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季的中国外交（5）（1）

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彼时贻忧君父，如鸿章辈虽万死何可塞责。

最后这句话端的是一箭双雕，既表明自己如此妥协也是为了忠于朝廷，同时也是提醒总理衙门的官员：中英一旦决裂，你们根本担不起这个责任，“万死何可塞责”！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中英双方为“马嘉理案”反复交涉，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避免决裂。这固然是清政府早就定下的方针，但也与李鸿章的主张有关。

虽然威妥玛到天津与李鸿章多次会谈，想借李影响清廷政策，清廷也想要李鸿章打探威氏的真实意图，但李鸿章毕竟没有被正式授权处理此事，许多事无法做主。所以，威妥玛在1875年9月就回到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

回到北京后，威妥玛继续坚持优待公使、扩大各口通商特权、云南边贸、整顿商务等条件。对这些条件，总理衙门不可能完全接受，所以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好几个月。当然，在威妥玛的威逼下，中方步步退让。1876年4月，李瀚章、薛焕的查办结论终于出炉，奏报到京。按照他们的说法，杀死马嘉理和阻止柏郎的都是当地的“野人”。对此结论，威妥玛的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直同儿戏”，要求“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瀚章、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威氏同时声称：“中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这时，清政府准备在增开口岸及整顿商务等方面满足英国的要求，但坚拒将岑毓英等提交审讯。5月31日，恭亲王奕与几个总理衙门大臣访问威妥玛，威氏再次要求将岑毓英等多名中国官员提到京城重审。奕立即声明此事万难办到，案件已在云南审理结束，而且21日上谕已经宣示岑毓英因母丧丁忧去官。对于总理衙门的这种态度，威妥玛其实已经料到，所以在6月2日，他总括英国的要求列为八条。他告诉总理衙门，如果中方接受这八条，可以不重新提审岑毓英等中国官员，并电告英国政府除赔款外，“马嘉理案”已经结束。如果这八条被拒，他则坚持要求提岑等人到京审讯。如连此点也不答应，英国将从中国撤回使馆人员，要求巨额赔款，并占据部分中国领土作为担保。很明显，威妥玛知道清政府肯定不会同意将岑毓英等高官提京重审，实际是将此条作为讹诈清政府同意其他种种要求的武器。这八条要求是一年多以来，英方对于“马嘉理案”本身及英国扩大在华权益种种考虑的具体化。

威氏八条提出后，中英双方随即展开紧张谈判。对他的要求，清政府当然不能完全同意，但又害怕谈判破裂，于是请赫德出来调停。威氏看透清政府其实不敢反抗，只是不愿意一下子完全接受，总想讨价还价一步步妥协。而这时英国正因土耳其问题生国际危机，英国外交部要求威妥玛尽快解决此事，所以威氏对清政府的步步妥协政策已不耐烦，于是又要离京经天津赴沪，以谈判破裂相要挟。他这一招果然见效，清政府急忙命令李鸿章在天津设法挽留并尽量与他定议，这就为李鸿章正式介入此事提供了“引线”。

李、威会谈后，威妥玛一方面坚持离津南下上海，另一方面却又要求清政府正式委派全权大臣与他谈判，为“和谈”留下余地。威氏不久到烟台避暑，又通过赫德指名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到烟台与他谈判。在英方的威逼下，清政府于1876年7月28日命令李鸿章到烟台与威妥玛会谈，李鸿章正式负责解决此事。李鸿章认为此事应迅速了结，因为拖得越久，越易节外生枝，英方要价越高，而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是威妥玛借以要挟的主要手段，因此主张提岑毓英来京与威妥玛面质。但总理衙门认为“此举有碍中国体制，中国决不能允”，而其他方面均可让步。其实，这一年多的种种背景，已大体决定了谈判的结局，李鸿章也自知难有作为，所以大有进退两难之感。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可以对中国朝廷随意提要求，而他却不能随意对待他们，因为“稍不如愿，恐兵端随其后；若使其如愿，天下之恶皆归焉”。也就是说，如果不遂英方之愿，双方就可能开仗；如果满足英方要求，自己就要承担“天下之恶”的罪名。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表示原来希望能另派大员前往谈判，“今既奉旨专派，虽蹈汤火，岂敢固辞”，但他又大吐苦水：“将来筹办有未周到，不求局外原谅，不顾事后讥弹，幸同共济者尚能鉴其苦衷耳！”很明显，他深知谈判结果必定是屈服，会遭到国人痛责，他谨希望总理衙门和朝廷能体谅他的苦衷。另一方面，他这也是提醒总理衙门，谈判结局也有你们一份，责任要由大家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