员关系不大。同时，表示可以满足威氏提出的一些条件。但对于诘责岑毓英一条，他提出现在况还未查清，要等到查确实后再分别参办。不过，在给朝廷的奏折和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他则对岑毓英大为不满。英方曾提出马嘉理持有中国护照，是合法进入中国境内反被地方官所杀，这说明“朝廷禁令不能行于外省，洋人入内地到处皆可藐视效尤，用兵劫杀，和约必不能守，衅端必不能免”。李鸿章认为英方的看法“语虽激烈，却亦近”，而岑毓英来信说当地军民“齐团守境，尚无不合”，表明“其于外交之道懵然不知，殆未为大局计，亦未为自固计耳”。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也写道：“岑公藐视外事，初太唐突，继复迁延，致成积衅。”同时，他在8月13日给总理衙门的《请酌允威使一二事》的信中建议同意派使臣赴英道歉、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抄、同意英人前往调查等事。总之，他的看法是同意“一二事”，“俾威使得有转场”。

但李鸿章的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威妥玛执意要求清政府满足全部条件。在这种况下，李鸿章对有可能“失和”“深为焦虑”，于8月24日又给总理衙门写信，再三强调他认为“滇案不宜决裂”的理由。他建议由总理衙门上奏，请旨密敕其兄李瀚章等“认真查究”，并且“措词不妨从严，缘滇中视此事太轻”。而“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他认为，中国只能委曲求和，并将其比作壮夫断腕：“语云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不能消也。”之所以强调“壮夫断腕”，因为他知道清政府不愿处罚有关官员，认为有失体统：“本案紧要关键所在，尊处难于措手，自恐有大吏失体之处。”因此，他对总理衙门劝道：“然若朝廷为其所累，致坏全局，则失体更甚。孰重孰轻，高明必思之熟矣。”当然，他的主张是处罚低级官员而轻责高官，不仅想让下级担责以保上级，同时还有进一步打消总理衙门对处罚官员的顾虑之意：“边将调练擅杀之罪重，而疆吏失察之咎轻，正所以保全疆吏。”他告诉总理衙门自己本想满足威妥玛一二项要求以息事宁人，但威氏根本不答应，“竟不肯丝毫通融”，故威妥玛已准备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对此，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不大碍国体，似可酌量允行，以慰其意而防其决裂。”因为一旦决裂，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