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1）（1）

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

姓“君”还是姓“共”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

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缺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充分论证，使清廷再也不能不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表意见。

历史的裂缝铁路与政争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约四千，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讲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